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楊棄非 每經編輯：楊歡

圖片來源：攝圖網

日前有媒體報道，南京市發改委牽頭起草了《2019~2020年新增100家總部企業行動計劃》，并由市政府印發實施。

根據該行動計劃，到2020年，南京全市新增總部企業100家以上，新建總部樓宇50幢以上，初步建成全國有影響力的總部基地城市。其中，對新認定的綜合型總部企業，落戶獎勵最高可達1億元。

有人總結，加上近段時間頻繁發力總部經濟的成都、西安、重慶、武漢等城市，新一輪總部經濟争奪戰已經拉開。上個月底，萬達集團與陝西省政府簽訂了深化合作協議，把西安設立為萬達體育集團中國總部。而早在2015年，萬達集團與廣州市政府簽訂戰略合作協議時，已将廣州的萬達體育有限公司定為萬達體育的全球總部。

從全球總部、中國總部，發展到區域總部、省總部……這些年，總部的定義被一再放寬。2017年，武漢提出的“第二總部”經濟戰略，更将“共享服務中心”、“大型研發中心”等統稱為“第二總部”。面對愈加激烈的城市競争，總部的“含金量”還剩多少？

總部“分身術”

城市對總部經濟的追逐可以追溯到本世紀初。2003年，北京投資數十億人民币打造中關村（豐台）總部基地，拉開各城市建設總部基地、發展總部經濟的序幕；稍早于此，上海出台《上海市鼓勵外國跨國公司設立地區總部的暫行規定》。京滬二地關于總部經濟的争奪一觸即發。

當時，跨國公司的亞洲總部迎來一波搬遷潮。企業走出亞洲經濟中心香港、新加坡、東京，來到中國内地尋求下一個“落腳點”。同場競技的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四市率先發力，2017年北京已落戶4064個總部，而上海2018年僅跨國公司總部也達634家。

時移世易，新一輪總部遷移潮開始在沿海與内陸之間出現。去年，趣店創始人羅敏将總部從北京遷到廈門，後來他還以廈門市投資顧問的身份，将瑞幸董事長陸正耀、字節跳動創始人張一鳴等企業家等拉到廈門一探究竟。而在他們之前，小米“回歸”武漢、映客也在長沙打造起它的“第二總部”。

在此輪總部争奪戰的戰局中，與城市參與數量共同增加的，是單個企業的總部數量。有人統計，近十年間，越來越多的企業“分身”出“第二總部”，且入局的企業數量不斷遞增。據其不完全統計，自2012年至2017年間，有45家公司公布了“第二總部”的選址，而僅2017年一年，該數字已達18家。

企業有“新玩法”，城市也樂在其中。不少人能記起，去年9月，亞馬遜宣布其第二總部計劃後，北美三國共投來238份申請，美國僅7個州沒有提出申請。其原因是，即便亞馬遜僅落戶“第二總部”，也能為城市預計帶來5萬個工作崗位和50億美元的投資。

如此，便不難理解城市對于“總部”的渴求。在濟南、深圳等多個城市，順豐被同時認定為當地的總部企業，而在成都、南京等城市的認定名單中均可找到蘇甯的身影。

更有甚者，将過去打造總部基地城市的思路，進一步升格為打造城市标簽。在西安，企業落戶時免不了加上“絲路總部”的稱号；而武漢則要打造全國最大的互聯網"第二總部"聚集地。

從搶企業到搶“總部”

并非所有的公司都認同“第二總部”的說法。在此前接受采訪時，小米相關工作人員就強調，其在武漢設立的是“武漢總部”，而非“第二總部”。小紅書武漢負責人陶芸此前也指出，“我們自己沒有覺得它是第二總部”。

“總部經濟”提出者，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中國總部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趙弘曾指出，國際或區域性企業總部集聚，不僅改變了城市的外在形象，而且改變了城市的空間和經濟結構，使城市品牌形象從根本上得到提升。其中，由于企業總部集中了企業價值鍊中知識含量最高的區段，屬于高度密集的知識性活動，因此能促使高端人才向該區域流動。

争奪“總部”，意味着城市的競争正在向新的層次攀升。2017年，城市間“人才争奪戰”将城市競争從數字指标的領域具象到對每一個人的争奪。但包括武漢在内的城市發現，留人的關鍵并不隻是一紙戶口，足夠有競争力的就業環境、特别是有吸引力的企業，在人才進行選擇時至關重要。

當引進企業總部變成一種城市吸引力的象征，總部的定義權，從企業的手中來到政府的手中。

在城市出台的總部經濟相關政策中，首要内容就是定義總部。除綜合型、功能型、成長型總部的類似劃分之外，不同城市對總部企業的營收與稅收的要求均不相同。較早推出總部經濟方案的深圳，對持續經營一年以上的總部企業給出了三種規定情形：上年度納入本市統計核算的産值規模不低于20億元的形成地方财力需不低于4000萬元；上年度納入本市統計核算的産值規模不低于15億元的形成地方财力需不低于6000萬元；上年度納入本市統計核算的産值規模不低于10億元的形成地方财力需不低于8000萬元。

相比之下，武漢的标準則較為寬松。根據産業門類，武漢劃出三類總部企業，其中現代制造業企業要求上年度納入本市統一核算的營業收入不低于20億元、地方财政貢獻不低于3000萬元，現代服務業企業上年度納入本市統一核算的營業收入不低于10億元、地方财政貢獻不低于2000萬元。

分得幾杯羹

時間倒退回20年前，總部經濟的興起，既是制造業外遷導緻城市空心化後的必然選擇，又是城市實現愈加寸土寸金的中心地區資源優化配置的有效方案。

當時，被問及為何世界500強企業僅273家在滬投資時，時任上海市副市長姜斯憲給出答案：由于上海的地域面積狹小，因此“并非所有要來投資的外資企業都是上海歡迎的”，“特别歡迎能夠推動上海支柱産業發展的外資，歡迎他們的總部落戶上海”。

時任北京副市長陸昊更直言，他曾跟有些跨國企業總經理說過：别看你們在北京熱熱鬧鬧建總部，我不一定領這個情。在他看來，引進總部時應當明确，發展經濟的本質追求，是獲得稅收、增加就業機會，為屬地區域的人民作出應有的貢獻。而投資性、決策性總部以及經營活動、研發活動的總部，對當地經濟的貢獻相差甚遠，則需謹慎考慮。

而時至今日，除了總部企業帶來的經濟利益外，由此形成的影響力也成了城市的權衡标準。因此，即便不同城市總部企業門檻不同，但給出的條件都足夠優厚：對于入駐總部企業，在特定條件下，成都最高可給出共計5000萬元獎勵，這個數字在西安是6000萬元，在廣州則是8000萬元。

好的方面是，總部企業正在為城市帶來更多人才。根據公開信息，今年4月，小米、金山、順為武漢總部共有約1500多名員工，小米表示正在持續加大人才招聘力度，今年計劃再招聘1000名左右研發工程師。

但要正視的是，在提升城市能級的同時，總部企業也可能會帶來問題。去年11月，亞馬遜第二總部的選址落定紐約後，帶來了當地的極大反彈。居民擔心亞馬遜的到來會提高當地租金，并展開了聲勢浩大的抵制行動。最終，亞馬遜選擇與紐約分道揚镳。

正如趙弘所說，總部企業的到來将改變一座城市的内部結構。作為接納方，城市需要擁有一套問題的應對措施，這些問題不僅包括房價、消費品價格上揚帶來的負面影響，同時，也有人指出，對總部企業過度傾斜的優惠政策也可能會擠壓當地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

更重要的一個問題是，當總部企業被層層分割之後，究竟還能給城市帶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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