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奇帆說，世界上有個經濟規律，各國的個人所得稅都比企業所得稅低，但我國相反，個人所得稅高于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25%，個人所得稅45%）。這導緻企業老闆年薪隻拿一塊錢，消費則通過自已的企業支出，躲過了20％的稅差。那些在香港和新加坡開工資的企業，也都是出于規避個人所得稅的目的而轉到了低稅的地方。因此，我國個人所得稅率雖然很高但卻收不上來，成了世界上個人所得稅收繳最低的國家，而且稅收的80％來源于低收入的工薪階層。
有人認為這就是貧窮的原因，實際上這裡的情況很複雜，對工薪階層的高稅收隻是原因之一。
我國的改革定位為對外開放型，外貿、投資和内需三駕馬車，長期是外貿一馬當先，外貿和投資二馬當先，内需從來都是拖在後面。我國的對外依存度非常高，内需自然受到擠壓，占GDP的30％的數字一直不大好看，統計部門為此調整了統計方法，但實質未變，靠内需提振經濟始終指望不上。
消費為什麼上不去？
首先我國長期的戰略重心是外貿、外資、外企、外币，所以向企業讓利，特别是向外資、外企讓利成了正确慣性。企業所得稅從1980年代的55％下調到現在的25％，而45％的個人所得稅不動，就表明了經濟增長的依賴趨向一一更重視外資外貿，内需沒有成為被鼓勵的寵兒。黃奇帆說将兩個稅率颠倒過來，窮人富人都按45％或更低的稅率交稅，那就翻過來了。實際上，要自由化和全球化，搞外向增長型的加工經濟，對接國際産業鍊，我們當時拿出的最大籌碼就是全結構的高素質低收入的勞動者和近乎于無嘗使用的土地。要堵住高收入者避稅的漏洞就必須找到相應的補償措施，如果将起征點上調到2萬元（有多個這樣的提案），在措施不到位的情況下就難免會兩頭落空，因此我們就出現了高稅率、低起征點的個人所得稅的奇觀，低收入者成為交稅的主力軍。
80％的工薪階層是經濟興旺的主體，這些人交了高額個稅，就削弱了消費的能力，20％的人拿走了80％的收入，卻消費有限，市場貢獻率低，内需提振不起來。但事情并未僅限于在個稅方面，對于工薪階層來說它還不是大頭。市場構成的第一要素是人，有效需求長期不足是更深層的原因。工薪階層的後顧之憂是現實和預期沒錢（進項會儲銀行），教育、醫療、住房和養老的壓力拴住了消費的欲望和行為，捆住了經濟上行的手腳，也将限制國内統一大市場的有效循環。
因此，個稅問題要重視，教育、醫療、住房和養老的籠中欲望被釋放出來尤其必要，隻有着眼點落在有效需求上，80%的市場購買力才能充分活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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