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漢語拼音方案出台，從此漢語拉丁化第一次有了由官方強力背書的标準化方案。從1950年代至今，漢語拼音方案在海内外影響愈來愈大，已經大有成為全世界默認的漢語拉丁轉寫方案的趨勢。

但是鮮為人知的是，漢語拼音草創時代，不僅僅想用它來轉寫普通話的讀音。恰恰相反，雖然漢語拼音設計基于北京語音，但是這套方案卻用在了其他的方言，甚至其他語言上。

推廣普通話的過渡産品

推廣普通話作為基本國策正式寫入憲法是1982年的事，可這并不代表推廣普通話活動從1980年代才開始。1950年代，推廣普通話已經成為中國語言政策的重要一部分。不過，當時強調各民族要先在内部推廣自己的标準語。對于少數民族來說，學會民族标準語才是第一要務。對于很多沒有文字的少數民族，都依據漢語拼音方案制作了一系列文字方案。理想狀況下，各少數民族應該先通過接近漢拼方案的少數民族文字學習自己民族的标準語，随後順利接軌學習漢語普通話。

根據中國官方标準，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地名用漢拼拼寫當地語言，上圖為内蒙古部分地名的拼寫

對于漢語使用者而言，所謂民族标準語自然就是漢語普通話。然而漢語方言衆多，很多方言和普通話差距非常巨大。1958年，在制定漢拼方案同時，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調查也在火熱進行。就方言調查的實用目的說，其主要訴求是摸清方言和标準語的對應規律以幫助民衆更快地學會普通話。因此在各地調查結束後很快就出現了各類《XX人如何學習普通話》的小冊子。不過當時人口流動遠遠沒有現在劇烈，多數人能接觸到普通話的唯一途徑是收聽廣播，推廣普通話的效果并不是太理想。

在現實困難下，類似少數民族那樣，先推廣一種區域性的标準音，再通過其為中介接軌到普通話上成為一種可能的操作模式。而要做到這一點，也就需要用漢語拼音的既定規則拼出地方方言。

《福建人怎樣學習普通話》

方言拉丁化的嘗試

根據一套較為統一的原則制定各地拼音方案在此之前就有先例。

1929年，中國共産黨早期領導人之一瞿秋白和蘇聯語言學家克洛科夫制定了一套基于北方話的漢語拉丁化方案。1931年，蘇聯符拉迪沃斯托克舉行中國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會，提出拉丁化新文字應該推行到各方言以迅速提高中國人的教育水平。許多方言拼音方案被制定出來，首當其沖的就是經常被當作漢語拼音前身的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此外，四川話拉丁化新文字、江南話拉丁化新文字（上海話）、廈門話拉丁化新文字、揚州話拉丁化字母表、瓯嘉話拉丁化新文字（溫州話）相繼問世。主要通行于當時的解放區和蘇聯遠東中國僑民社區。

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可以看出和後來的漢語拼音已經非常接近

這一系列的新文字雖然已經難以考證制定者之間到底有否密切交流，如何協調，但是最終方案的字母讀音對應規則互相之間相似度非常高，而且已經和漢語拼音相當接近。雖然拉丁化新文字于1944年在解放區被廢止，但是這一系列的方言拼音影響力仍然存在。1950年代的一些四川方言論文仍然有使用四川話拉丁化新文字标音的。可以說，這些形形色色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是漢拼式方言拼音的先聲。

比較有意思的是，雖然理論上說，和普通話接近的北方方言更容易套用漢語拼音，但從1950年代以來的實際情況看，真正制造了漢拼式方言拼寫的仍然以中國東南的南方方言區為主。

官話區内部差異相對較小，一方面在北京音以外另立标準作為學習普通話的過渡意義不大，另一方面，東南地區曆史上傳教士活動較多，他們為了方便傳教往往制定過當地方言的拉丁拼音。這讓東南地區對拉丁方案也有更大的熟悉度和需求。甚至有些方言，如閩南話的傳教士拼音閩南白話字在當地取得了近乎正式文字的地位，不但不會漢字的文盲使用，就算會漢字的也樂于使用。

著名婦科專家林巧稚出生于廈門鼓浪嶼。她除了是優秀的醫生，也曾經擔任過對台閩南語廣播的播音員。作為書香門第出身的大家閨秀和醫生，林巧稚當然不可能是文盲。但是根據記錄，在撰寫對台廣播稿件時，林巧稚醫生仍然習慣使用閩南白話字。不光如此，林巧稚醫生發表的英文論文中，署名為Kha-Ti-Lim。仍然遵循閩南白話字中“林巧稚”的拼寫。在20世紀50-60年代，閩南鄉間使用白話字仍然相當廣泛。甚至有人留意到白話字有一定的推廣标準音功能：惠安縣的農村婦女在用白話字讀《聖經》時就自動轉成了廈門話——白話字正是基于廈門語音的。

林巧稚醫生1936年發表的論文

廣東方言拼音方案

在這波制造拼音的浪潮中，位于中國南方、省内方言和北京話差異較大、同時内部差異顯著的廣東省可說最為積極。廣東曆史上由于偏居一隅，官話普及度向來很低，就算清朝在廣東設置所謂正音書院效果也并不明顯。加之廣東是著名僑鄉，港澳地區及海外都有大量廣東籍人士，因此廣東各方言的影響力也遠遠大于其他方言。種種因素作用下，在當時人看來，對廣東省的方言制定拼音方案是很有必要的。

1960年9月，廣東省教育部門一下推出了四套基于漢拼的拼音方案，分别是廣州話拼音方案、潮州話拼音方案、潮州話拼音方案、海南話拼音方案（80年代之前海南屬于廣東省）。

由于漢語拼音方案根植于北京音系，其拼寫主要照顧北京話的發音，用在語音系統大不相同的南方方言中都會遭遇嚴重的難題。原則上說，所有方言拼音和漢拼拼寫相同的字母發音也應該相同相近。

傳教士海南話拼音《創世紀》，後來的海南方案幾乎全盤抛棄了這套拼音，而且标準音點由府城移至文昌

公允地說，對任何一個拼音設計者，戴上漢拼拼寫規則枷鎖再設計方言拼音都如同螺蛳殼裡做道場，需要對有限的字母拼寫資源進行重組利用。同時，北京話中的很多語音對立方言中并不存在，可是漢拼式的方言拼音隻能放棄這些字母，不能将其回收使用。如20世紀中期以後，粵語中并不存在類似普通話s/x對立的區别，但是在漢拼式的粵語拼音中，規定i、ü前寫x，其他元音前寫s，所以“詩”拼為xi，“西”拼為sei。這種做法既跟19世紀至20世紀早期粵語存在對立時的拼音不同（拼寫和元音無關，構成對立，如“錫”sek、“石”shek），也跟基于粵語設計的拼音沒有這種區别不同（如香港拼音“詩”si，“西”sai）。

漢語拼音e的發音在用拉丁字母的拼寫中顯得較為特殊，多數用拉丁字母的語言裡，e多用來表示英語bed的元音/ɛ/或/e/。這在普通話中不成問題，因為普通話裡面/ɛ/在單元音中并不存在。隻有ye/yue等情況下e的發音才會變得類似/ɛ/。相比而言，粵語情況幾乎正好相反，e/em/ep/en/et/eng/ek/eu等韻母中的e都是/ɛ/。

按照标音應遵循漢語拼音的規定，這些韻母都不應該直接用e。方案中被迫用了é來表示這個元音。而粵語中本沒有漢拼e的發音，為了不至于浪費這個常見的元音字母，方案裡這個字母用來表示粵語裡的短a元音。而a字母用來表示長a。所以監的拼寫為gam、金的拼寫為gem。

廣州話拼音的韻母表

盡管所有方案的目标都是對标漢語拼音，不過四套方言之間顯然缺乏協調。粵語方案引入了普通話z/j分立的做法，但是海南話方案就直接廢用了j字母。海南話拼音對字母資源浪費情況極其嚴重，拼寫時c、f、j、k、q、r、t、w、x都不予使用。盡管這和海南方言自身的語音有很大關系，但考慮到方案中為了拼寫海南話的獨特發音存在hh、dd、gh、dh這樣的字母組合，整個系統為了遷就漢語拼音的規則無論在美觀還是方便程度上都可謂做了巨大的犧牲。

相較而言，四套拼音中以潮州話拼音最為成功。在以方言勢力強大聞名的廣東，潮汕地區也很特殊。相對廣東其他地方而言，潮汕社會環境保守而穩定、宗族力量強大，方言在各種場合的使用率更高。作為閩南方言的分支，潮汕話發音和漢字對應關系複雜，對方言拼音的接受度也更好。相對設計上存在較嚴重缺陷的漢拼式粵語拼音或海南話拼音，潮州話拼音設計整體較為成功，拼寫也比較美觀。方案雖然以汕頭音為正，但是給潮汕各地的語音都留有方便拼寫鄉音的接口。如“潮”字，汕頭音dio，潮州則可徑按潮州音拼為die。

潮汕拼音推出後應用相當廣泛。尤其是在字典辭書中廣泛使用。潮汕地區有方言讀書的習慣，因此對知道生僻字的潮州話讀音有強大的需求。潮汕地區中小學語文老師幾乎人手一本《潮州音字典》。這些字典裡面的注音就是用的潮州話拼音。

《潮州音》字典在潮汕地區有着近乎《新華字典》的地位

比起潮州話拼音的持久，廣東1960年代的制定的其他三種拼音就命運多舛了。客家話和海南話影響力相對較小，拼音也并不算通行。廣州話拼音則由于使用不便，在推出後并不受歡迎。不要說民間使用較少，甚至官方機構有時也不太待見，略帶官方色彩的《廣州話正音字典》就抛棄了60年代的漢拼式，而在《廣州話、客家話、潮汕話與普通話對照詞典》中，廣州話的拼音也在60年代漢拼式的基礎上進行了改良，最為人诟病的e/a表示短a和長a被改成了a/aa，和近年香港等地使用的拼音方案取得了一緻。

一本出售中的二手《廣州話、客家話、潮汕話與普通話對照詞典》

當然，以漢拼為基礎制定方言拼音并不僅僅止于60年代的廣東省。1982年10月，廈門大學主編的《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一書出版。這套書中的廈門話拼音依據漢語拼音制定，稱作閩南方言拼音方案。後來又有柳州話方案、上海話方案等非官方主導的方案。不過其影響力和官方主導的廣東四套漢拼式方言拼音就不可同日而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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