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水涸龍駒伏，未央廄前秋草綠。驢駝負石玉門關，舊苑空馀三十六。”這是明人詩中凋敝的敦煌景象，而這種凋敝景象一直延續到清朝末年。孤城遙望玉門關，橫越幾萬裡的長風，再也沒能吹開嘉峪關緊閉的城門。

長煙落日孤城閉，敦煌的光彩早已湮沒在昔日的繁華中。敦煌也曾車馬如龍、胡漢交融，上元夜、燃燈會、舞席歌筵、火樹銀花、大啟千燈之夜，盛極一時。然而歲月終有起伏，時光未曾因繁華稍作停歇。

唐玄宗天寶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亂爆發，煊赫一時的大唐王朝分崩離析。而敦煌，就此在曆史的風雨中飄搖。千年文明交彙處的敦煌，從此再也聽不見聲聲駝鈴，再也看不見車馬交錯。它安靜地坐落在祖國的西北邊陲，塵埃滿面、兩鬓如霜，倔強地等待着下一縷曙光的出現。

敦煌莫高窟在沉睡了百年之後，它沒有等來一個得以使它安然無損的文物愛好者，喚醒它的是一個逃荒農民，名叫王園箓。後來因入道教，就是那流傳千年的王道士。

隔着百年滄桑，當再提起王道士，很多人都說自己懂王道士，懂他的為蠅頭小利變賣佛經文卷、佛畫刺繡，更懂他暮年之後的凄慘生活産生的原因。但如果王道士真的隻是這樣一個為蠅頭小利變賣那些曆史文書、佛教經卷、絹畫刺繡的見錢眼開者，又怎會被後代又愛又恨呢？又為何為他修建了一座敦煌最大、最高、相對氣派的道士塔呢？

鹹豐六年（1853年），此時的清王朝已經開始走向下坡路，昔日的輝煌如餘晖一般默默地沒入地平線。西北邊陲的敦煌已無人問津許多年，昔日喧嘩熱鬧的敦煌，依然存在于清朝的版圖上。然而，僅僅隻是記錄。

1853年夏日，沒有聒噪的蟬鳴，隻有一陣又一陣的熱浪，熱浪驅着莊稼走向凋落，顆粒無收的狀況驅着人們遠離故鄉，年幼的王道士就是離鄉大軍中的一員。

長河漸落星辰低垂，衣衫褴褛的王道士帶着一身風塵，走在東方天際逐漸亮起的晨曦裡，漫長的時光把他帶到了甘肅酒泉。風沙滿面衣衫褴褛的王道士，在漫長的路上早已是饑腸辘辘。大旱之季，各地均已彈盡糧絕，隻有一處，尚有糧草，王道士為滿足口腹之欲毫不猶豫地報名參軍。

肅州地區向來道教盛行，道士習慣在駐軍兵士中傳播道教教義。王道士在軍中便已皈依道教。歲月悄然流轉間，王道士已到退役之時，從甘肅酒泉到湖北麻城，對于他來說，這未必是一個好的選項。不如蓄發受戒成為真正的道士，即可解決衣食住行之問題。

王道士并沒有經世治國的夢想，也沒有留名青史的願望，他隻想過吃飽穿暖、衣食住行有保障的生活。可命運總會被曆史催着前進，王道士也許天生就該屬于敦煌，而敦煌的輝煌仿佛也隻能通過王道士才能再次耀眼東方。

道士自古就有雲遊四方的傳統，王道士也不例外。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已入不惑之年的王道士雲遊至敦煌三危山時，偶然間發現了布滿精美壁畫和雕塑的洞窟。驚喜之下，王道士驚呼“極樂世界，乃在斯乎！”從此，王道士便定居于敦煌莫高窟。

沉寂了數百年的敦煌，終于等來了一縷曙光，透過飛揚的塵土和被光陰封存的石牆，敦煌莫高窟的藏經洞被發現了。那隻是一方小小的石室，卻堆置了十六國至北宋七百多年間的曆史文書、佛教經卷、絹花刺繡等五萬件文物。

每每看到王道士發現敦煌藏經洞，我便幻想，如果王道士未在敦煌駐足、未曾清理流沙，藏經洞也許就不會被發現，敦煌文物也不會流落國外，至今未歸。

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無為勝有為，對于敦煌文物而言，讓它繼續沉睡在流沙之下，繼續活在蒼涼蕭瑟的西北邊陲，活在人們的意識之外，這便是對它最好的保護吧。

可沒有王道士，還會有李道士、張道士、周道士……

敦煌藏經洞的發現，開啟了一段塵封的曆史，也是中國敦煌文物颠沛流離的開始。鳴沙山畔千年莫高，它曾将漢魏隋唐風骨看清，也曾癡纏過異邦人離去的背影。但如今隻能帶着回憶開啟一段颠沛流離的生活，也許在離開那一刻曾有歎息聲入耳，那不僅是王道士的歎息聲，也是時代和光陰的歎息聲。

“王園箓既是小個子，又是小人物。我見過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縮縮，是那個時代随處可以見到的一個中國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農民，在甘肅當過兵，後來為了謀生做了道士。幾經轉折，當了敦煌莫高窟的家。”這是餘秋雨《文化苦旅》中對王道士的描寫。

許多人得知王道士與敦煌的關系，也是從餘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中得知。也正因為《文化苦旅》，王道士被認為應該對敦煌文物的流失負責。敦煌千古事，苦樂誰心知？餘秋雨先生寫出了敦煌莫高窟文物的苦，可王道士的苦卻被遺忘在了曆史深處，被戈壁的風沙掩埋，不見其蹤，無人問津。

藏經洞被打開後，王道士曾四處奔走上報消息，請求文物保護，卻無一位官員和學者，重視于此事。對于敦煌莫高窟而言，王道士應該算是第一位敦煌守護人。藏經洞發現後，王道士盡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應該做的一切。

從王道士認識到藏經洞經卷文物價值那一刻起，他便開始了匹馬孤征的艱辛的文物保護征途。他曾徒步行走五十裡，懷揣兩卷經文，奔向時任敦煌縣令嚴澤，試圖祈求縣令引起重視，保護敦煌文物。可愚昧無知的嚴澤，把這兩卷經文看作是兩張發黃的廢紙罷了，寥寥兩語便打發了王道士。

兩年之後，敦煌又來了一位新來的縣令，王道士再次帶着戈壁的風沙與幾卷經文向縣令報告，可得來的不過是好好保護一句空話，順便還順走了幾卷佛卷經文。至此，敦煌文物開始了它的第一次流亡生活。

可王道士并不甘心，他從藏經洞中精挑細選了兩卷經文，騎着毛驢奔赴酒泉，800多裡的路程未曾讓他灰心，風餐露宿的生活也未曾使他回頭，他深知敦煌文物的價值，他不敢停下，亦不敢回頭。

不知經曆了多少日的提心吊膽，他終于見到了時任安肅兵備道的道台延棟，可延棟潦草浏覽經卷上的文字之後，隻得出一句，經卷上的字不如他的書法好，便了卻此事。

之後，偶有人來到莫高窟，但來者皆是擄取，今日失一經卷，明日丢一畫像，王道士有心保護文物，卻無能為力。漂泊的亂世，冰冷的戈壁，人如草芥，來者皆是達官貴人，王道士一個逃荒的農民，又如何護得住這千年文明呢？

三次求助當地政府無望，無奈之下，王道士隻好上報于帝都。敦煌定若遠，一信動經年。風雨飄搖的年代，清王朝内部早已自顧不暇，又怎會理會遠在戈壁的敦煌呢？又怎會注意一個小小道士的請求呢？不知戈壁上交替了多少個晝夜，遠在西北大漠的王道士，始終沒有等來帝都的回複。

1900年，這是中華民族沾滿血淚的一頁，八國聯軍侵華戰争爆發，中華大地陷入水火，北京城淪陷，頃刻之間民族危亡。而遠在西北戈壁深處的敦煌，也即将開始一場令人心碎的文物遷徙。

從1900年開始，到1907年，長達七年的奔波，王道士靠着四處募捐，積攢錢财，聘請夥計幫助清除洞窟中常年淤積的沙子，修補毀損建築。在光緒三十三年到三十四年，僅僅兩年時間，就已耗費白銀一萬餘兩。上報帝都的消息尚無回複，對于接下來的修複，王道士再也難以籌集到錢财，這時，斯坦因來了。

斯坦因以二百兩銀子，從王道士處騙買走古籍二十四箱、佛畫刺繡品五箱。次年，法國人伯希和以白銀五百兩，騙買各類古籍佛畫六千件。之後日本人、美國人接踵而至，可王道士萬萬沒有想到，中國人也在其中。

當斯坦因把敦煌文物的價值宣傳于全世界之時，當朝命官才認識到了敦煌文物的價值，可并不是千方百計保護敦煌文物，而是絞盡腦汁将其竊取、占為己有。這是敦煌文物遭受到的最大的傷害，就連醉心于壁畫的張大千也參與其中。曾經的天衣飛揚、滿壁風動，而如今，卻處處殘缺破敗。完整的壁畫故事，有一塊被方方正正的剝落，隻剩光秃空洞的石壁。

1910年，清政府下定決心保護敦煌文物，将敦煌剩餘的經卷送往北京保護，可每到一處，經卷便流失一部分，等到帝都的時候，所剩經卷寥寥無幾。

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裡，吹度玉門關。祁連山冷峭的雪線還在，石窟裡端坐的佛像還在，而藏經洞中的經卷刺繡卻所剩無幾。面對官府的不作為，無理掠奪，王道士痛心不已。

在官府未曾注意到敦煌文物時，藏經洞在王道士的管理之下從未發生過無故大量散失的事。即使是斯坦因和伯希和，也是持有當地官府開的許可證，并且一路受官兵保護，王道士并沒有能力阻攔。

鳴沙山畔千年莫高，舉世震驚的藏經洞内，經卷文物所剩無幾。王道士看到被粘走整塊壁畫後的牆壁，光秃裸露，深感無能為力。

1914年再次來到敦煌的斯坦因在《斯坦因西域考古記》中曾記載到王道士對這次事件的看法：“說到官府搬運他所鐘愛的中文卷子緻受損傷，他表示後悔當時沒有勇氣和膽識，聽從蔣師爺的話，受了我那一筆大款子，将整個藏書全讓給我。受了這次官府的騷擾之後，他怕極了，于是，将他所視為特别有價值的中文寫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他愛敦煌文物，他将保護敦煌文物、修繕毀損建築為己任，擇一事終一生，他将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敦煌。可到晚年，他卻因變賣敦煌國寶，成為敦煌的千古罪人，被當地村民辱罵、索要錢财，可那七百兩銀子，他從未占為己有，他全部用在了修繕廟宇上。

在高度的思想壓力和輿論壓力之下，晚年的王道士不得不裝瘋賣傻，伴着佛教經卷度過殘年。1931年農曆四月十八日，勤勤懇懇一輩子的王道士溘然長逝。

他是一個小小的道士，是一個逃荒的農民，是一個文化素養不高的人，這樣的人，在960萬平方公裡上，不過是滄海一粟罷了。而在敦煌，他卻成了戰士，成了西北土地上一塊頂天立地的豐碑，風吹不倒，砂石不催。

敦煌文物的流失不應該把責任歸因于任何個人，那是曆史對整個清朝的嘲諷。我們從來都不是冷漠的曆史旁觀者，我們身處其中，一睹其相。

面對第一位敦煌守護者，我們錯怪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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