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好的科研成果？《自然》編輯們是如何挑選要發表的論文的？針對這兩個問題，有很多不同的回答。但有一點是共通的：二者都未必反映在被引次數上。

　　《自然》每年發表約800篇論文。在論文發表約兩年後，它們的被引模式基本表現為零星幾篇被引用數百次，大部分被引用幾十次，最末的被引次數不到十次。

　　一篇有關幹掉的咖啡漬的研究論文産生了不同尋常的意外應用。

　　我們發表的論文産生了影響力，确實值得高興；但是光以被引次數來衡量科學影響力遠遠不夠。上周，Ronald Larson在新聞與觀點版塊發表了一篇“回顧”文章，描述了一項傑出的研究（R. Larson Nature 550， 466–467； 2017）。1997年，《自然》發表了Robert Deegan及其同事合着的一篇論文，他們基于對蒸發和表面互作的考量，解釋了灑出液體的“咖啡環效應”（R. D. Deegan et al. Nature 389， 827–829； 1997）。

　　之後幾年，這篇論文每年約可獲得20次引用，表現令人矚目。2006年，該研究被發掘出新的意義和新型應用，導緻其引用率增加到每年逾100次。迄今為止，它的被引次數已累計達到4000次左右。這篇論文值得一提，因為它展現了《自然》編輯在選擇論文時所采用的多樣化判斷标準。

　　的确，我們被引次數最高的大部分論文通常都是它們所屬領域内的裡程碑式标志。但是有一些論文，雖然被引次數偏低，我們同樣為它們的發表感到高興。選擇發表Deegan等人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因為編輯有能力預見到未來數年後的進展，而是因為當時我們認為這是一篇值得關注且令人愉悅的洞見之作。不多不少，恰到好處。Larson大加稱贊的研究進展，對于編輯而言是個意外收獲。

　　我們在審稿人的大力幫助下選擇發表什麼論文，對于大部分論文而言，我們考量的是其科學意義：是否具有深刻的洞見，亦或是一筆不同尋常的資源，有助于未來的研究。通常這會和引用緊密關聯（雖然引用模式因學科不同而不同）。但對于我們所有學科的編輯來說，運用不拘一格的标準來鑒定某篇論文的意義也十分重要。

　　這樣的标準可以是純粹的創造性或優美的邏輯，也可以是令讀者改用一種截然不同的思維方式的魅力，還可以是一次刺激甚至是神秘的觀察。許多這樣的論文在引用方面都是後顯的，或者僅僅成為從未被大量引用的教科書示例。下面，我們要舉另外一些來自物理科學領域的例子，盡管它們的被引次數低，但仍值得我們贊揚。

　　一篇論文闡述了如何利用揭開膠帶時放射的X射線拍攝圖像（C. G. Camara et al. Nature 455， 1089–1092； 2008）。以物理标準來看，它的引用量不算大（2008年以來被引165次），但我們仍然非常喜愛這項研究，也完全沒有預料到它日後會在社交媒體上被廣泛傳播SCI論文潤色/SCI潤色編輯/SCI論文翻譯/SCI論文查重/SCI論文去重降重。

　　另一篇論文（被引11次）報道了1.45億年前白垩紀海水的一個實際樣本（W. E. Sanford et al. Nature 503， 252–256； 2013）。最後，一篇理論論文為噪聲量子信道的容量提供了教科書般精準的解答，2013年來總共隻被引用了6次（G. Smith and J. A. Smolin Nature 504， 263–267； 2013），但不管怎樣我們仍然重視它的價值，并期待随着研究從理想化的“無噪聲”系統轉向更為實際的有噪聲系統，它的引用率會提高。

　　其它學科也不乏這樣的例子。為什麼要特别提及這些論文？因為我們很高興把它們發表出來了，當然也因為它們表明科學意義和引用數字可以多麼地不相關，而理解這種不相關性或是一件有益的事，至少在《自然》的我們是這麼認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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