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文人們隻需弄清自己的選擇是否正确，自己行為是否符合社會要求，如有違正義，悖公德，則應及時檢省、約束、修正自己，隻要履行好一個文人應該履行的社會責任與義務，便無愧于内心，便是無悔人生。

唐朝詩人白居易寫道“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這句詩，不僅彰顯了古代文人士子的高邁氣節和超拔人格，而且體現了知識分子的社會擔當和時代責任。從古至今，大凡具有這種社會擔當和時代責任的文人，其吟詩作文的根本目的，不僅是為了抒發一己心緒情感，更不是糾結個人恩怨得失，他們常常把筆觸聚焦于表征自己所處社會症候和風貌的弱勢群體，從黎民的急切盼望和草根的殷殷期許中，去探尋和摹繪時代發展的病竈與願景，他們自己也在探尋和摹繪中，成為時代的先覺、社會的良醫、百姓的偶像，成為被後人所膜拜，所敬仰，所效仿的不朽文人。

撰寫影響當下，且傳承後世的道德文章，大體需要三個方面不可或缺的條件：一是在道德人格上，需具備大丈夫偉岸氣概，心系蒼生的正義良知，和奉獻天下的責任意識；二是在學識閱曆上，需要具備深湛古典學養，廣博的社會見識，和敏銳細膩的洞察思考能力；三是在人生機緣上，需正逢變革轉型的社會環境和時代氣候，正如劉勰在《文心雕龍》所說的“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有人說“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誠哉斯言。寫千古文章的個中辛勞甘苦，隻有文人自己最清楚，局外人和後人難以體會和理解，更何況很多文人雖然“一世辛勞文章事”，最終卻落得“無緣杏市被雨濕”的歸宿。

匪夷所思的是，盡管撰寫千古文章，關涉身前身後名，盡管寫作過程，非常困厄，比較艱辛，而且，最終還不一定為大衆，為後世所認可。但讀典籍，工翰墨，始終被曆代文人所津津樂道，且皓首窮經樂此不疲。究起根本原因，無非是文章一直作為社會和文人的雙重需要而存在：一方面，是人類社會進步總是借文章加以記載，梳理和展望；另一方面，文人也孜孜不懈地借助文章，來展示個人才華、體現自身價值。因此，自從人類社會邁入序統化管理軌道以降，文章就成為經營社會的重要工具之一，成為管理社會不可缺少的一項重要手段。

伴随人類文明的不斷進步，文章日益從一種個人行為，演變成一種社會行為，文人為了改變自身命運，對讀聖賢書，寫經世文，趨之若鹜，撰寫文章，遂成為一種時尚的社會職業，先人做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客觀評斷，是基于對文章經世緻用的社會功能的深切認知，這也說明讀書為文已成為古時文人追求的主流價值取向。

然而，“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南西北風”，世上确實也有些文人不合群，不入流，他們不秉持任何功利性目的和世俗性追求，喜歡一盞孤燈展卷、心無雜念著文，癡情癡迷于學術探索，熱心熱衷于文化傳承，默默地在朝着文明寶塔的路上跋涉前行，偶有心得體會便暗暗自喜、心曠神怡，如能邀得志同道合的朋俦前來分享更是快事，索性沽些美酒弄些菜肴，推杯換盞相互酬酢，臉熱耳紅淺吟低唱，酒席散去又鑽進書房，埋首于青燈黃卷，很少關注世事紛擾，即便進城觀風或下鄉問景，也衣着簡潔行囊清爽，我行我素，悠閑無羁，倒也不失一介書生的應有本色。其實，在這些文人心中，大有“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的慷慨氣度。他們堅信無論橫風多重，正氣終将直行；不管陰霾多濃，朗日終會高照，因此，守住甘苦寂寞，潛心修煉修為，便不枉人生、無愧家國。

毋庸置疑，社會發展需要文化傳承，國家進步需要文章描繪，但優秀文化的赓續，和優質文章的書寫，需要的是一批淡泊名利的文人來完成。

心境明澈的文人，懷揣一份執着默默地堅守，無需為身前身後有無聲名而煩惱憂慮，無需像當今某些學人那樣，為了課題中标榮獲大獎而焦慮歎息，更無需為不義之财而驚恐萬狀、為貶降榮衰而寝食不安。他們看似清苦慘淡寒酸，實則在與普通百姓的交往中其樂融融，真正享受到了淡然、悠閑、無慮的名士生活，談笑有掌聲，往來無牽挂，進入“穎脫不群，任真自得”的真文人境界。

由此，筆者聯想到人世間本該這樣，本應如此，沒有風生水動，哪來的潮起潮落，沒有樹雜花繁，哪來的五彩缤紛，各種人事物象的存在，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存在的邏輯。

所以，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人間所有現象其合道與否，自有自然法則，加以界定，給予裁決，文人們隻需弄清自己的選擇是否正确，自己行為是否符合社會要求，如有違正義背離公德，則應及時檢省、約束、修正自己，隻要履行好一個文人應該履行的社會責任與義務，便無愧于内心，便是無悔人生。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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