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代的戰車

春秋到戰國，變化之大，堪稱兩個時代。可多年來，人們習慣于用“春秋戰國”來統稱，使它們的界限，尤其是文化上的差别變得模糊不清。春秋時期的文化，是周代禮樂文化的下移和普及。而戰國時期的文化，則是諸侯耕戰文化的崛起與擴張。

春秋時期全圖

史載春秋時代，華夏兩河流域，小國林立，有一百五十餘國。

春秋霸業，尊王攘夷，春秋君子，以義相持，以詩相感，以禮相交，以盟相救，世風純美，戰風尚古，天子尚存，雖說王命不行，猶有周禮正音，衰而複興。

那時候，士人的傳統，乃系于六藝——禮、樂、射、禦、書、數，士集六藝于一身，躬身于事，故《說文》稱：“士，事也。”

士的時代，“遊于藝”，不光治國要用一整套的禮樂形式遊于藝，國與國之間的外交也要遊于藝，要開展文質彬彬的詩禮外交，就連戰争也免不了要遊于藝，中原各國會戰，開戰前要行禮，要等到一整套禮儀完成以後才開始交戰，在戰争進程中，天子要派觀察員來對戰争進行觀察，并根據周禮對結果進行仲裁，這樣一來，戰争就似體育競賽。

但在戰國時期，靠戰争發家的新生代，已經厭倦了國際仲裁和禮制局面的均衡，戰争開拓了他們的眼界，培養了他們的野心，使他們變得更加殘忍，為了打赢戰争而不擇手段。

春秋時期，幾十輛戰車會戰，已是一場像模像樣的戰争，到了戰國時期，這樣的戰争規模，就是小菜一碟，動辄數十萬大軍厮殺，即不講禮儀，也不講禮義，諸如齊桓公“興滅繼絕”，晉文公“退避三舍”，那種經典的貴族式戰風，早已經成為曆史了。

更有宋襄公與楚人戰，恪守戰争禮儀，以至于兵敗而死，令人唏噓。

然而，正是這樣一位春秋時期讓人緬懷的悲劇人物，成為了戰國枭雄們的笑柄，直到今天，不是還有人在嘲笑宋襄公尊禮為“蠢豬式的仁義”嗎？真是豈有此理！

新生代王者，他們不滿足于春秋霸業，認為小打小鬧，戰争永遠結束不了，要戰，就要“以戰去戰”、“以殺去殺”，就要囊括四海，并吞八方，一統天下。

戰國七雄地圖

曆史進入戰國時代，在黃河流域，以“三家分晉”、“田氏代齊”為标志；在長江流域，則以吳、越之戰為标志，大國之間，為滅國而戰，已經開了戰國先例。

前510年，吳、越之戰打了三十七年，最後越王勾踐滅吳。

這種以滅國為目的的戰争，奏響了戰國時代兼并戰争的序曲。

這是戰國的風尚和志向，其時代意義就是戰，而且是殲滅戰。

戰争需要戰士，制勝依賴計謀，這是一個戰士和策士的時代。

戰争，沒有文化，就用兵法，兵不厭詐，惟有殺！

從吳、越戰争開始，到秦始皇帝統一六國，整整二百五六十年間，戰士和策士成為了時代的主角，成為了戰争的主力。戰争的精神，就是尚力的意志，戰士的使命，就是追求力、釋放力，在中國曆史上，少有像戰國時代那樣崇尚“力”的世風。

儒家“崇德”，為春秋代表，而法家“尚力”，适應了戰國需求。

法家之“力”，乃兵民合一，耕戰合一，全民皆趨為耕戰之士。

耕戰合一，打開了農民的仕途，成為戰士，使戰争不再是貴族的特權，而是變成了以農民為主體的全民戰争，使得農民可以通過戰争之路轉化成為新的軍功貴族。

但農民一旦成為戰士，有關戰争的貴族禮儀就徹底的沒有了用武之地，讓農民去行禮、吟詩，即便通過軍功上升為貴族，若不經過三代人的洗禮，也沒那份雅緻。相反，他們無視貴族習氣，以粗鄙的功利主義，摧毀了貴族禮義。

戰争，不再展示文化，不再演示實力，不再是在國際仲裁下的有限度的國家格鬥，而是無限的殺，是國與國之間你死我活的殺，戰争全民化，戰争超限化。

春秋到戰國，變化之大，堪稱兩個時代。可多年來，人們已習慣于用“春秋戰國”統稱這兩個不同的時代，使它們的界限，尤其是文化上的差别變得模糊不清。

春秋時期的文化，是周代禮樂文化的下移和普及。

而戰國時期的文化，則是諸侯耕戰文化的崛起與擴張。

春秋諸子争鳴和諸侯争霸，仍帶有禮樂文化的封建氣質。

而戰國諸子争鳴和諸侯争霸，則帶有耕戰文化的軍國作風。

它們不僅理想不同，而且欲望迥異，正所謂同床異夢者。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7卷，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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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剛、李冬君原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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