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對古典小說中的各類“演義”并不陌生，《三國演義》、《封神演義》、《隋唐演義》等作品更是家喻戶曉。

那麼，到底什麼是“演義”呢？

我想很多人其實都并沒有特别關注過，甚至也可能簡單地将其中的“義”理解為“義氣”，這種理解與“演義”真正的内涵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其實，如今很多以“演義”命名的小說作品，在最初階段的名字并不如此，它們主要是在明、元兩朝經過特殊的加工之後，才被以此命名。

在宋元兩朝，叙事文學得到了極大的發展，逐漸抛棄了“唐傳奇”類似于傳記般的故事講述，而發展出了“小說”的雛形。

這些變化大部分都發生在通俗文學裡，宋元話本雖然很可能隻是“說書”人的講稿底本，内在邏輯、語句等都比較混亂，還沒有形成完整的叙述，但已經能看到文學創作的痕迹，很多内容都增加了人工刻畫的色彩。

這些作品中有一種非常受人歡迎的類型，那就是和曆史有關的故事，絕大多數都集中在“講史”一類裡。

但在最初，這樣的文本還不能稱之為“演義”，它們隻是情節較為引人入勝，要麼場面熱鬧，要麼故事離奇，總之絕大多數都是虛構的，一切以能吸引聽衆為旨歸。

這就導緻了同樣一個故事，各家有各家的講述。比如秦瓊和尉遲恭“三鞭換兩锏”的故事，有人說是雙方以肉身硬扛了“三鞭兩锏”，也有人說雙方打得是石頭來驗證武學威力，但整體的情節都是一樣的。

很多人尤其是書商，以前是為說書人刊印底稿，但無形當中就積攢了很多故事版本，于是便将其串聯、完善，形成了完整的故事文本，并刊刻售賣。于是故事的獲取方式就從“視聽”變成了“閱讀”。

這種讀物甫一問世就風靡一時，不斷有文學素養較高的學者對之進行潤色，故事也逐漸定型，在這個過程中，其内涵和思想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

因為元代的民族矛盾和社會黑暗，很多文人找不到進身之路，心中蘊含着極多的怨怼之情，這在詩文領域裡是十分常見的，在通俗文學裡自然也不例外。

這些文人學者在整理、編寫“講史”小說的時候，就根據自己的喜好來進行内涵的灌輸。比如《封神演義》裡，重點并不是各路神仙打架，而是“有道伐無道”的天理昭昭，這些内容後來就被明代文人所保留下來。

恰巧，元代又是程朱理學成為儒學主流的時代，義理思想極為濃厚，對天理、正統等等觀念尤為重視。這些思想文化上的背景不可避免地在通俗文學裡得到了展現，且成為了這些作品裡的主題。

所以，“演義”兩字顧名思義，就是闡發經義、闡明義理的含義，這個“義”指的是儒家文化中的天理、大義。

或許有人會問，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涵和通俗小說有什麼關系，比如《三國演義》這種講述漢末群雄争鋒的故事裡，關儒家什麼事兒？

那就以《三國演義》為例，來看看這部被譽為“四大名著”之一的講史小說，到底闡發的是什麼“義”。

從流傳下來的宋元講史話本來說，“三國”故事主要是《三國志平話》，還沒有用“演義”二字來命名，隻是一部備受歡迎的漢末曆史故事合集。

而用“演義”來命名這段曆史故事，就是在元末明初。

一系列證據表明是羅貫中根據陳壽《三國志》，又參考了大量的民間傳奇故事、雜劇、話本等通俗文學，增删了很多内容，灌入了大量的儒家“義理”色彩，編寫了《三國志通俗演義》。

而如今我們所看到的版本，是清代康熙年間，毛宗崗根據明嘉靖本加工而成的，辯證史事，增删文字，使其中的“義理”色彩更為濃厚，書名就改為了《三國志演義》，也即《三國演義》。

熟悉“三國”曆史的讀者其實都知道，曆朝曆代一般多是尊“曹魏”為正統的，隻有東晉、南宋這等偏安王朝才會因為“同病相憐”而以蜀漢為正統。《三國志》共65卷，《魏書》就占了30卷，《蜀書》隻有15卷，比《吳書》還少5卷。

然而在《三國演義》中，120回的篇幅裡，涉及蜀漢人物的有近百回，在回目上标明蜀漢人物故事的就占據了82回之多；全書所塑造的經典形象、正面形象基本也都屬于蜀漢勢力，其他團體的作用就是為了給蜀漢做襯托和踏腳石。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蜀漢中的重要人物，如劉、關、張、諸葛亮逝世後的17個章回中，以蜀漢人物為主的也占據了9個之多。

除此之外，其他勢力的武将、智囊團體被蜀漢同類角色碾壓，赤壁之戰這一占據8回篇目的中心情節，真正的主角也從《三國志》、《資治通鑒》等正史文獻裡的周瑜變為了諸葛亮，周瑜淪為了台前指揮的角色，諸葛亮才是戰争勝負的導演者。

這些情節異常鮮明地告訴讀者，蜀漢才是當時的正統，是漢代的延續。所以，蜀漢人物身上所表現出來的品質，就是《三國演義》真正所要傳達的“義理”所在。

這在《三國演義》的第一回“桃園結義”的情節中就有很明顯的确認，劉關張三人結義時候所發下的誓言就是貫穿全書的主旨：

……雖然異姓，既結為兄弟，則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背義忘恩，天人共戮！

三人結義的緣由并不是一見如故的友誼和義氣，而是“救困扶危”、“保國安民”的志向，“背義忘恩”所指的也不是違背三人之間的小義、小恩，而是家國之義、家國之恩。這種觀念在“三顧茅廬”當中表現得更為突出，諸葛亮直接點破劉備帝室之胄的身份，将“匡扶漢室”作為了這一團體最終的目标。

劉備一行人前前後後的所有行為其實都是圍繞着這一目标來展開的，從破黃巾、讨董卓一直到幾次北伐，均不例外。

這就非常明顯了，《三國演義》真正所要傳遞的“義理”，就是君臣契合，匡扶漢室，是仁人志士的一腔忠義。

所以，曆來名家評《三國演義》，都持一個“有義存焉”的态度，對孔明之忠、關張之義等等品質大加贊歎，“裨益風教，廣且大焉”這樣的評語更是層出不窮。那些脫離了“演義”真谛來解讀《三國演義》故事的觀點，都嚴重違背了全書主旨，落了下乘，甚至是完全曲解。

這也使得後世諸多的文人學者對曆史的品評标準，逐漸從曆史演述變為了“義理闡釋”。這正是文學創作對社會曆史的重大影響，也是《三國演義》能廣為流傳的重要原因。

未來在黑夜隐匿，于此靜待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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