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精繪：蘇州彈詞長篇中的江南社會》是一本社會文化史著作。此書雖隸屬于《評彈與江南社會研究叢書》，但卻與他著頗有異趣。如果說其他著作是以論述“江南社會中的評彈”，此作則轉換視角，先聚焦于“彈詞文本中的江南”，再回到評彈本身。

自陳寅恪先生開創“以詩證史”之法以來，文學作品可作為研究曆史的重要史料已成為史學界之共識。《浮世精繪》（下文簡稱《浮》）即是遵循此理路，“以彈詞證史”，将彈詞長篇文本作為映射江南社會之鏡，讓讀者通過民間曲藝此一途徑，去探索江南的世間百态。

考慮到參與長篇彈詞書目創作和表演的是民間藝人而非傳統士大夫，故作者不是把彈詞文本作為精确而直接的“證據”來考證江南社會史，而是将其作為一面鏡子，把通過藝術折射的“鏡像江南”利用嚴謹地史學考證之法，進行深度還原。由于評彈是大衆藝術，于是本書所證之史，便是人民的曆史，着重反映的是江南人民的心态與社會文化。

評彈創作取材多來源于明清時期的市井文學，故彈詞文本在表現大衆心态和價值觀念上便勝于士大夫階級的文學。作者通過研讀大量文本後發現，彈詞在政治教育、情愛觀念、科舉觀念上有着鮮明的共性表達。此種共性表達，即是民衆在接觸、感受、觀摩到明清時期科舉興盛、黨政紛亂和禮儀教化後的反饋。鑒于民衆隔離于士大夫生活之外，所以他們的反饋既呈現出對以上事物熱切的窺探欲，又體現了民衆隻能隔岸觀火、無法深入其中的無奈與憤懑。正因為如此，彈詞文本中的科舉、政治、官紳生活是大衆“想象中的”；但民衆心态呈現卻非常真實。

譬如彈詞書目常有表現朝堂忠奸鬥争的作品，如《果報錄》《十美圖》《四香緣》《顧鼎臣》等。老百姓不是政争的參與者，為何彈詞卻頻繁出現此種内容？作者指出，由于東林黨、複社把政治鬥争的輿論場從朝堂延伸到在野，于是充斥着“戾氣”的門戶之見、黨派之争在社會上迅速擴散開來，而遠離朝堂的在野士紳在躁競、激烈的讨論氛圍中，逐步将政争過程簡單化，對立雙方臉譜化。至明朝中後期，政府對輿論管控日漸失效，民衆也能夠廣泛參與到政治讨論中。伴随着文化領域的商業化和世俗化，文藝創作者們開始追逐“熱點”題材，于是把政争納入其中。民間藝術創作者受限于階級身份和認知程度，隻能以簡化的“忠奸鬥”模式去描述想象中的政治生活。時至清朝，清廷對思想和輿論管制極為嚴苛。而隐藏于社會語境下對前明的懷念與反思如涓涓細流，悄悄地流淌在民間。雖然彈詞創作者們無法深入理解“反清複明”之意，但相關議題中蘊含的抗争精神，正好契合民衆對“邪不壓正”的樸素理解，于是“忠奸鬥”的主題又在彈詞書目中延續下去。

可見，民衆即便無法參與政治，但借助文藝創作可以表達他們真實的政治心态。尤其是在商業氣氛濃郁、輿論發達的江南社會，彈詞成為了民衆的“政治宣洩口”。“忠奸鬥”表達的是民衆對正邪對立、大是大非的樸素理解，有着普遍意義的真實。作者同時看到，民衆不僅是政治議題的被動接受者，同時也是輿論的反饋者。悠悠之口也影響到士大夫階級對政治人物的評價。所以，史學研究者要抛棄對通俗文藝作品的成見，不要對民間文藝懷有“皇帝也用金鋤頭”式的偏見，而要将其作為打穿研究社會史的一把錐子。

《浮》借助研究彈詞文本中的江南社會，打破了兩個對民間通俗文學和江南社會的“刻闆印象”——通俗文學宣揚愛情自由，江南商業興盛帶來了更為開放的社會。恰恰相反，長篇彈詞書目中少見元雜劇或明清小說中浪漫化、自由化的愛情呈現，其婚姻觀、家庭觀、教育觀具有保守傾向的儒家思想觀念。

譬如《玉蜻蜓》《珍珠塔》等充滿生活氣息、情感元素的長篇，其中對女性的要求依舊不脫“忠孝節義”四字。作者還指出，同治《蘇州府志・列女傳》中排除因戰亂、盜匪而死者，保守估計有230條女子守貞記錄；明清時期江南社會則有全國數量最多的貞節牌坊。

彈詞文本中的官紳家庭，其婚姻極具功能性，一則聯姻才子，提升地位；二則士商聯姻，交換利益；三則實行“買賣婚姻”。前兩者充分體現了儒家等級制度對婚姻控制和對階級躍遷的導向（《玉蜻蜓》《珍珠塔》），後者則被創作者加以批判（《雙金錠》），透露出對商業化婚姻的反感以及對儒家道德标準的推崇。但彈詞文本中幾乎不見為愛情反抗封建禮教的内容。

士紳家庭的教育觀念也是極富功利性的，即熱衷科舉。彈詞的創作者們雖為“小民”，但他們對待科舉的态度和士紳别無二緻：科舉可獲利，科舉為正途。彈詞文本中頻繁出現的科舉說教，正是對明清時期科舉成就輝煌和極為激烈的科舉競争的映射。

蘇州評彈

可見，通俗文藝并非皆具備反封建要素，反而像評彈這種更貼近日常生活的文藝形式，更能直接展示真實的而非浪漫化的曆史。若想在彈詞文本中看到斥責祿蠹的賈寶玉，或是情癡杜麗娘，則頗為天真。社會文化史研究要想做出更深入廣泛的研究，就要打破史料和視角的局限性，打破對民衆心态的固有認知，将目光聚焦到真正的世俗的事務和場景中去。

作為“以彈詞證史”的論著，《浮》頗有特色之處在于它讓研究者開始注意彈詞文本的史料價值，開啟了研究社會文化史的新角度。曾幾何時，史學界回蕩着“眼光向下”的聲音，然而具體如何“向下”則各有千秋。多數學者所看重乃是契約文書、族譜、村規民約等涉及鄉村、市鎮的經濟和制度的史料，“市井生活”和“非主流人口”常被忽略。但是市鎮發展到特定階段，必然會發生階層分化和職業分化。在“正經”的四民社會外，四處彌散的三教九流之輩也是市鎮發展的重要部分。他們雖被正統曆史叙述隐藏，卻真實地生存于曆史之中。而那些脫離于儒家禮制、佛道戒律的風俗和儀式，也随着他們走入尋常人家。彈詞創作者用大量文字去記錄這些被忽略的人士與風俗、儀式，拼湊起江南市鎮曾不為人重視的版塊。

《浮》通過對比彈詞文本和其他史料，呈現出一群迎合世俗權力、逐步化歸民間的僧道，也展示了巫婆、神漢、巫師、方士這類民間信仰群體如何彌補僧道未曾涉及的信仰領域。區别于正統宗教史研究關注的宗教發展、宗教理論和宗教儀式，《浮》更關切生存在江南市鎮中的居民如何利用宗教達成自己的目的，宗教人士如何利用民衆的迷信心理獲利。宗教的工具化在彈詞文本中一覽無遺。除宗教外，民間風俗在彈詞文本中也呈現出紛繁複雜的面向。如《玉蜻蜓》中的端午采百草常見于蘇州一帶，龍舟競渡在長江下遊與中遊各有區别，《白蛇傳》中呂洞賓崇拜在蘇州格外突出，以上記叙便是“百裡不同俗，千裡不同情”最佳描繪。筆者作為研究儒家禮儀的一員，也從此著中受到啟發。自宋元禮制下行後，儒家禮儀在民間已經幻化出徹底迎合百姓生存的一套流程。在彈詞文本和江南地方文獻中，吊奠禮品日趨豐富乃至奢侈，吊奠儀式中融入的佛道儀式并存在娛神娛鬼的現象，都表明市井民俗與正統儒家禮儀漸行漸遠。研究儒家禮制若不深入民間，必會陷入空中樓閣的困境。

如果說《浮》的前一部分是“彈詞中的江南”，後一部分則回歸“江南中的彈詞”。流傳于俗世的評彈藝術為了延續生命，不得不進行改革。文本内容趨于雅化，主流社會的正統觀念主導了彈詞創作，更為迎合清政府的文化政策；江南舊經濟中心由蘇州轉移至上海，評彈藝術借助城市發展重獲新生。進入都市的評彈既要迎合城市居民求新、求快、求趣的趨勢，又要融入時事新聞之類切合潮流的題材，還要面對城市中其他藝術形式的挑戰。新生與挑戰給予了近現代評彈藝術巨大壓力。面對這種壓力，作者在書末也表達了對評彈喪失創新動力和表演形式異化的憂慮。

與此同時，作為專業的曆史學研究者，作者面對彈詞書目的态度是非常審慎的。作者反複指出由于長篇彈詞的故事主旨、内容和表演形式具有鮮明的流動性，将其作為史料進行研究有三點需要格外注意。一則是要注重其中的曆史文化和社會心态因素，要區分“虛構的文字”和“虛構的動機”。文學作品雖是虛構的，但創作的背景、成因卻是真實存在過的。二則是要注意鑒别特定人物的描寫。三則是考證、分析文學類史料時要更為仔細、慎重。筆力有限，本文對此書的精彩之處不能一一道來，故以待來者。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