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之情大概是所有人間親情中經曆坎坷和考驗最多的，古來常有為人子者忠孝不能兩全的歎息；而在另一個特殊的父子群體中，為皇為帝的為人父者也同樣有欲愛而不能的極度兩難。

宋人範成大在《重讀唐太宗紀》中，開頭就是“父子情深苦亦深，蓋天神武一沾襟”的一聲長歎，英明強大如漢武、唐宗這樣的為人父者也同樣遭遇到父子關系失控的悲怆。

衛太子劉據是漢武帝劉徹的長子，小劉據在七歲那年被父親劉徹立為太子。冊立之時，漢武帝隆重地進行了大赦和大規模恩賜，對天下所有父親都給予了特别的禮遇。

“立皇太子，賜中二千石爵右庶長，民為父後者一級”，民間凡是已為人父者都得到一級爵位的賞賜。鄉裡的三老、孝子、愛護孩童者、努力耕田者、高壽老人以及鳏寡孤獨者，漢武帝也都向他們賞賜了帛、絮、米等慰問品。

“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對子女沒有感情的人不一定是真正的豪傑，憐愛孩子的男人也不見得就不是大丈夫！漢武帝對小劉據的父愛，就是對這句話的最好诠釋。萬民同喜、普天同慶的隆重儀式和空前盛況之下，是漢武帝劉徹作為父親對兒子的最直白、最外露的憐愛之情。

身為父親的大丈夫大皇帝也同樣拘小節，漢武帝給了他所能給予兒子的最極緻的儀式感，對兒子的培養和成長也做到了最精心細緻的安排和呵護。

被漢景帝尊呼為“萬石君”的石奮是西漢最靠譜的宮廷教育家，他的育人風格被司馬遷評價為“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劉徹很希望讓這樣一位潤物細無聲的大師來培養自己的兒子，于是便遴選石奮的兒子石慶擔任太子太傅。

而且漢武帝劉徹本身作為從小受到良好教育的皇帝，他對兒子的教育問題也并不僅僅止于為兒子堆砌名師，而是會在百忙之中細緻入微地親自過問兒子的學業，并專門安排德高望重的文士輔導兒子學習《公羊傳》、《谷梁傳》等治國安邦的儒家典籍。

等到劉據成年之時，漢武帝劉徹又專門在長安城南杜門外為他修建一座苑囿，并取廣博觀望之意将苑囿命名為“博望苑”，幾乎是不加禁忌地特許兒子在那裡以自己興趣喜好行事以及結交和招攬賓客，等于是把“博望苑”送給兒子作為他培養自己政治力量的基地。

不僅如此，擔任過劉據老師的石慶、莊青翟、趙周、公孫賀等人，也都被漢武帝劉徹相繼提拔為丞相，再加上劉據母族中身居高位的衛青、霍去病等人，可以說當時朝堂内外、朝野上下都有劉據的親近者。

漢武帝劉徹為作為繼承人的兒子劉據編織了一個牢固的保護網。這一時期劉徹對兒子劉據的愛護之情，無疑是寬廣、深沉和無私的，父子之間的感情也是極為融洽的。

倆父子之間如果說有什麼隐憂的話，那就是兒子劉據對于漢武帝劉徹來說是“子不類己”。劉徹性格強悍，雄才大略而又繁刑重斂，是一位過于能折騰的統治者。相比之下，劉據的性格敦重好靜，是一個仁慈寬厚的繼承人。

性情上的截然不同，即便是在普通父子之間也難免有所磕絆，如果處理不當往往會成為父子隔閡的誘因。現實中很多父子感情的疏遠淡漠，就是由于這些性格上的小問題累積造成的。

當這個老生常談的問題擺到漢武帝劉徹面前的時候，一貫都是在幹軍國大事的漢武帝，并沒有認為這是小事就輕視和不面對。雖然漢武帝在長子劉據之後，又相繼有劉闳、劉旦、劉胥等兒子，但他從未有過在劉據之外另立太子的打算。

比如，對于漢武帝頻繁發兵征戰求取邊功的做法，劉據就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并屢次進行勸阻，但是漢武帝每次都是笑着說：“由我來承擔辛苦的征伐，打出一個太平安甯的時代留給你，不也很好嗎？”

而且在明知道劉據的理政方式與自己有明顯差異的情況下，漢武帝仍舊時常讓劉據代替自己監國理政。漢武帝每每外出巡幸天下，都會将諸多國政事務交給劉據處理。在漢武帝外出歸來後，劉據都會撿其中緊要事情的處置進行彙報，而漢武帝對兒子的處置幾乎都沒有異議，有時甚至不加過問。

不僅如此，漢武帝對兒子劉據的愛甚至是有所縱容的。有一次劉據進宮谒見皇後待了很長時間才走，事後有人向漢武帝打小報告誣陷劉據，說他逗留在皇後宮中跟宮女嬉戲。結果漢武帝不僅沒有責怪劉據，反而把太子宮人增加到二百人。不久後，漢武帝察覺事情真相，便殺掉了撒謊陷害太子的人。

從這些事情中可以看出，漢武帝對于兒子的“不類己”是接受的。在被劉據勸阻征伐時，漢武帝的那句“吾當其勞”完全是如山般的父愛表白。在劉據監國理政和遭到構陷污蔑的兩件事情中，更是完美體現了漢武帝作為父親的大度、體貼和細心。

漢武帝對劉據監國理政的處置采取了全盤接納的态度，大度接受了兒子用不同方式對于政務的處置，甚至“上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在劉據插手改變漢武帝的人事任用的情況中，也未見漢武帝有所動怒。在劉據遭到構陷污蔑時，漢武帝強悍的脾氣并沒有因為讒言一點就着，反而用相對得體和緩半拍的做法，用體面的方式為兒子找回了清白。

更用心良苦的是，漢武帝劉徹對于兒子劉據的“不類己”，也早已做好了最高層面的安排，他曾專門對劉據的舅舅衛青說：“現在國家四方都不太平和不順服，我所做的征伐之事，都是為了使天下太平安甯，為此勞民傷财也是沒辦法的事。但我之後的皇帝如果仍是像我這樣做，那麼國家就會走上秦朝那樣的覆亡之路。正好太子是一個性情敦厚穩重好靜的人，他将來一定能夠使天下安定，不是讓我有什麼要擔憂的，我所求的就是這樣一位能成為守文之主的繼承人，沒有人比太子更合适了！”

可以說，漢武帝劉徹對于兒子劉據的關愛和信任，自始至終都沒有出現根本性的改變，更是把劉據視為完成大漢王朝的政策由“尚功”到“守文”轉變的關鍵人物。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漢武帝劉徹頒布了一道被稱為《輪台诏》的诏令，主要的内容是否定了在西域輪台的屯田之議，反思了派遣李廣利出征匈奴之事，并将“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列為最重要的施政方針。

罷軍屯征伐之事、止苛暴重賦之政、興農業生産之利等等這些事情，原本都是漢武帝寄望于太子劉據上台後，将治國路線由“尚功”調整為“守文”所要做的事情。然而彼時的劉據早已不在人世，這對相伴了三十七年的父子已經在兩年前的“巫蠱之禍”中天人永隔。

“巫蠱之禍”是一場沒有赢家的宮廷悲劇，漢武帝劉徹與衛太子劉據之間三十七年的父子深情，就是在這場悲劇中被奸邪小人逼上了無法轉圜的絕路。

漢武帝對劉據的身份角色定位，放在家庭裡是一位父親對兒子無以複加的愛，但放在朝堂上則是一個招引禍難的導火索。自從漢武帝向衛青說出以劉據為“守文之主”的内心想法後，就表明了漢武帝所任用的崇尚嚴刑峻法的酷吏集團成員，将在太子上位後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中明白無疑地失去權勢地位。

對于身為太子的劉據，群臣中“深酷用法者皆毀之，邪臣多黨與，故太子譽少而毀多。衛青薨後，臣下無複外家為據，竟欲構太子。”這樣長達十數年的有組織、有預謀的構陷，并沒有真正傷到漢武帝與劉據之間的父子感情，直到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巫蠱事起，以江充為代表的奸邪之臣才終于找到緻命的機會。

當時，漢武帝去了距長安一百多裡外的甘泉宮避暑，已經65歲高齡的劉徹到甘泉宮後生了病，衛皇後和衛太子劉據都曾派人前去探望，但是都沒有見到漢武帝本人。早有預謀的江充，便趁着他們父子二人兩地分隔、信息不通的時機，誣陷太子劉據作巫蠱詛咒武帝。

這種情況下與父親失去聯系的劉據，原本打算親自前往甘泉宮向漢武帝解釋曲衷，但是江充逼迫甚急，劉據的計劃無法實現，便采取太子少傅石德的建議，矯诏發兵逮捕江充等人，追查他們的奸謀。

從事起到一個月後劉據被迫自缢的整個過程中，劉據與漢武帝之間的溝通一直是中斷。漢武帝沒有得到兒子的準确信息，劉據也未能得到父親的真實想法，父子倆面對彼此關系出現隔閡和失控都無能為力。

劉據發兵斬殺江充以及一衆巫師之後，漏網逃脫的人跑去甘泉宮向漢武帝告狀，但漢武帝并沒有輕信來人的話，反而說：“太子肯定是害怕了，又憤恨江充這些人，所以發生這些變故（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

這時候的漢武帝仍然做出了正确的判斷，他随即派出使者去召兒子劉據來見面，這種情況下最重要的事就是父子相見。但是使者卻因為膽怯未入長安城，就跑回去對漢武帝撒謊說：“太子已經造反了，要殺我，我是逃回來的（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

事情至此徹底失控了，與漢武帝之間完全失去溝通聯系的劉據，出于對父子感情破裂之後的絕望，最終走上了自缢而死的絕路。正如當時壺關三老令狐茂所言：“（父子）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于亂臣。”抛開所有的陰謀暗算，三十多年的父子之情的悲劇結局，原本隻需要一次父子間的面對面交流就能避免。

然而，父子之間在關鍵時刻的交流中斷所造成的悲劇，即使是強大如漢武帝這樣的父親也沒有補救的能力，他所能做的也隻剩修“思子宮”、築“歸來望思台”，聊以寄托對兒子劉據的哀思和追悔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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