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央視新聞客戶端

如今，每天數以百萬計的外賣騎手在路上奔波，方便了人們的生活，但也對社會交通造成影響。

下午一點鐘，在北京市海澱區四道口路與學院南路交叉的十字路口，這個騎手直接從道左拐進非機動車道，逆行前進。

另一個騎手從右側快速切入機動車道，差點與正常行駛的汽車撞在一起。半小時時間内，有交通違法行為的騎手至少達百人。

市民 張超：我今天遇到一次，我倒車的時候正往後倒出來，他（外賣騎手）突然就蹿過去了，把我吓一跳。

市民 劉雲：他們開的這種車可能不太有聲響，就突然蹿出來，（司機）萬一看不到那不就（撞上了嗎），這種還真是讓人挺後怕的。

外賣騎手對交通社會安全造成的影響，已經成為不容小觑的社會問題。截至2020年12月28日，上海公安部門共查處快遞、外賣騎手各類交通違法行為4.3萬餘起；涉及快遞外賣行業的道路交通事故423起，造成7人死亡，347人受傷。深圳自加大查處力度以來，全市2020年共查處電動車交通違法37.3萬宗，其中送餐外賣電動車違法7.1萬宗，同比上升1042.11%。

違規又危險 外賣騎手為什麼還要這麼做？

騎手們違反交通法規的同時，自身其實也面臨着各種各樣的危險。那麼他們為什麼還要這樣做？

外賣騎手 小楊：比如說這段他要上樓，等電梯時間特别長，送到後面的訂單可能超時，需要上樓的時間系統沒規劃進去，它就是算直線距離，所以有些時候就一下就來不及了。

外賣騎手 小張 ：超時罰錢，然後退單罰錢，罰錢太正常了。你拿一個兩個是不着急，但是你送的多了，那肯定着急啊。

外賣騎手 小魯 ：這兩天系統派單特别亂。打個比方說在這接單這來個（距離你）1.5（公裡）的，然後另外一單蹭一下就跑到5公裡之外去了，它距離相差太大，給的時間不夠。

外賣騎手 小李 ：保證自己安全我才能多賺錢，但是都會投機，99.9%都會默許地闖一下。我可能闖一下，我下一單就能多接一單。 我這樣理解，平台已經把能規避的責任都已經規避出去了，你願意多掙錢你自己搶，大部分是自己想掙錢的欲望推着往前走。

多數騎手與平台無勞動合同 保險自己買

平台對騎手的這種管理機制會讓騎手自發地想要更快一些，送的單更多一些。這裡面是不是存在誘導性的因素？外賣平台與騎手之間又是什麼關系？

外賣騎手目前分為 “專職”和“衆包”兩種。專職騎手占少數，與加盟商或勞動派遣公司簽約，有少量保底工資，部分人有勞動關系保障。絕大多數騎手屬于“衆包”，就是兼職，他們以個人方式參與平台配送，按單賺錢、自配保險。

外賣騎手 小李：我們也會買一些保險，保險也是自己交，但是保險有一個賠付範圍，（超出保險範圍的）賠付也是自己掏。而且你這一單可能因為摔車了送不了了，（給平台）賠付肯定還是自己要擔的。

記者随後撥打了多個外賣平台客服電話，這些平台客服稱：衆包騎手服裝、保溫箱、交通工具都需自行解決。與平台關系以“服務合作協議”為準，不是勞動關系，不簽勞動合同。

工作安全保障由商業保險負責，騎手每天從自己收入中繳納三塊錢作為保險費。而一旦外賣員出現意外，唯一的安全保障，是自費購買的意外保險。

北京市京師律師事務所律師 郭延虎：騎手在APP上注冊賬戶時對于平台提供的格式協議隻能點擊“接受”才能注冊成功，而對于協議的内容是沒有修改和談判餘地的。根據法律規定：提供格式條款一方不合理的免除自己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該條款無效。

騎手存在交通違法行為，外賣平台極少承擔責任。騎手送外賣過程中出現意外，通常也隻是由保險公司理賠。記者調查中發現，雖然平台對外賣騎手的配送時間要求和事故概率之間存在因果關系。但因派遣雇傭關系的多樣性，騎手配送過程出現的事故，平台責任如何界定，依然是一個争議性的問題。

專家：平台需負起責任！

絕大多數騎手工作安全保障由商業保險負責，一旦外賣員出現意外，唯一的安全保障，是自費購買的意外保險。那麼，外賣平台就真的能置身事外嗎？

對此，專家表示，對于騎手，平台應該提升監管，強化管理，也可以從技術層面限制外賣小哥接單上線，減少外賣騎手交通違法的可能。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秘書長、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 魯全：平台要對他們進行交通安全交通保護意識的強化培訓，甚至設置一些外賣小哥的接單上限，從各個方面強化管理。 我們看到有些地方有這樣的試點，如果外賣小哥違反了交通（法規）的話，那麼可能要處罰平台或者平台可能要為此承擔一定的責任，我覺得這在學理上和在法理上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要罰外賣騎手 也要罰相關平台

面對外賣員交通違法這個社會問題，全國各地交管部門也想了很多辦法。除了交管部門加大對外賣騎手交通違法行為的處罰，他們同樣也希望相關的外賣平台在解決這一問題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浏陽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隊車輛管理所所長 黃文星：（一年内）外賣小哥初次違反交規，比較輕微的我們主要是采取文明勸導、發朋友圈警示的方式進行處理。違規兩次以上，我們除了對其進行處罰以外，還要通過其所在的平台督促單位做出其他處罰（甚至将其勸退）。

在湖南浏陽，交管部門認為，平台應該承擔起安全主體責任。他們督促平台加強管理，交警上門宣講，并設置專門的安全督導，引導外賣員遵守交規。騎手交通違法到一定上限将被勸退，平台也會面臨着無人可用的狀況。

2020年12月28日，上海市十五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議對《上海市非機動車安全管理條例（草案）》（修改稿）進行審議，對外賣小哥拼命趕時間送餐等均有涉及。此次立法對企業平台明确提出了：“企業要監督騎手使用懸挂專用号牌的車輛”“督促騎手行駛時佩戴安全頭盔，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規”等要求。如果平台時失職，将面臨着最高50萬的罰款，并被停業整頓。

浦東公安分局率先為轄區快遞外賣裝上“号牌”——每位快遞外賣騎手工作時必須穿上有唯一編号的反光馬甲，以便民警、電子監控設備識别。一旦查實違法行為，民警可通過此前推出的快遞外賣記分管理平台進行記錄、扣分。

上海浦東交警支隊車宣大隊民警 朱融雪：企業不能把這些經濟收益的風險轉嫁到小哥身上，我們還是希望通過立法或者通過各種各樣的手段讓這些企業、這些平台來承擔更多的交通安全管理的主體責任。

外賣平台和外賣小哥為我們提供了便利的服務，但這些決不能以犧牲公共交通秩序作為交換，更不能損害路上的行人甚至是騎手自己的安全利益。

除了交通部門以及外賣小哥自己，我們也希望外賣平台在杜絕這些交通亂象的過程中，更多地參與進來。

如何讓外賣小哥的社會形象和他們的辛勤成正比，如何讓外賣平台企業真正成為百姓心中優質高效的服務提供者，還需要做更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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