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寶十四載(755)十一月丙寅,範陽節度使安祿山叛亂。十五載(756)六月辛卯，叛軍入潼關。乙未，玄宗出京師謀幸蜀。丙申，次馬嵬驿，扈從的禁軍發生變亂，殺宰相楊國忠，楊貴妃也連帶被賜死。

後來大文學家白居易還以楊貴妃之死作為題材寫了名篇《長恨歌》，使玄宗和楊貴妃的離合悲歡成為家喻戶曉的故事。我也是從讀《長恨歌》才知道馬嵬驿楊貴妃之死的。當時我還是個十三歲的孩子，在讀到《長恨歌》裡的:

九重城阙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複止，西出都門百餘裡。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

模模糊糊地感覺到這是扈從禁軍軍士的自發行動。後來讀《通鑒紀事本末》，又查看《通鑒》卷二一一八的記載，講到“至馬嵬驿，将士饑疲，皆憤怒”，以及“軍士圍驿”，玄宗“令收隊，軍士不應”雲雲，更加深了軍士自發行動的印象。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細讀《舊唐書》、《通鑒》以探讨李唐統治集團的内部矛盾鬥争，方覺得大謬不然。

《舊唐書》裡講到馬嵬驿兵變的就有好幾處,卷一O六《楊國忠傳》、卷一O八《韋見素傳》也都把兵變講成自發,認為是“士兵不得食”，“饑而憤怒”所緻。卷九《玄宗紀》還講到離京師的當天至鹹陽望賢驿時，玄宗“亭午未進食,俄有父老獻耖(即炒熟磨粉的幹糧)”的事情，唐人姚汝能纂集的《安祿山事迹》也有類似的說法,好像士兵“饑而憤怒”确有其事。

但玄宗在撤離京師長安之前是作過點準備的，《通鑒》就講頭天六月甲午“既夕，命龍武大将軍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廄馬九百餘匹”，第二天乙未黎明才啟程,并不能說是倉惶逃竄，何以錢帛都知道要厚賜給扈從禁軍，卻偏偏不給他們準備飯食?而且馬嵬驿距離長安城不過一百多裡，走上一天功夫就到達,禁軍再驕弱，也不可能弄到饑疲不堪以至激起兵變。

真的這麼激起了兵變，則軍心早已渙散，軍紀早已蕩然無存，也決非讓他們殺個楊國忠、楊貴妃就能重新收拾整頓。而事實上殺掉楊國忠、貴妃以及其他楊氏家族後，禁軍仍把玄宗一行安全護送到成都，,再沒有經過多大的波折。第二年冬天長安、洛陽相繼收複之後,又由這批禁軍護送回關中。這都說明前此馬嵬驿事件決非禁軍軍士因饑疲而自發的兵變，而隻能是一次有預謀、有計劃、有指揮的行動。

至于說什麼玄宗“亭午未進食，俄有父老獻夢”,無非是史官和文士在美化玄宗之如何得民心，為百姓愛戴。其實《玄宗紀》和《安祿山事迹》在下文都有“尚食持禦膳”之類的話,可見飯食本已準備，何賴百姓來進獻?

既然這次行動是有預謀、有計劃、有指揮，那由誰在指揮?是禁軍最高長官陳玄禮。這在(舊唐書▪玄宗紀》裡本已寫得很清楚:次馬嵬驿，諸衛頓軍不進，龍武大将軍陳玄禮奏日:“逆胡指阙，以誅國忠為名，然中外群情，無不嫌怨。今國步艱阻，乘輿震蕩，陛下宜徇群情，為社稷大計，國忠之徒,可置之于法。”....楊.通...兵猶未解，上會高力士話之，回奏日:“諸将既誅國忠，以貴妃在宮，人情恐懼。”上即命力士賜貴妃自盡。玄禮等見上請罪，命釋之。

《安祿山事迹》也說:

行在都虞候陳玄禮領諸将三十餘人帶仗奏日:“國忠父子既誅，太真(貴妃)不合供奉。”上日:“朕即當處置。”....高力士乃請先入見太真,具述事勢，太真日:“今日之事，實所甘心，容禮佛。”遂缢于佛堂,舁置驿庭中,令玄禮等觀之。玄禮等免胄謝焉，軍人乃悅。

《安祿山事迹》是所謂“合本子注”性質的著作，對馬嵬驿之變的經過講得很詳細，當系采自時人對玄宗幸蜀的記載，如《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雜史類所著錄的溫畲《天寶亂離西幸記》、宋巨《明皇幸蜀記》之類，可說是較原始的史料。《舊唐書》的本紀則在宣宗以前都是《實錄》的節本，《實錄》除某些地方有曲意隐諱的毛病如講唐初太宗和高祖、建成、元吉等關系外，下筆也都比較審慎。而這兩種記載如上所引都隻說事變是陳玄禮出頭而不講由于士兵饑疲。

陳玄禮本人在《舊唐書》裡也有傳,附于卷一O六《王毛仲傳》後，其中更明确地寫道:

及祿山反，玄禮欲于城中誅楊國忠,事不果，竟于馬嵬斬之。

這篇傳很簡略,不像一般大臣的列傳以行狀家傳為藍本，而是當時的國史撰述者柳芳憑親身見聞命筆，再為《舊唐書》所承用,自當有更高的史料價值。可見陳玄禮本在長安城裡就要對楊國忠下手,隻是沒有找到機會，這時離長安到馬嵬，除自己指揮的禁軍外不再有其他勢力掣肘，于是把楊氏家族清除幹淨,連帶貴妃在内。

《陳玄禮傳》說他“以淳樸自檢”，絕非怙勢弄權、跋扈飛揚之徒。而且他隻是禁軍長官，弄倒了楊國忠也輪不到他來取而代之當宰相。而動用禁軍殺宰相、甚至殺皇帝的寵妃可是要擔大風險的,沒有強有力的後台，他是決無勇氣來冒此風險的。

（影視劇中的唐朝禁軍）

那後台是誰?《舊唐書》卷五一《楊貴妃傳》說是“禁軍大将陳玄禮密啟太子誅國忠父子”，《韋見素傳》說是陳玄禮“與飛龍馬家李護國謀于皇太子請誅國忠”，都認為後台是皇太子即肅宗，而且是通過了肅宗身邊的宦官李護國即李輔國。呂誠之師《隋唐五代史》也認為這次行動太子肅宗“與其謀”(第四章第七節)。

真是如此，手握禁軍的陳玄禮自必要跟随肅宗北上至靈武，肅宗在靈武自立他必繼續為此新政權出力，成為肅宗朝從龍功臣的首列。可陳玄禮并沒有這麼做，沒有跟随肅宗而繼續扈從玄宗，和宦官高力士一同保護玄宗到成都。第二年至德二載(752)十月随成為太上皇的玄宗返回，如《玄宗紀》所說“十一月丙申次鳳翔郡，肅宗遣精騎三千至抉風迎衛”，實際上是讓玄宗轉由肅宗的兵馬來警衛,剝奪了陳玄禮指揮扈從武裝的權力。

上元元年(760)七月丁未玄宗被迫自南内遷居西内,丙辰“高力士配流巫州”，陳玄禮也勒令緻仕。所有這些都證實陳玄禮和肅宗之間并沒有任何特殊關系，兵變的後台自别有其人。

至于《貴妃傳》、《韋見素傳》所以不顧事實這麼寫，當緣其後認為誅楊國忠、楊貴妃乃正義之舉，如杜甫《北征》即有“桓桓陳将軍，仗钺奮忠烈，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之說，因而有的撰史者要獻谀肅宗而曲意塗飾。隻是卷一O《肅宗紀》裡還不見這些話，可見所本《實錄》還比較嚴肅不敢過于亂說。

為此我曾撰寫了《說馬嵬驿楊妃之死的真相》(《學林漫錄》五集,1982年中華書局版，後收入拙撰《唐代史事考釋》1998年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版)，在排除軍士自發行動和肅宗為後台之說後,指出兵變真正的後台隻能是玄宗身邊最受寵信的大宦官高力士。

這是因為在玄宗朝大宦官高力士在内廷形成其政治勢力,與以王毛仲為代表的禁軍相争已于開元十九年取得勝利,王毛仲及禁軍将領葛福順等被貶逐，而另一派以陳玄禮為首的禁軍将領追随高力士仍獲得寵用，禁軍亦由此為高力士所控制操縱。凡此在上一章已作了論證。

再是外朝宰相至李林甫、楊國忠因權力集中，又與宦官高力士發生矛盾，如上一章所說，在天寶十三載(754)高力士和玄宗對話時已攻擊楊國忠要楊下台,玄宗“久而不答”,過了兩年，就乘動亂在馬嵬驿指使統率禁軍的陳玄禮把楊剪除，正是事态發展的必然結局。

至于楊貴妃，高力士本來和她别無恩怨。《舊唐書▪貴妃傳》說她前此曾忤旨兩度被譴送出宮，都由高力土出面召還，這無非是聊盡宦官的本職。這時要剪除其族兄楊國忠，在重視家族的觀念下貴妃自必受到株連而不能幸免。于是在陳玄禮動用禁軍在外邊誅殺楊國忠後，高力土又以宦官的身份人内逼缢了楊貴妃。

高力士此人給人的印象并不惡劣。但他使内廷宦官形成中樞的重要政治勢力,開了後來宦官成為“内大臣”的先例。他控制操縱禁軍，也是後來定制由宦官任神策軍長官的先導，盡管還沒有在禁軍中有正式名義,但前此王毛仲之為禁軍首腦本也沒有正式名義。中唐時内廷與外朝相争，宦官動辄貶殺宰相,也無非是繼承了高力士動用禁軍剪除宰相楊國忠的老傳統。隻是高力士還沒有直接危害到皇帝本人,對玄宗還是盡其保護之職的。

但這也不都是他在盡愚忠，而是因為他的權力是依靠玄宗建立起來的，玄宗如果倒台,他自己也将失去一切。

最後分析玄宗的态度。高力士、陳玄禮固是他的親信，楊國忠也是他的親信，因此在安祿山叛亂之前,玄宗對内廷宦官高力士和外朝宰相楊國忠之間要講平衡，所以天寶十三載高力士攻擊楊國忠時會“久而不答”，沒有偏袒哪一方。但到這時形勢起了變化，在安祿山叛軍進逼下長安政權已告崩潰，玄宗要考慮的首先是自身安全問題。高力士、陳玄禮和自身的關系深，如第六章“李武政權”所說，都是早在四十多年青年時代就在一起合謀攫取政權的老夥伴，而且此時老夥伴手握禁軍，負有扈從的重任,是自身安全的唯一保障。

而另一方面,楊家和他的關系畢竟淺,楊國忠之任宰相是 在天寶十一載十一月 ，到這時還不滿四年，楊貴妃入宮早一點,在開元末年，到這時也不到二十年。加之玄宗此時高齡已屆七十二，楊貴妃亦已三十八，久已不屬青年人徒知沉溺男女之情的年歲，區區床第之愛何如比得上自身安全之重要。楊國忠的宰相頭銜在兵荒馬亂中更起不了多少作用。

玩弄封建政治幾及半個世紀、老于謀算的玄宗對此自能了然于心。當此不能兩全之時,聽從高力士、陳玄禮而舍棄楊國忠、楊貴妃，正是玄宗必然作出的抉擇。因此楊貴妃之死實際上是經過玄宗同意的，《舊唐書▪玄宗紀》所書“上即命力士賜貴妃自盡”，可以說是史官的直筆。

這種分析從以後的事态也可以得到證實。馬嵬驿事件後玄宗平安抵達成都,在成都住了一年多後又返回京師長安,仍一直依賴高力土、陳玄禮護持[1]。所以如《舊唐書 肅宗紀》所說,至德二載(757)十二月大封賞中居首列的“蜀郡元從功臣”，除韋見素以前宰相太子太師挂名居首外，與之同加實封三百戶的就隻有高力士、陳玄禮二人。玄宗住進長安的南内興慶宮後,高力士、陳玄禮還和他形影不離。到他在肅宗的大宦官李輔國的壓力下遷居西内完全失去人身自由時，高力土、陳玄禮也随之貶逐、緻仕。這些在後面第十一章裡還要講到。如果逼缢楊貴妃沒有獲得玄宗同意，真如《長恨歌》所說是“君王掩面救不得”，,那高力士、陳玄禮和玄宗之間是絕對不可能有這種融洽無間的現象的。

那麼《長恨歌》怎麼辦?我們不能認為作者白居易是唐朝人，講唐朝的事情就一定對，像當年郭沫若先生那樣，看到唐人李商隐《利州江潭作》的詩題下注有“感孕金輪所”，便認定則天武後生于利州即今四川廣元。因為李商隐的《利州江潭作》也好，白居易的《長恨歌》也好，都不是在寫曆史而是寫詩，而且還不是寫杜甫《北征》之類的所謂史詩。

本文節選自黃永年著《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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