文|韓松落

1947年春節前，少年曹瑞昌和母親、妹妹來到東北，在茫茫雪原上的小木屋住下，在門上貼上一個“福”字；

1983年春節前，中年曹瑞昌駕着馬車，駛過雪地冰原，送兒子曹東升離開七裡地，去國外讀書，臨行前給兒子一個“福”字；

2019年春節前，老年曹瑞昌的孫女獨自從國外回到七裡地，穿過雪地和冰河，來到家鄉的老屋，寫下一個“福”字。

這是許鞍華導演，金士傑、春夏主演的短片《七裡地》。故事雖短，卻橫跨七十年時間；入口雖小，不過是一家三代人在三個豬年裡的三個瞬間，卻囊括了中國這一百年的諸多大事：闖關東，恢複高考，香港回歸，乃至2019年，新舊十年的交接口。過去、現在的往來穿梭，編織出宏大的時間空間感。

隻有八分鐘，卻有多重意味，既渲染了鄉愁，濃淡相宜，也講述了傳承。祖孫三代人對“福”的執着，又喚出了中國人的精神共同體。

許鞍華看中這個故事，是因為她的東北情結。人們都以為她是地地道道的香港人，卻不知道她祖籍遼甯鞍山，在兩個多月大時，被家人抱着來到澳門，最後在澳門和香港長大。她對東北始終懷着難解的關懷。

當年拍攝《姨媽的後現代生活》，回到鞍山。深夜，她走在鞍山的街道上，覺得這裡很熟悉。她甚至因為擔心自己身為“骨子裡的東北人”卻拍不出東北味道而焦慮，夜夜失眠。後來她索性用一部《黃金時代》，借助女作家蕭紅的生平故事，痛痛快快地釋放了自己的東北情懷。

幾年之後，72歲的她，在自己的本命年回到東北，又拍出一個東北故事。碧空雁鳴，霜月葦野，北極星下，那些輪廓深刻的臉，就是他們永遠的原鄉。這種深情，是有原鄉的人才會有的深情。

人必須要有一個原鄉，或者現實中的，或者精神上的。隻有擁有這樣一個原鄉，才能可進可退，才能直面大世界，去往任何地方，在任何領域立于不敗。

台灣作家蕭麗紅的小說《千江有水千江月》裡，大信獲得了國外學校的獎學金，即将去國離鄉，貞觀這樣勸慰他：“隻要不忘懷，做中國人的特異是什麼，則三山、五海，何處不能去？”

是啊，何處不能去，何處不能往？但去往三山五海之前，總要在某處生長，在某處建設起自己的精神主體，初步完成“我是誰”的信念搭建。從此，去任何地方，本能上或許有懼怕，但在更高的精神層面上，不怕。

中國人的精神原鄉裡，有各種元素，“福文化”是其中最關鍵的一個。

這片土地多災多難，曾經經曆過許多往事、許多動蕩。所以，人們特别渴望平安幸福的生活，這種渴望最終凝聚成一個“福”字。在河南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已經有了“福”字，此後多年，“福”字不斷變化。它含有種種期望、種種複雜難言的感情。《七裡地》就用一個“福”字作為家的象征、情的象征、傳承的象征。

不過，中國是農業社會，農業生産的節奏，鑄成了中國人的信仰形态。中國人始終相信，春種，就有秋收。所以，我們一邊覺得，命運有叵測的、神秘的一面；一邊也相信，命也是日常生活的細節累積，是善與惡的量變質變。

對“福”，我們也是這麼看的，我們不隻認為“福”是精神上的、是帶有神秘色彩的，也認為它有現實的一面，是有規律的、可知的，是可以通過努力達成的。“福”不是迷信，也不僅是信仰，不是消極的等待，而是積極的行動。“福”是過程，也是結果。“福”和中國人積極的一面相攜而行，是中國人的文化吉祥物。

從一個“福”字，從它在精神和現實中所承載的意義裡，我們能夠讀懂中國，也能讀懂我們精神深處的原鄉。“福”文化就像西方文化裡的“愛”文化，承載了許多意義，收納了我們日常生活裡的許多秩序約定、許多道德規範以及精神追求。

有了這樣的懂得，有了這樣一個精神原鄉，“則三山、五海，何處不能去”。有了福，有了愛，有了期待，有了牽系，你我就可以去往任何地方，頂得住各種世事侵擾，甚至可以把自己變成新的驿站、新的故鄉，從此何處都有我，何處都有光明燭照，都有暖意烘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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