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真快啊，中國又到了一年一度白領變翠花的時候。雖然它說起來總是有些戲谑，但這檔換裝大戲每年必如約上演，早就成了《還珠格格》和《西遊記》一樣的中國式經典，還是一時半會兒不會劇終的那種。

“我在上海穿的這些衣服肯定不敢穿回家啊！”Elena在談及自己回家過年打算的時候說道。自己家裡人觀念傳統，平時偏好的穿衣風格在父母長輩看來就是怪異，“跟他們也解釋不清楚，所以回家還是換身行頭得了。”

和Elena抱有相同想法的“城市人”不計其數。Sherry也是其中之一，回家前一晚收拾東西，她從平日裡常拿的出差行李箱中拿出了一雙Jimmy Choo高跟鞋放好，替換進一雙舒适的平底鞋，“這是每次帶着去正式場合的，在家裡不需要穿這麼濃重。”她說。

在北京、上海、深圳等超一線城市裡，有無數個出入高檔寫字樓精明幹練的靓麗女性，緊身裙和高跟鞋是日常标配。他們的名字通常是英文的，加班結束後時不時去小酒吧喝上一杯，或是約會幾個名叫Frederick或Victor的男士。如果足夠講究，工作裝和聚會裝也是要分開的。

但一到過年回家，精緻的豬豬女孩就搖身變成了村口最樸實的二花。

在中國，城鄉一直是熱門話題。随着城市化的推進和教育制度變革，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從鄉村或低線城市湧入超級大城市，這仿佛已成了現代人奮鬥的必由路徑。年輕人們在工作城市和家鄉的生活方式有着不小差異，相比于在中小城市較為集中的第一第二産業，第三第四産業比如研究和設計類等知識集中的服務業則都聚集在北上廣深等大城市，對于經過高等教育開始追求生活質感的年輕人來說，許多家鄉不再能支撐起小資夢想。而作為最直觀的視覺反應，“美”這件事也随之變成富有沖突感。

在上海，“腔調”是年輕人們穿衣的第一要旨。尤其是近年來人們常提到的新中産一族，這個稱謂背後的含義并不僅僅是工資一欄的數字等級，更是一種追求品質和個性的生活标準。

新中産們早就脫離了穿帶有大logo的奢侈品牌，這被認為是低級的炫耀趣味。小衆設計師才是他們衣着品味的體現，100個人裡面隻有一個人認得出就足夠，看似不經意，卻滿滿的都是特立獨行的小心機。而對于凸顯富貴氣質的皮草，中産階級則會抱着可持續發展的态度表示拒絕，更不用說淘寶爆款，新中産絕不允許自己和别人撞衫。

這種标準也反饋在吃上，為保持符合城市新中産的輕盈體态，“沙拉健康低脂簡餐”是上班族午餐菜單上最常見的一項，即使吃完之後也像沒吃一樣，但内心的滿足感赢過了胃部的滿足感。其中，牛油果算是最能體現食物選擇觀的一個，不懂得以正确方式食用牛油果的中産階級都是僞中産，大概是因為牛油果不僅健康，價格也不低廉，比人人都買得起的蘋果好像高級一點。

“比如在來深圳前，我沒有養成喝咖啡的習慣，最多都是速溶，然而我們動辄就需要去咖啡廳見客戶談工作，甚至同事下午茶也會選在那兒。剛畢業的窮學生哪兒有什麼錢，隻能點最便宜的美式或者當日，那味道簡直就是噩夢。”從家鄉煙台到深圳工作的葉子描述着二三線城市和一線城市生活方式的區别，這樣的差異花費了她很長時間去适應。“連KTV都差很遠，我們家鄉的選歌按鈕都很簡單，到了深圳真是開了眼，剛開始别提有多别扭。”

不難看出，中産階級對自己的定義難免需要通過消費實現，這也成了品牌最常抓住的消費者心理洞察。在當下的年代，階級趨近于固化，心理的落差則需要各類型消費的寬慰，所以現在的很多消費模式，其實是建立在“給中産階級心理安慰”之上的，通過于此，中産階級在某一時刻有種“躍升階級”的錯覺。

所有這些習慣都由大城市滋生，相應的，大城市的生活方式也被年輕人進一步影響。在現代科技如此發達的情況下，互聯網有太多種方式可以讓人輕而易舉地假裝成新中産，動動手指就能打造出高端的形象，這給人留下一種一線城市年輕人熱衷“裝”小資的印象，覺得新中産就是“裝”的代名詞。

這一層僞裝的盔甲是大環境的産物，當環境改變，個體的行為模式若不随之改變，必然會被當成異類。但大城市對年輕人的改變不僅限于表現在外的生活方式，城市人的觀念難以避免地也會被同化，即使在一線城市隻是個螺絲釘一樣的打工仔，面對在家鄉工作的人時，依舊會存在來自鄙視鍊上遊的優越感，甚至對自己的家鄉變得排斥。

“我的一個同學也是這樣，在廣州工作優越感十足。上次微信聊天，他抱怨說廣州房價高，我說你存了那麼多錢，與其在廣州郊外買個小二手房，不如回來這邊買套豪華海景房和一輛車，然後娶個漂亮老婆豈不是美滋滋，我沒想到他居然說，XX這破地方有美女嗎？”Elena表示聽完朋友的言論，實在難以接受。

離開故鄉的人不再與在那裡的人分享着同樣的知識，不再依托那個地方生活，認同感漸漸淡化，這樣地方感的消逝成了新時代的趨勢。在新的城市生活或者不斷遷徙的人們在網絡上分享着全球性的知識體系，不再需要記住那些胡同小道，隻需要熟練使用電子地圖就可以穿梭于鋼筋水泥之間，不再對家裡飯菜的味道抱有執念，法餐或日料成了最熟悉的味道。

然而，并不是所有城市人都在城市生活中如魚得水，很大一部分中産階級是帶着焦慮在大城市營造着看起來還不錯的生活。英國雜志《經濟學人》在專題報道中稱，“中國中産是世界上最焦慮的一群人”。智聯招聘發布的報告顯示，有1/3的新銳中産經常感到焦慮，可能一不小心就會得抑郁症，而經常焦慮或偶爾焦慮的人群比例更高達95%。

财經作家吳曉波曾經有這樣一句話：“大部分中産階級都有可觀的收入，但沒有一個人覺得，我不要再去擔心錢的問題了。财務自由的擔心财富貶值，還沒有财務自由的想努力提升收入。”雖說中産階級這個概念有着明确的定義——中産階級一般指從經濟地位、政治地位和社會文化地位上看，他們均居于現階段社會的中間水平。但這一定義卻經不起推敲，而且含義含混，“中間位置”讓中産階級處于“上進一個階級很難、落後一個階級很容易”的狀态，所有生活方式都隻是在努力維持現有的位置，除此之外，互聯網的成熟，讓每一個中産階級的個體都更容易接收到别人的成功案例以及負面信息，這大大增加了他們的不安全感，進而引發更深的焦慮。

相對于大學畢業後留在城市裡工作的年輕人，階級之間的差異在外出打工的農村青年身上體現得更為明顯。農民工由“候鳥型”變成了“遷徙性”，遠離父母一輩堅守的鄉村土地後，城鎮生活的光鮮亮麗讓他們再也不想回到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家鄉。雖然某種程度上，他們實現了父輩們“進城”的夢想，但卻也要同時承擔着城市高昂生活成本帶來的壓力，而留守農村的父輩們也不能理解他們全部的壓力和焦慮。

過年回家，村裡的人認為他們是城市人回來了；過完年返城，城市人又認為農村人回來了。他們就在這種“二元角色”中轉換着，每回一次故鄉，他們必須進行一次角色轉換。

當回家需要進行角色轉換，傳統新年意味也開始發生變化。雖然表面上将一身行頭轉換到了家鄉模式，但青年心态卻依舊存在隔閡。如今千禧一代每到一處的第一件事就是尋找wifi，回到家也不例外，各持手機獨自偷歡，将親人晾在一邊是年輕人過年的常态，一項在北京白領中進行的調查顯示，三成以上的人記不清父母生日，九成以上的人不願與父母同住，也不願意同家人進行交流。這是社會信息化進程和個人主義大行其道的價值變遷過程中的必然結果，家庭越來越小，以及越來越多丁克或同性家庭出現，研究者把它稱為家庭的碎片化，年輕人越來越自由，越來越獨立，也越來越孤獨。

雖說很多年輕人過年回家後被嘲諷“卸下了面具”，但誰又能說得清楚在家的樣子不是他們的另一幅面具呢？哪裡才是真實的自己，大概年輕人自己都無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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