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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記錄了一個苦難的時代

生活 更新时间:2024-07-20 01:27:26

今天是狄更斯逝世150周年。

雖然已過一個半世紀,但狄更斯筆下的人物卻鮮活如初:奧立弗·退斯特、大衛·科波菲爾、小耐兒、小杜麗們依然吸引着新讀者,影視不斷重複塑造着他們的獨特性格與樣貌。這大概是後世對為數不多的大作家們的特殊待遇。

1812年,狄更斯生于樸次茅斯市郊,主要生活于英帝國的巅峰時期——維多利亞時代。狄更斯從小癡迷戲劇,有強烈的表達欲,但因父親負債,狄更斯在11歲時不得不去黑鞋油作坊打工。後父親被捕入獄,狄更斯第一次親身接觸到監獄,監獄的形象也在他一生中投下了陰影。帶着成為“博學而受人尊敬”的人的夢想,狄更斯在父親出獄後進入威靈頓寄宿學校,但15歲時終因父親的财務危機而徹底退學,進入社會。

為了謀生,狄更斯先後做過律師事務所初級文員、下議院記者、速記員、議會記者等。最終,也許出于寫作本能,1833年,狄更斯開始正式寫作。1836年《博茲劄記》出版,大獲成功,從此狄更斯開始了漫長的創作之旅。《匹克威克外傳》《霧都孤兒》《大衛·科波菲爾》《雙城記》《遠大前程》……這些至今讓人耳熟能詳的作品,在當時受到讀者的極力追捧。狄更斯無疑是當時最受讀者歡迎的作家。

為什麼狄更斯可以擁有如此多的讀者?最重要的原因也許是狄更斯與時代的緊密關系。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幽默、美學、哲學、社會無不成為狄更斯作品中的重要内容,而幽默的寫作風格讓其作品更容易讓各階層讀者接受。盡管狄更斯本人是中産階級的典型,但作為一個抱有人道主義精神的作家,狄更斯的觸角也伸向了“光圈之外的黑暗”,對兒童教育、選舉、政治等制度的批判讓其作品更有力量,某種程度上說,更為敏銳。他對窮苦人真正的關心,對人道主義的頌揚,讓他的作品至今仍有強烈的吸引力。

人在時空中生存與發展,偉大作家的成長離不開他生存的時代,同時也總是能夠給予他生活的時代以重要的影響,英國作家查爾斯·狄更斯與他的時代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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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的時代:以人道主義為武器》專題封面。

撰文|趙炎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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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政治制度

揭露政治、法律、教育制度的弊端

狄更斯是19世紀英國著名作家,也是至今為止世界最著名的小說家之一。在不算太長的一生中,他一共創作了15部長篇小說(一部未完成),以及大量的中短篇小說、戲劇、散文、随筆、遊記等等。狄更斯生活的時代,是英國曆史最偉大的階段——維多利亞時代。維多利亞女王18歲(1837)登上英國王位,82歲(1901)離世,她在位的64年間,大英帝國進入了它的黃金時代,包括殖民地,它的領土面積達到了3600萬平方公裡。在它鼎盛時期,經濟總量占全球的70%,工業生産能力比世界其他國家的總和還要多,對外貿易額超過世界上的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其繁榮昌盛為世界各國所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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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英國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代表作有《霧都孤兒》

但是,經濟的繁榮并沒有帶來全民的富裕。整個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貧富差距十分懸殊,貴族宮殿式的莊園旁邊,是農民破敗的草舍;工廠主舒适生活的同時,是失業工人絕望的掙紮。當時英國著名的保守黨首相迪斯雷利曾把英國說成是一個有着“兩個民族”的國家,并警告說:“當茅屋不舒服時,宮殿是不會安全的。”另一方面,為了保持工業的增長和經濟的繁榮,英國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與法令。這些政策與法令一方面鞏固了英國資本主義制度,保持了經濟繁榮,另一方面,也對下層民衆造成了極大的傷害,如遭到狄更斯猛烈抨擊的“新濟貧法”、“債務人監獄”等。

社會的陰暗面給狄更斯的創作提供了無盡的素材。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對這些陰暗面進行了廣泛的反映和猛烈的批判。其重點則是那些與現實生活和人民大衆密切相關的方面,如當時英國的政治、法律、教育等方面的弊端,金錢的罪惡,以及人性的陰暗、統治者的無能、有錢人的自私、功利主義的盛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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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多利亞時期倫敦照片,是該時代工業化的一個縮影。

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政治制度是1688年“光榮革命”後建立起來的,在當時是先進的,但沒有“與時俱進”。到狄更斯生活的年代,已經百孔千瘡,成為社會進步的障礙。如選舉制度,1715年英國的選民人數占人口總數的47%,到1813年,則隻占25%了。另一方面,社會已經發生巨大的變化,而各個選區卻仍然按照幾百年前制定的古老選舉法劃定。有的選區已經荒無人煙,卻仍在議會占有席位。《荒涼山莊》中,德洛克這樣的大地主,隻需定期派人下到自己所在的選區,就能成為國會議員。而已經成為新的人口聚居地的城市和新興工業區,卻在議會沒有代表。《我們共同的朋友》則揭示了金錢在選舉中的作用。維尼林花了數千英鎊,便如願以償地進入國會,成為下議員。特權與金錢,成為選舉的兩大法寶,這樣的選舉有多大的公正性,便很值得懷疑。

對于英國的黨派制度,狄更斯也進行了尖銳的諷刺。《匹克威克外傳》中,伊頓斯威爾的藍黨與淺黃黨沒有任何本質的區别,然而為了黨派的利益,它們裝出有重大分歧的樣子,互相對立、互相拆台,在一切小事上制造糾紛,把一切問題都變成黨派之争,互相掣肘,嚴重地阻礙了社會的進步。此外,在《小杜麗》中,狄更斯對政府機構的代表“兜三繞四部”的諷刺與批判,在《艱難時世》《巴納比·拉奇》中對國會和國會議員的批評,也是十分尖銳的。

狄更斯批判了當時英國引以為豪的法律制度與法律機構。他批評法律的不公與虛僞。《霧都孤兒》通過奧立弗與孤兒們所受的非人待遇,抨擊了“濟貧法”;《艱難時世》中抨擊法律的虛僞和金錢基礎。工人斯蒂芬希望與酗酒而又精神失常的妻子離婚,然後與自己心愛的女工瑞茄結婚,而他的老闆龐得貝則告訴他,“是有這麼一條法律”,“但是這條法律對你根本不适用。這需要錢。需要大量的錢。”狄更斯從形而上的角度揭示了法律的神秘、邪惡的性質。《荒涼山莊》中,誰與法律沾邊誰就倒黴。龐大的法律機器自我運轉着,直到受害者倒地死亡為止。法律機構和法律程序也是狄更斯批判的對象。《荒涼山莊》中的大法官庭,作者稱它是中世紀遺留下來的“白發罪人”中最為“罪大惡極的一個”,它繁瑣的訴訟程序,其目的隻有一個,就是耗光當事人的錢财,至于案件本身的公正解決,則不是它關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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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裡恩導演影片《霧都孤兒》(1948年)。

狄更斯對于當時英國教育體制的批判十分尖銳。狄更斯的教育觀是大教育觀,整個人生就是一個教育的過程。他的《霧都孤兒》《大衛·科波菲爾》《遠大前程》等小說,都描寫了主人公從童年到青年、中年甚至老年的過程,小說探讨他們怎樣通過挫折和教訓,逐步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

就學校教育而言,狄更斯主要通過對《尼古拉斯·尼克爾貝》中的“寵兒學堂”、《大衛·科波菲爾》中的“撒倫學堂”兩所學校的剖析,集中揭露批判了當時英國教育中存在的各種弊端。如學校辦學的目的是賺錢;學校的教學方法是打罵,撒倫學堂的校長克裡克随身帶着鞭子,看誰不順眼就沒頭沒腦地打下去;學校的教學内容低劣、不系統;教學、管理人員素質低劣。寵兒學堂的校長史奎爾斯原是一個小商人,因為做生意賺不到錢,于是改行辦起了學校。

狄更斯進一步指出,學校教育弊端如此之多,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社會不重視教育,另一個重要原因則是教育指導思想錯誤。《艱難時世》中,“教育家”葛擂硬用功利主義原則指導教育,隻講“事實”,不講感情、人性。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之下,學校教育弊病叢生,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2

批判金錢的罪惡

反對不擇手段追求金錢

狄更斯小說另一重要内容是批判金錢的罪惡。狄更斯并不反對金錢本身,他反對的是不擇手段地追求金錢。

他對金錢力量的認識是深刻的。《霧都孤兒》中,蒙克斯為了獨吞遺産,處心積慮地要把自己同父異母的弟弟奧立弗送入賊窟。《匹克威克外傳》裡,律師道遜與福格為了金錢,先是唆使巴德爾太太控告匹克威克先生毀婚,後又把兩人先後送進監獄。圍繞着金錢,上演了一幕幕的人間喜劇。金錢的罪惡還突出表現在它對心靈的腐蝕和人性的破壞上。《遠大前程》中的匹普,本來是一個純樸、善良的孩子,但自從有了“恩主”惠顧之後,便慢慢變得虛榮、虛僞、忘恩負義起來。到了晚年,狄更斯對金錢的認識又深了一層。《我們共同的朋友》中,他從哲理的角度對金錢進行了一定的探讨。小說以垃圾堆作為财富的象征,突出金錢肮髒的一面,指出正是金錢的魔力和人心的貪婪,造成了各種社會罪惡。隻有像鏟除垃圾那樣鏟除人心的貪婪,社會才能變得美好起來。

狄更斯對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社會的批判是廣泛而猛烈的,但他并沒有受到當時英國官方的打壓,反而受到社會的肯定。他批判的某些弊病比如“濟貧法”,對兒童的打罵式教育等受到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對這些弊端的糾正與消除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這與當時英國社會的相對自由和法制的相對完善是有一定關系的。社會的相對自由使狄更斯可以暢所欲言,法制的相對完善使那些被狄更斯的批判所涉及的人和部門無法對他進行報複。作為作家,狄更斯不必刻意讨好官員與政府部門,他需要的隻是讀者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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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多利亞時期,貧民窟及貧窮人家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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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思想和行事準則

自由、平等、博愛的人道主義

文學創作要引發讀者的深度情感和廣泛的社會影響,作家的天才必須與他所處時代的傳統相融合。出生于維多利亞時代的狄更斯融會貫通了拿破侖興亡時代(即英勇的過去)和英帝國主義時代(即對未來的美好憧憬)之間的英國傳統,既表達了維多利亞時代中産階級的品味,同時又深深紮根于古老的英國傳統之中。從藝術上看,狄更斯繼承了英國傳統精神中的幽默和道德哲學;從主題上看,狄更斯的小說有着深邃的曆史意識。

狄更斯批判的武器是人道主義。維多利亞時代英國資本主義發展迅速,以自由、平等、博愛為核心的資産階級人道主義深入人心,作為一個有良知的作家,狄更斯真誠地接受了人道主義,将其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和行事準則。他從人道主義出發,批判英國社會的陰暗面,同情下層人民,為他們的苦難與不幸呼籲和發聲。他的有些作品,從其他角度不好理解,從人道主義的角度出發,困惑就迎刃而解了。

如《雙城記》,國内很多學者困惑于小說既反對貴族對下層民衆的壓榨與殘忍,又反對民衆對貴族的反抗與報複;既反對壓迫者厄弗裡蒙底侯爵,又反對被壓迫者德伐石夫婦。其實,原因在于小說的出發點是人道主義。在狄更斯看來,貴族對民衆的壓迫是違反人道主義的,而民衆對貴族的暴力報複也是違反人道主義的,革命的暴力和反革命的暴力,都需要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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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電影《雙城記》。

當然,十九世紀絕大多數歐洲作家都是主張人道主義,反對暴力的。雨果在《九三年》就曾指出:在絕對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個絕對正确的人道主義。不過,狄更斯反對暴力,除了其人道主義思想之外,還有英國社會本身的背景。英國社會推行的是漸進性的變革,沒有法國革命那樣的腥風血雨。即使是改朝換代的“光榮革命”,也沒有發生流血沖突。可見,狄更斯不喜歡暴力,還有英國社會曆史本身的原因。

人道主義思想有多個層面,狄更斯的人道主義偏重道德與人性兩個層次。對于人性,狄更斯有深刻的研究與理解。在他的小說中,我們處處可以看到他對人性的獨到見解與描繪,在某些方面,甚至很少有人能夠與之匹敵。如他對人性的複雜與深度的認識,在細微的事件中挖掘豐富人性内涵的本領。

對此,埃德加·約翰遜寫道:“正如埃德蒙·威爾遜所指出:狄更斯可以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師父,因為《罪與罰》和《卡拉馬佐夫兄弟》兩書從狄更斯對殺人犯及社會叛逆者的研究中得益不淺。1870年狄更斯寫約翰·賈斯珀時已經探讨難理解的、複雜的、神經錯亂的領域。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有某種牽強的喜劇性。但比起狄更斯的輕松愉快和生氣勃勃,他就望塵莫及了。”陀氏以對人與人性的探索著稱,威爾遜将其與狄更斯比較,認為他在某些方面還不如狄更斯,從一個側面肯定了狄更斯對人性的認識與探讨。

人性是狄更斯人道主義思想的基礎與出發點,而狄更斯人道主義思想的主要内容則是道德。狄更斯觀察社會,是從人與人的關系出發的,其人道主義思想也主要在對這些關系的處理之中體現出來,因此,道德很自然地成為其中的主要内容。狄更斯的道德觀念可以分為三個層次。核心層次是高尚、誠實、仁愛;中間層次是正直、勇敢、無私、利他、厚道、溫柔、忠誠等品德;表面層次則指人們的教養、生活作風、處世态度,如文雅、謙和、禮貌、自尊,等等。道德,是狄更斯認識、評價社會的主要出發點,也是狄更斯小說内容的基本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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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兒童。

狄更斯小說的基本主題,有的本身就是一個道德問題。如《董貝父子》批判傲慢,《馬丁·朱述爾維特》批判自私。有的小說的基本主題不屬于道德範疇,但道德仍是小說思想内容的重要組成部分。《荒涼山莊》主要批判當時的法律制度與司法機構,但其基礎與出發點仍是道德,在批判的同時,作者又對自己的道德思想做了充分的闡述。

除了主題,狄更斯小說的人物與事件也都有着豐富的道德内涵。狄更斯的小說中,正面人物都具備理想的道德品質,反面人物都違反這些道德原則,而中間人物則具有好、壞兩種道德因素。人物命運也往往與其道德成正比,道德正,命運也為正,道德負,命運也為負。隻有少數人物,道德正,而命運為負,如《雙城記》中的卡爾登,《老古玩店》中的小耐兒,這一般造成崇高的氛圍或悲劇的品格。

4

分期連載的刊發方式

将英國長篇小說提高到成熟的高度

一般地說,作家本人的道德與社會流行的道德不是一回事,而文學作品中表現的道德與上述二者又有區别。衆所周知,維多利亞時代以講究道德而著名。十九世紀英國資本主義得到長足發展,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根據自己的利益規範人們的行為,英國資産階級豎起道德的大旗,把16世紀以來的清教徒道德發展到登峰造極的程度。由于标準太高,一般人很難做到,但在社會的巨大壓力下,表面上又不敢違反,于是隻好說一套做一套。這造成了維多利亞時代又一個重要特點:虛僞。

對于維多利亞時代的社會道德,狄更斯有順應也有修正。如對當時頗為流行的實用主義精神,他是不贊成的,在《艱難時世》中,通過葛擂硬這個人物進行了辛辣的諷刺與批判。但在總體上,對于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狄更斯是順應的。不過與當時雖然提倡這些道德,但并不認真實行的英國上流社會人士不同,狄更斯是真誠地相信并且盡可能地實行這些道德的。由于狄更斯本人的道德觀與社會道德基本吻合,表現在狄更斯作品中的道德思想與作者自己的道德思想大體是一緻的,隻是前者更加純潔、美好、更帶理想的色彩。比如在作品中,狄更斯宣揚絕對的仁慈、完全的利他。他筆下的正面主人公很少懲罰惡人,很少注意個人的利益。但在現實生活中,狄更斯顯然認為,适當地注意個人利益,并不違反道德。對于現實生活中的惡人,他也不主張絕對的心慈手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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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時世》,狄更斯 著,全增嘏、胡文淑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1998年版

對于小說,狄更斯的貢獻也是巨大的。這裡不談其小說本身傑出的藝術成就,隻從小說史的角度指出兩點:

第一、誠如法國傳記批評家安德烈·莫洛亞所言:“理查森對心理描寫作出了貢獻,菲爾丁對叙述故事作出了貢獻。……司各特用曆史小說、哥德史密斯和斯特恩用幽默小說和感傷小說拓寬了這條英國小說的康莊大道。在這個時候走來了狄更斯,他面對的是孩提時代的小說,要求不高的讀者,廣闊無邊的未被描寫的素材。”狄更斯以菲爾丁的傳統為主,融合理查森、哥德史密斯、斯特恩等人的長處,通過自己的創作,将英國小說特别是長篇小說提高到成熟的高度,并為它的繼續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第二,狄更斯改革了小說的發行方式,使小說成為真正大衆化的藝術形式。十八世紀中葉,約翰遜博士《緻切斯特菲爾德伯爵的信》,宣告了文人依靠恩主的時代的結束,文學開始走向普通民衆。但書籍的價錢與公衆的收入之間始終存在一定的距離,阻礙了文學作品的完全大衆化。狄更斯“創造性地運用并發展了久被廢置的長篇連載的形式,把一本書的價值化整為零,使廣大低收入階層的讀者能夠在自己經濟許可的範圍内讀到時代最優秀的作品,使小說真正地走進千家萬戶的門檻。”分期連載的形式賦予了作者更大的自由,使作者擺脫了圖書館的中介,直接面向廣大讀者,感受他們的要求,反映他們的願望,不僅普及了小說,而且使小說進一步走向成熟。這既是狄更斯對小說的貢獻,也是當時的時代給狄更斯提供的機遇。

狄更斯的成長建基于他的才華和勤奮,但也有賴于他所生活的時代與社會。時代與社會為他提供了成長的環境與成才的機遇,反過來,他的創作也影響了時代與社會,促進了它的發展和進步。狄更斯的成功不是僥幸的。


本文為獨家原創稿件。作者:趙炎秋;編輯:張進,楊司奇;校對:翟永軍。未經新京報書評周刊授權禁止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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