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蘭性德為康熙皇帝所殺，這個說法出自《李朝實錄》。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距納蘭性德之死四年，距明珠失寵被罷相貶職一年，朝鮮使臣發回朝鮮國内的一份“别單”，記錄了自己在天朝大清的見聞，其中有這樣一事：“又有成德者，滿洲人，閣老明珠之子，自幼文才出群，年才二十，擢高第，入翰苑為庶吉士。皇帝嫉其才，而殺之。明珠因此緻仕而去矣”。這在當年并非聳人聽聞。

漢族文士對納蘭性德之死的驚訝、狐疑，也是因有此說法流傳。聽到納蘭性德死訊後“始猶狐疑”、後認為“天不可問”的大有人在。

曆史一去不返，今天的人要了解過去的真相，隻能依靠史料，即遺留下來的文字記載、實物遺迹以及口頭傳說等。文字史料又無外乎兩大類：官府文書和私家記載。

“官書”與“私記”

“官書”與“私記”價值各有長短，原則上應并重兼采、綜合利用。至于究竟偏重哪一種，應視具體情況而定。

“官書”的短處主要在“諱飾”。對當朝統治者不利的内容皆“一一諱飾淨盡，不留痕迹于實錄中”，名為《實錄》的，實為虛錄。

乾隆皇帝在主持編修《四庫全書》時，要求民間獻書，借機銷毀的書籍總數三千餘種、六七萬卷以上，不知有多少部《紅樓夢》一樣的巨著被銷毀掉了。

鑒于這種情形，“私記”的長久就顯現出來，“私記”能夠暴露一些“官書”所掩蓋諱飾的曆史真相，有時比“官書”更為真切，有的具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

“私記”的最大短處是誣妄，嚴重者甚至進行事實捏造和人格诽謗。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中國曆史時，史料的中心與邊緣也是需要綜合利用的。

如除“二十四史”外，周邊的藩邦小國也有大量關于“天朝”的不同文種的史料記載，如朝鮮、日本、泰國、越南等，這些文獻很少受到“天朝”文字獄的絞殺，也躲過了大規模的文字删改與銷毀，因而有獨特的價值，在真實性上甚至優于“天朝”的某些正史記載。

才高招忌

野史記載、“私記”流傳的納蘭性德為康熙皇帝所害，其原緣無非是兩個方面：一是明珠失寵，政敵乘機發難，逼皇帝下決心害死明珠“才高招忌”的公子。

明珠為康熙皇帝重臣時，招集了很多漢族知識精英養在家裡做門客。明珠還不惜重金搜購珍貴典籍藏書，在府中建立了一個蔚為大觀的圖書館，讓他豢養的知識精英們作為咨政的參考，讓這些門客成為自己的智囊團。

每次上朝應對皇帝的考問、壓制同僚的風頭，都會拿出智囊團策劃的方案，有理有據、審時度勢，皇帝聽了總是很滿意，同僚特别是官場競争者很受壓抑。

一時間，皇帝對明珠有些言聽計從。因此當時有民謠說：“要做官，問索三；要講情，問老明”，索三即指索額圖，老明指明珠。

明珠豢養漢族知識精英、其中不乏反清複明義士（入仕之前），成為攻擊的要害，向皇帝進言中也捎帶了其公子納蘭性德，因為這些知識精英常年與納蘭性德在明府飲酒作詩，成為明珠招集智囊團的掩護。

所以納蘭性德被讒言毀謗，而且口風傳到康熙皇帝耳朵裡。因此，三月當中康熙皇帝連續的兩個舉措：下聖谕儆戒明珠，書賈至《早朝》詩贈納蘭性德，都可能是一種試探。

皇帝如欲害死納蘭性德，或明珠丢兒保己以平危機，都是很容易辦到的事：在寢室令其飲下毒酒後謊稱病亡。

因愛加害

第二個緣由來自清代筆記史料，稱納蘭性德一表妹入宮被康熙皇帝所喜愛，後發現納蘭性德與這個宮女舊情難斷，龍顔大怒，于是加害之。

清王朝建立後對後宮制度進行了改革，大大減少了宮女的數量。順治十五年禮部奏定宮廷中女官及宮女總數為153人，其中大多為司燈、司樂、司簿、司食、司采等工役。

到康熙年間，據《聖祖實錄》記載，比順治年間後宮人數還要少。且清初宮中女官、宮女皆為滿洲人家族中女子選錄，所以納蘭性德表妹被選入宮是可能的。《紅樓夢》中寶玉的姐姐被選入宮為妃，薛寶钗待選卻未能入宮，描寫的正是這個傳統。

“宮怨”本是自古以來詩詞的一個傳統題材，到清代由于後宮制度改革，“宮怨”詩詞産生的社會條件已漸消失，一般性地傾訴宮怨已不再是詩詞題材。納蘭性德的“宮怨”詞有感而發，似與表妹入宮杳無音訊有關。至于曾潛入宮内與表妹相見，則近乎文學描寫。

《李朝實錄》中朝鮮使臣發回國内的“見聞”，其中說納蘭性德“入翰苑為庶吉士”并不準确，因為納蘭性德中進士後想入翰林院而未成。

據此可以為朝鮮使臣的這個“見聞”所錄是不準确的，隻能說明當時的輿論中對納蘭性德之死，有“被害”一說。但也沒有足夠的依據絕對排除“被害說”，有待更多真實可靠的史料的發現，和更為深入的學術考證。

,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