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不是具象的象形文字，而是抽象的象德文字，在甲骨文“石”字上更能體現這一點。請看圖一和圖二，“石”的甲骨文字形是一個直角三角形符号，然後或加口，或不加。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石，山石也。在廠之下，口象形”。基本就是牽強附會地瞎扯。在甲骨文和整個漢字中，口就是指嘴，或與嘴相關的語言，從未指代過其他東西，更未象形過石頭。

從甲骨文字形看，石的核心結構就是直角三角形符号，而且直角可以向左，也可以向右。然後，可以加口，也可以不加。後來的廠，就是直角三角形符号的簡化。也就是說，案甲骨文的造字法，單獨一個廠，不加口，也可以表示石。許慎的“口象形”就成無源之水。

那麼這個直角三角形結構，究竟是指什麼？

仔細研究整個甲骨文系統可知，這個直角三角形結構，是甲骨文系統的重要基本字形結構之一，在其他很多字形結構中都存在。參見圖3。我在前面已經指出，甲骨文是一套邏輯嚴密的體系，這種嚴密就表現在，甲骨文是由一些重要的基本字形結構所組成，而這些結構在所有的字例中，含義都是相同的、一緻的。因此，石中的直角三角形符号，其含義和所有其他字例中的是相同的。

那麼解讀石字，就必須和所有包含這種結構的字例一起解讀。同時，其他的包含這一結構的字例中，也包含着幫助解讀這一結構的重要信息。

通過系統的研究，我的結論是，這種直角三角形符号，是源自一對書契，其完整的狀态是甲骨文丙字。

結繩和書契是上古中國的契約，結繩是打着繩結的繩子，書契則是刻着契齒和契齒文的木片。對一般的雙方契約，結繩就是一對繩子，書契則是一對木片。

在作為雙人契約的書契中，在簽訂契約時，就把兩片書契（木片）并排放在一起，然後在其中心文字，刻畫橫線（契齒文）。這些橫線實際就是數字符号，指代數字，表示标的财産的數量。

刻寫完成後，将兩片書契分開，交給左右雙方，一般左方是債務方，持左契，右方是債權方，持有右契。這樣完成的契齒文，就被分為兩半，左右契各一半。這樣，右契實際上就是借據，有責求權、求償權。到期後，債權人需持有右契去找債務人要賬，債務人将右契和自己的左契放在一起，檢查契齒文是否完全契合，組成完成的契齒文。

這是正确理解先秦經典中出現的左契、右契，左券、右券這些詞彙的基本背景。

甲骨文丙，如果去掉兩根斜線，實際描述的就是一對并排放置的書契的上半部分，加兩根斜線的目的是區分左右契，就成為兩個直角三角形狀。每個三角形就表示書契的一方，直角向左的是左契，直角向右的是右契。

甲骨文石中的三角形，實際就是書契的一方，左右契都有，但金文後就基本全部是左契了。為何用書契的義片可以表達石？這不是從石頭的外形來考慮的，而是從石頭的基本屬性來考慮的。石頭基本屬性是什麼？是堅固。那麼契約的基本屬性是什麼？也是堅固！石頭的堅固是物理屬性的堅固，而契約的堅固則是信用上的堅固。

契約雙方是根據相互信任、信用才簽訂的契約，尤其是債權人對債務人的信用、債權人自身的信用。

上古中國是一個“結繩而治”、“契約而治”的社會，社會秩序的維持、人與人合作的達成基本都是靠契約，而此時契約則是基于共識和誠信的。因此，那時對誠信高度重視。《中庸》說“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

甲骨文造字師，直接用代表契約之一方的符号去表示石，說明，當時思維最重的不是外形，而是外形下的本質屬性，而是德，用人之德，去象物之德，然後去表達物。

為何甲骨文石，可加口，可不加。口這時用來表示語言，但不是一般的語言，而是表達契約條款語言。因為結繩和書契，作為契約，其信息記錄能力有限，更多契約條款信息還要通過語言，這些語言附着在結繩和書契上。也就是說，在結繩和書契式契約中，是結繩加語言，書契加語言一起才構成完成的契約信息。

從信息記錄的角度而言，結繩和書契更主要的功能不是記錄信息，而是作為一個憑信符号，更多信息要通過口耳相傳的語言來記錄，有了這個憑信，被轉述的語言才可信。

因此，在先秦經典中，凡是說憑信、符節、瑞信的，其實都是指契約。

這樣，用書契可以指代契約，但是更完整的契約則是書契加語言。用符号表達，單獨的直角三角形符号可以指代書契，而直角三角形符号加口也可以，當然更完整。因此，加不加口皆可。

總之，石頭不應象形字，不是根據石頭的外形來造此字，而是根據石頭的内在屬性，内在的“德”，就是堅固。而人的誠信也應該堅固，契約的基石在誠信，因此契約符号可以指代誠信，指代誠信式的堅固，然後用契約符号指代石頭。

因此，甲骨文石，不是象形文字，而是象德文字。

從今天開始，每天給諸位介紹一點甲骨文。我的體會是，甲骨文象一部X光機和時光穿越機，弄懂甲骨文，就能讓我們看穿漢字和中國文化的表層，直達其深層的義理内核，就能将我們拉回到幾千年前，乃至上萬年前的中國曆史場景中去，身臨其境體驗上古中國，體驗文明之初的“結繩而治”時代。

現在對漢字最大的誤解是，說漢字是象形文字，和什麼古兩河、古埃及的文字一樣，但是通過研究甲骨文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固然的确有一些字例是象形的，但是這些字例不僅數量少，而且比較邊緣，而更多的、更核心的字例則不是象形的，而是“象德”、“象義”的，根據人的品德和義理來造字，而品德和義理不僅是抽象的，而且是人類文明中最高級别的抽象。

因此，甲骨文根本上來說，是“文以載道”的義理文字、“象義”文字。這些看法都是我研究甲骨文的獨創性的體會和收獲，在其他地方看不到，所以很難理解。下面我就以貌似很簡單的甲骨文“大”，以及以大為結構的其他甲骨文字例來說明這一點。

甲骨文大的字形和現代字形差不多，隻是更生動地象一個站立的人形。如果甲骨文是象形的，那麼“大”應該是“人”而非大。象人形而是大，說明甲骨文“大”的造字原理不是象形。

大小的大，是一個抽象概念，沒有直接的形象與其對應。要表現大，就必須用某一種具備大的屬性的東西來表示。顯然，甲骨文大字選擇了人之大，人具備大的屬性。不過在傳統的中國文化看來，人最重要的大，不在其外形，而在其品德，是德之大，大德。

因此，象人形的大，是取自人的德性之大。也就是說，大的原始含義是德之大、大德。

何謂大德？其實就是指達到和實現心性的成熟，具備成熟而獨立的心性能力。何謂獨立成熟的心性能力，就是獨立成熟的思考能力，包括判斷選擇能力，以及基于這種判斷和選擇的行動能力。何謂獨立成熟的思考能力？就是能夠合乎義理地去判斷選擇，就是合理地思考，合理地判斷和選擇。

而義理又是人所生而有之的，是孟子說的“不學而知、不學而能”的“良知良能”，也是“義内”的。“義内”是說義理天然存在于人心之内，是人心的固有屬性。到了宋明理學時期，直接将義理和人心、心性等價，“心即理”、“性即理”。

因此，合乎義理地思考，就是合乎固有本心本性的思考。德、心性的本質就是思考能力。大德的大，就是讓自身所固有的思考能力達到和實現獨立和成熟。

實際上，在中國古人看來，真正的人就是實現心性獨立和成熟的人，具體就是懂義、懂禮的人，達不到這一點，就不是真正的人。

也就是說，人之為人，不在其形，而在其德。單有人之形，并不足以稱之為人，還要有人之德才行。甲骨文大本身就包含這一層含義。“大”是人形，但卻實為德之大。這意味着在甲骨文的造字者看來，隻有具備大德的，隻有擁有獨立成熟的心性能力的人才是真正的人。

所以，《詩經·鄘風·相鼠》說：“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這裡的“儀”就是禮、義之義，人不知禮義，其實就是無德，就是缺失獨立成熟的心性能力，這樣的人不是真正的人，還不如去死。

因此，中國古代也把人分為君子、大人和小人。君子就是大人，與小人相對。君子大人就是獨立成熟心性能力、思考能力的人，也是有德之人、德大之人，而小人則是不具備獨立成熟的心性能力的人，也是德小、無德之人。

大人、君子和小人，在外形上都是人，但是小人心性不成熟、無德無義，不是真正的人，唯有君子、大人才是真正的人。

人應該以成德為目标，以讓自己的心性能力實現成熟和獨立為目标，即以成為君子、大人為目标。這個目标是通過學習而實現，學習的目的就是達到心性成熟，成為君子、大人，乃至聖人。孟子說，人人皆可為堯舜。

甲骨文大的原始含義是人的德性之大，是大人之大，也可指大人。

再次強調一下，甲骨文大象人形，取的是德之大，可以指人，但并非指所有的具備人形的人，而是具備大德的大人、君子。遺憾的是，現代的文字學家，包塊甲骨文專家卻對此一無所知，因為甲骨文大象人形，就認為可以指代所有具備人形的人，這樣就無法準确理解那些以大為基本結構的其他甲骨文字例。

大不僅是一個獨立的甲骨文，還是一個重要的基本結構，形成其他很多甲骨文字例。在這些字例中，大字結構的含義或者指大人，或者指由大人所承載的義理本身。

在古代，大人、君子的很重要的一個社會功能就是有資格為其他人評理，包括解決契約糾紛，充當契約中介，因為他們是大德之人，義理水平很高的人。大為結構的甲骨文中，大的含義一般是充當評理人、契約中介的大人。

譬如法的甲骨文就是大下一個口，即大人的話。其含義是，糾紛的雙方找大人去評理，而大人的話就是評理結果，雙方願意遵守和執行。這樣大人的話就是法。逆的甲骨文就是走之加一個倒過來的大，意思不遵從大人或大人所代表的義理，是反大人、反義理。

因此，甲骨文不是具象的象形文字，而是抽象的“象德文字”，文以載道的“義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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