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我們對久遠的上古時期曆史文化的了解，都是通過《史記》這部不朽的巨著，

即使上古時期的人物和事迹尚處于“傳說”階段，

但在司馬遷的描述中，這個傳說時代留給我們的印象是“垂拱而治、天下清明”，十分美好，

尤其是堯、虞、舜禅位讓賢的故事，世世稱頌。

可随着曆史知識的豐富，人們也不免産生疑問：

司馬遷對于西漢建立之初至漢武帝太初四年近百年的曆史，自然是了解的，但《史記》記錄的可是3000多年的曆史，那麼他對西漢之前的曆史記載是否客觀呢?

這不，一部“骨灰級”的史書被“扒”了出來，

自打這部古本面世後，不少人開始懷疑《史記》粉飾了太平，遮蓋了曆史真相，

因為這本書記載的内容，與《史記》的說法簡直是“南轅北轍”，

甚至有人叫嚣着“史記騙了我們”、“曆史觀被颠覆”等等。

實際上，很現實地說，真正的曆史是不可能被還原的，隻能盡可能地去接近，

不要輕易去否定任何一個觀點，曆史也并不隻有兩面。

今天我們要說的便是這部古籍——《竹書紀年》，

它究竟有什麼來曆？竟然與《史記》的說法形成了抗衡之勢，

它和《史記》的記載有哪些不一緻的地方？

這部《竹書紀年》并不是現代出土的，而是出土于1700年前的西晉。

當時有個叫做不準(fǒu biāo)的盜墓賊，在夜色的掩護下，挖開了自己老家汲郡的一座戰國時期的大墓，

根據以往的經驗，他以為這麼一座大型的古墓，怎麼也得挖出豐厚的錢财珍寶，

誰知他進入墓室後，映入眼簾的卻是四處堆積的一卷卷竹簡，哪有什麼财寶，

他不甘心費這麼大的力氣就這麼空手而歸，于是順手撿起散落的木簡，點燃它們當火把用，

開始在墓裡找尋值錢的陪葬品......

當然他并不知道這些竹簡就是價值連城的史書文獻，許多竹簡因此被燒得隻剩下餘燼。

當地人發現有人盜掘墳墓後，火速報告給了官府，這可是大事，官府聽聞後慌忙派人前往處理，

盜墓賊被捕之餘，同時讓墓裡的大批竹簡出土，有多少呢？數十車.......

當晉武帝司馬炎聽說汲郡的一座古墓挖出來一堆看不懂文字的竹簡後，覺得這事不同尋常，

派出大批學者去翻譯竹簡，最後才知道這座墓的主人可能是戰國時期魏襄王（魏國第四任國君），

那些看不懂的“蝌蚪文”自然是秦國統一之前，魏國所使用的文字。

對這段曆史，《晉書·武帝紀》中有明确的記載：“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 藏于秘府。”

這批竹簡出土了不少古書，《竹書紀年》僅是其中的一種。

至于它之前叫什麼不知，作者也是大名鼎鼎的“佚名”，

所以當時人們稱它為"汲冢書"、"汲冢紀年"、“紀年”，

由于它寫在竹簡上，又是按年編次的，也有稱之為“竹書”、“汲冢竹書”，一般稱為《竹書紀年》。

這部書的名稱比較多，這點要注意，因為很多古籍也引用過它上面的内容，

有的就寫“竹書雲：.........”，有的卻是“紀年雲：..........”，其實都是同一本書。

這部《竹書紀年》是戰國時期魏國的史書，原共十三篇，珍貴的是，它按年編次叙述了夏、商、西周和春秋、戰國的史事。

還要注意的是，這部書在當時其實并沒有引起太多重視，連《史記》在當時都是“傳者甚微”，

再加上西晉後來内亂，又出現五胡十六國，這部《竹書紀年》的原簡早已散佚，

負責翻譯整理的西晉學者，衆多一流學者荀勖、和峤、衛恒、束皙、張華、杜預、摯虞、王接等人所作的釋文，也逐漸失傳了。

其實我們今天能看到的這部書，有兩個版本，都不是原版：

一版，我們叫作《古本竹書紀年》，

通俗來說，就是學者們在書海中尋找其他古籍引用的原書内容，重新整理，彙編成冊。

其中，清代學者朱右曾彙集了部分佚文，編為《汲冢紀年存真》；

近代學者王國維又在《汲冢紀年存真》的基礎上，重輯為《古本竹書紀年輯校》；

到了現代，範祥雍先生又對《古本竹書紀年輯校》加以校訂增補，

編為《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

另一版，叫作《今本竹書紀年》，

這一版書，較早的有明嘉靖時期天一閣刻本，本來有人認為也是天一閣主人範欽重新整理彙編的，但是，清代學者雷學淇見過元末明初的刻本，

說明這一版出現的時間還要更早，清代學者洪頤煊發現，南宋人羅泌在其撰寫的《路史》中，引用了一條與這一版完全相同的内容，他認為這一版最遲出現在南宋時期，

而且人們一直拿這一版當做原版重編來看待的，但是這一版“今本”與原版重編的“古本”有着很大差别，因為“今本”在重新彙編的過程中，增加了出自其他史書的不少史料，而且春秋、戰國部分全部用東周紀年，與“古本”用晉國和魏國紀年完全不同。

但這并不意味着它沒有價值，“今本”成書的時間若是在南宋以前，要比近代早了太多年，所看到的原本佚文可能比我們看到的要多，仍然有它的價值。

《竹書紀年》與《史記》的記載有哪些不一緻的地方？

這本《竹書紀年》與《史記》的記載，不僅僅是相差一點，簡直是相去甚遠，

兩書記載存在重大差異。

1.關于上古堯、舜之間的王位繼承問題。

據《史記》記載，堯帝因為兒子丹朱失德，在經過一番考察之後，把王位傳給了女婿舜。

舜起初是推讓的，但是堯死後諸侯們都不去朝見丹朱，都跑來朝見舜，于是舜認為這是“天意”，就此繼任了王位。

堯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 是乃權授舜,則天下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備而 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 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是為帝舜。

從上面的叙述來看，堯帝大公無私、退位讓賢，舜帝謙虛謹慎，被動地接受了王位，

而且權力交接的過程充滿了和平的氣氛。

那麼，《竹書紀年》是怎麼記載的呢？

哪有什麼美好和平，完全是一場舜發動的政變，

以下就是各史籍裡收錄的“竹書”記載：

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

舜囚堯于平陽，取之帝位。

舜放堯于平陽。

舜囚堯，複偃塞丹朱， 使不與父相見也。

後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

後稷放帝于丹水。

後稷放帝子于丹朱。

放帝丹朱于丹水。

從上面來看，堯帝後來失德，被舜囚禁在了平陽，并奪取了他的帝位，後來舜還将堯的兒子丹朱流放在了丹水。

注意，有一條在丹朱名字前還有“帝”的稱号，究竟是少寫了個“子”，還是的确就是“帝丹朱”？

别看一字之差，信息量可差遠了，

如果丹朱也稱帝了，那說明舜很可能是囚禁了堯，并發動政變奪取了丹朱的王位。

無論如何，《竹書紀年》記載的堯和舜權力的交接是充滿着陰謀和血腥的，

這與《史記》記載的美好交接，意思相差得太遠了，堯帝和舜帝的“聖君”形象皆毀于一旦。

2.關于禹是禅讓于益，還是傳位于啟的問題。

對于禹、益、啟三人權力交接的過程，《史記》是這麼記載的：

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

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啟，而辟居箕山之陽。

禹子啟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

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啟，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啟遂即天子之位，是為夏後帝啟。

也就是說，禹在臨終前，把王位傳給了益，但是益卻把王位讓給了禹的兒子啟，這也是諸侯和民衆的意願，于是啟繼承了王位。

這段記載的其實與堯、舜大同小異，無非也是歌頌禹無私，益讓賢的美德。

當然，《竹書紀年》裡這又是另一個話版：

益幹啟位，啟殺之。

益為啟所誅。

後啟殺益。

益代禹立，拘啟禁之， 啟反起殺益以承禹祀。

這個版本裡還有兩個不同的說法，一是禹傳位給了益，但禹的兒子啟發動政變奪取了王位并殺掉了益；

另一說是來自《韓非子》的佐證——“潘壽言禹情”注:“言禹傳位于益，終令啟取之。”

也就是說，原本禹把王位傳給了益，但卻讓兒子啟自己奪回來。

曲曲折折的，總是跟史記說法完全是兩個思想取向。

3.關于太甲是否殺伊尹的問題。

按照《史記》的說法，伊尹為了教育太甲，将他安置到了成湯的墓地桐宮，政事就由他本人與諸大臣代為執政。三年後太甲悔過了，伊尹便将王位還給了他，自己留下來繼續當太甲的輔佐。

伊尹死後，是以天子之禮陪葬于亳都的 ，奉祀為"商元聖"。

帝中任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 ……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于 是伊尹放之桐宮。三年，伊尹攝政當國，以朝諸侯。 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 太甲而授之政。

嚯！這樣的大臣實在是讓人敬佩，伊尹的賢名流傳至今。

但《竹書紀年》是怎麼記載的？

仲壬崩殺伊尹，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複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太甲殺伊尹。

太甲潛出自 桐，殺伊尹。

伊尹自篡立後，太甲潛出，親殺伊尹而用其子。

伊尹的形象也被摧毀了，據“竹書”的說法，伊尹奪位後把太甲流放到了桐宮，但是太甲逃出了桐宮，殺掉了伊尹，随後又任用了伊尹的兩個兒子.......

此外還有文丁是否殺季曆、鄭桓公為周厲王之子還是周宣王之子、共和執政等重大差異，本文就不一一舉例了。

那麼，《史記》和《竹書紀年》的一些說法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大的分歧？

《史記》和《竹書紀年》産生分歧的原因

以下也是我個人的看法，

先把史書從年代上做個分類。

我覺得《史記》是個截點，《史記》之後的曆史還是比較清晰的，

那麼在它之前，有什麼史書？

其實在很久很久之前，我們還沒有文字的時候，遠古先民是用歌謠來叙述日常經曆的，

而傳說中的三皇五帝最早出現在遠古歌謠和神話裡，

等商、西周有了可靠的文字記載，

人們又将一些重大事件，記載在甲骨蔔辭、銅器銘文中，以及如《尚書》、《周易》和《詩經》這些古籍中。

到了東周時期，也就是春秋戰國時期，還有諸子百家一一著書立說，其實我想說的是，先秦時期的史料是很豐富的，

但秦始皇一把火燒了太多，沒有幾本幸存下來。

而《竹書紀年》原簡，其實就是跟這些古籍是一個梯隊的，比《史記》要早200多年，

因為埋在地下，所以逃過了一劫。

當然，無論是司馬遷還是《竹書》的作者，其實對于上古和夏商、西周的事迹，都是要從更早的古籍中來獲取史料的，

很可能是兩書作者取材時，選了兩種不同觀點的史料。

就拿《尚書》舉例，記載的是自原始社會末期，至封建社會初期，橫跨整個奴隸社會的人物、傳說和事件，

比如堯舜禅讓、鲧禹治水、太康失國、盤庚遷殷、周公攝政、成康之治等等，

這部書也是曆代儒家研習之基本書籍，但是現在我們能看到的《尚書》也是存在真僞争議的，

更何況《竹書紀年》作者所在的戰國時期，那時候的儒家不僅沒有普及，還屢遭排擠，參考的未必就是同樣的史料。

但是到了西漢就不一樣了，司馬遷學的都是儒家推及的知識文化，寫法傾向于儒家的理想也無可厚非，時代局限思維。

另外，兩書的作者思想取向也不同。

再舉個例子，就拿《春秋》和《左傳》來說，

通俗點說，《春秋》就是提綱，《左傳》就是内容。

問題也正在這，《左傳》很明顯地豐富了曆史事件，比如春秋記載：某年某月某日發生了什麼，

左傳是怎麼記載的？

某什麼樣的年、什麼樣的一天、發生了什麼樣的事，事件的人物是誰，他帶着什麼表情或心理說了什麼樣的話，他的目的又是怎樣的。

看出區别了麼，這其實就是文學色彩。

同樣的史料，兩書作者看到的角度不同，思想取向也不同，所以，出現了偏差。

例如，以《竹書紀年》同《左傳》中的記載對比來看：

《紀年》曰:“鄭莊公殺公子堅”。

《左傳·隐公元年》曰:“五月辛醜，大叔出奔共。”

這部《竹書紀年》的作者，是站在一個事實的立場，隐含一種譴責的意思，說鄭莊公奪權勝利，卻殺了親弟弟公子堅的行為；

而《左傳》的作者呢，站在鄭莊公的立場，強調的是他勝利了，結果是弟弟逃跑了。

作者的思想取向一般都跟自己所處的環境有關，

像現在為什麼說要多讀史書，你在這個時代的認知隻能局限于這個時代，受這個時代潛移默化的影響，但曆史不一樣，

你是能夠開拓自己的視野的。

再有，翻譯的學者們，對于古文字的理解。

前面提到這部書的原簡，是用戰國時期魏國的文字撰寫的，

西晉距這部書也有500多年的距離了，對上面的文字進行“翻譯”工作的人是否真的沒有任何失誤翻譯的？

畢竟古文麼，一個大事件也能用寥寥幾筆表達完，

這中間需要自行腦補畫面，所以，對文字的理解這是需要加入人為因素的。

關于《竹書紀年》真僞問題，其實青銅器銘文上的一些内容是能與此書相驗證的，本文不舉例了。

綜上來說，我覺得《竹書紀年》這部書，雖然記載的内容與《史記》的說法形成了抗衡，

但它展現了曆史另一個面貌，另一個角度，讓我們能夠更真切地接近真相，

這根本是誰真誰假誰更靠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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