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漢武帝頒布輪台罪己诏的原因，在《漢書·西域傳》中，班固有過一番論斷：

漢武帝制匈奴，通西域，“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管鹽鐵，鑄白金，造皮币，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兇年，寇盜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始使出，衣繡杖斧，斷斬于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豈非仁聖之所悔哉”！

漢武帝在長期反抗匈奴的過程中，開邊、興利、改制、變法，繼往開來，對中華民族的發展有很大的貢獻。但漢武帝窮盡天下民财以奉其政，數十載國無甯日，加以重刑酷吏，窮奢麗，弄鬼神，求長生之術，弄得民怨沸騰，社會影響十分嚴重。正所謂“文武之道，一張一弛”，漢武帝要保住所獲得的積極成果，就要适時的轉變統治的策略，使社會安定下來，讓百姓休養生息。

但是改變又談何容易，直到漢武帝去世前的征和四年，漢武帝才痛定思痛，頒布了輪台罪己诏，這是中國古代君王對于挽回民心的一次嘗試，它的頒布理清了紛亂的局面，明确了國家未來發展的方向，為後期“昭宣中興”奠定了基礎，使西漢王朝的統治又延續了近百年之久。

頒布輪台罪己诏的時機

漢武帝統治前後曆經五十四年之久，在征和四年之前，就曾多次出現可以發生這種轉變的時機，但由于各種原因，漢武帝都沒有實行這種政治策略上的變革。導緻整個西漢的政局處于風雨飄搖之中，國力疲憊、百姓苦不堪言，西漢統治在漢武帝的窮兵黩武下，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

那麼究竟什麼時候，是實現這種政治轉變的最佳時機呢？我們從漢武帝之繼位之後的作為和人生軌迹，就可以不難發現究竟什麼時候是做這種政治改革的最佳時機。漢武帝繼位之初的大漢經曆的高祖、呂雉、文景四任帝王，國力強盛、百業興旺、國泰民安，可以說當時西漢的政治、經濟、軍事都達到了頂峰，有了這樣好的基礎條件，漢武帝自然想有一番作為。因此在元狩、元鼎年間，漢武帝屢次用兵，在這期間完成了對匈奴的緻命打擊。同時漢武帝進行的多項政治改革，都發生在這一時期，到元封年間，除了讨伐大宛之事外，漢武帝并沒有什麼為政、用兵上的作為。

元封是一個特殊的年号，因為它是以在這期間進行了封禅大典而得名的。封禅大典盛大隆重，世人非常重視。司馬遷之父司馬談，以自己不能參加封禅大典而抱恨終生。

在《漢書·武帝紀》中注引孟康所說：“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于天”。

也就是說漢武帝認為自己該做的事情基本都做完或者即将完成，已經到了“功成治定”的時候了，因此才決定改年号為元封，并舉行封禅大典以彰顯自己的功績。因此可以推斷漢武帝準備的元封年間實行自己的政治改革，是有一定依據的。在元封年間，漢武帝前期統治留下了一些問題已經逐漸的暴露起來，社會矛盾叢生，已經嚴重威脅到了西漢政權的統治，因此漢武帝在這個時候實行政治變革是極其必要。

《漢書·石奮傳》附《石慶傳》中記載：“元封四年，關東流民兩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

首先就是流民問題。民無業可持，無家可居，無事可為，乃為流民，國無德則流民巨。流民問題并不始于元封年間，但是在元封年間問題已經非常嚴重了，如果處置不當，很可能“搖蕩百姓”動搖國本，對于問題的嚴重性，漢武帝是有足夠認識的。因此漢武帝斥責了丞相石慶，并處理了建議遷徙流民戍邊的官員，以圖平息事端。從這裡可以看出，漢武帝改變政策以安民，也是形勢所必須的。

《資治通鑒·漢紀》中記載了漢武帝對衛青說過的話，盡管這段文字在《漢書》和《史記》裡都沒有記載，但結合元封年間的形勢，這段話體現了漢武帝的憂慮，和變法的迫切。

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承亡秦之迹也。

漢武帝以史為鑒，對自己繼承皇位後的所作所為進行了反省，認為自己所做之事雖有必要但亦勞民傷财大損國本，如果後世繼續像自己一樣，那麼将重蹈亡秦的覆轍。這是建立在對當時的社會形勢分析基礎上的，漢武帝認為勞民會導緻天下不安，因此改弦更張的改革需求十分迫切。因為當時的局勢，還沒有發展到征和年間那樣接近失去控制的局面，也是進行改革的最佳時機。這是史料記載漢武帝表示要改革的最早記載，衛青是元封五年去世的，因此漢武帝和衛青的這段對話，必然在元封五年之前或者更早的時候，可見漢武帝想改革并不是敷衍之詞，而是自己的鄭重思考。

那麼既然漢武帝自己也意識到了改革的必要性，是什麼原因導緻他一遲遲沒有行動，非要在自己去世前才做出改變的決定呢？我認為有三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漢武帝自己也不知道開邊之事，究竟什麼時候停下來合适；第二個原因是所有追随在自己身邊的人，幾乎都是借助開邊、興利、改制、變法而謀得爵位的人，他們并不希望改變國策，那樣會損害他們的個人利益；第三個原因是太子劉據為人羸弱不類自己，漢武帝對自己的兒子并不放心。

漢武帝和戾太子之間的矛盾

漢武帝和太子劉據之間的矛盾，通過《資治通鑒》中漢武帝和衛青之間對話，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于太子者乎！聞皇後與太子有不安之意，豈有之耶，可以意曉之。”

漢武帝說這番話的目的，就是在安衛皇後之心，安太子劉據之心，也是安大将軍衛青之心，漢武帝這麼做是有原因的。

衛皇後衛子夫是衛青的姐姐，太子劉據是衛青的外甥，劉俊出生時，衛子夫盛寵，因此漢武帝立劉據為太子。此時漢武帝開邊、興利、改制、用法，事業上蓬勃發展，同時他留心觀察太子劉據的才能，希望太子和自己一樣有雄才偉略。當他發現太子敦厚仁和，和自己很不一樣的時候，心裡是有些失落的。

恰在這個時候，漢武帝寵愛的妃子為他生了一些皇子，漢武帝在選擇繼承人時，就有了選擇的餘地，因此對衛太子從盛寵變成了寵衰。衛皇後的寵衰是由于衛太子的寵衰，從根本上講這是政治事件，而不是所謂色衰導緻的。根本原因是漢武帝在繼承人的選擇上産生了動搖，但是當時衛氏家族勢力強大，衛氏家族手握權力，大将軍衛青又手握兵權，因此變更儲君的事，必須要慎之又慎。

元封五年，大将軍衛青病逝，但漢武帝并沒有廢黜太子和皇後，直到征和二年的十六年之間，皇後和太子的地位一直沒有什麼變化。看來由于情況的複雜，漢武帝在廢黜太子這件事上過一段相當長的猶豫期。漢武帝做為一代雄主，他認識到國策如不更改，則國有傾覆之險，但是他又盲目相信自己的能力，認為自己不會重蹈前秦覆轍，因此在自己執政期間，一直遲遲不改變執政的方略。尚武和守文是完全不同的政治方略，因此漢武帝和太子劉據就必然站在了對立面上，這已經不是父子的問題，而是兩個政見不同的人的問題，而他們每個人身邊又有不少支持自己觀點的人，就形成了兩大利益對立的集團。實力對此下，漢武帝是占據絕對上風的：第一他是皇帝；第二他身邊的全是開邊、興利、改制、變法的能人，而圍繞在太子劉據身邊的則是寬厚長者。顯然雙方的實力對比懸殊，在大将軍衛青去世後，這種對比就更加懸殊。

因此，漢武帝和太子劉據之間的主要矛盾，主要是政見不同，而不是由于衛子夫寵衰，或其他什麼原因造成的。

再論巫蠱之禍

漢武帝與太子劉俊的公開沖突，爆發于征和二年，這就是巫蠱之禍。所謂巫蠱，是一種迷信活動，當時在宮内宮外都很盛行。當初處置陳阿嬌的時候，酷吏張湯用的罪名便是巫蠱，指陳阿嬌用巫蠱之術來詛咒漢武帝。

一個奸佞之人出現在我們的眼前，這個人的名字叫做江充。下面的故事大家都很清楚，這個奸臣在漢武帝面前搬弄是非，利用漢武帝年老不明事理的狀态構陷太子，最終導緻了巫蠱之禍，但這真是事實的全部真相嗎？奸臣陷害忠良，這種故事我們聽的太多了，但是奸臣真有大這麼大的能量嗎？事實上，江充代表了漢武帝身邊開邊、興利、改制、變法的勢力，并秉承漢武帝的意志，他本人并未被史官列入《奸佞傳》中，而是被當作變法的酷吏來對待，類似于漢初的酷吏張湯。

從江充的角度分析，太子是皇位的繼承人，就算他和太子的政見不同，他也沒有必要冒那麼大的風險去構陷太子。因為畢竟太子劉據和漢武帝是父子，一旦漢武帝心軟，自己可能就會陷于萬劫不複之地。因此，江充背後必然有強大的勢力支持他，讓他有這個膽量，敢去觸碰太子的權威而有恃無恐。那麼江充背後的勢力到底是誰呢？

從太子劉據殺死江充之後，領兵直接去尋找丞相劉屈氂就可以看出，江充在臨死之前可能已經供認出指使他的人就是向丞相劉屈氂。這位老兄是公孫賀被殺之後繼位為丞相，公孫賀是衛氏家族在朝廷之中最後的依靠，但巫蠱興起之時，便被漢武帝誅殺，借此機會，漢武帝清除了衛氏家族所有有勢力，甚至漢武帝自己的女兒也沒有逃脫被殺的命運。表面上，似乎劉屈氂成了獲利的人，通過後來他與李廣利之間的關系可以明确，實際上劉屈氂是李廣利的死黨的人，也就是說他支持的是昌邑王劉髆。這就為他構陷太子提供了一個合理的解釋，構陷太子、皇後，就可以為昌邑王劉髆繼承儲君之位創造條件。

但從結果上看，劉屈氂并不是最後的赢家，因為巫蠱之禍後不久，漢武帝就幡然悔悟，将所有參與巫蠱之禍構陷太子的人盡數誅殺，江充被夷滅三族，劉屈氂因為和李廣利密謀擁立昌邑王劉髆而被腰斬于市，昌邑王劉髆也無疾而終，構陷太子時，沖鋒在前的人都沒有好下場，盡管罪名不同，但結果一緻。

從這個結果上看，漢武帝對參與巫蠱之禍的人，進行了血腥的清洗。因此有人說巫蠱之後真正的幕後黑手就是漢武帝本人，對此我并不完全贊同。因為在漢武帝身後，還有一個年輕貌美，并為漢武帝生下了一個類武帝的男孩的女人鈎戈夫人。

輪台罪己诏之前西域開邊的背景

元封五年，大将軍衛青病逝。漢武帝并沒有開始從尚武到守文的轉變，反而在兩年之後的太初元年，命令李夫人之兄大将軍李廣利出征大宛，欲建立非常之功。那麼這個非常之功究竟是什麼呢？很多史書中記載，漢武帝之所以讨伐大宛，是為了得到大宛的汗血寶馬，但這個觀點似乎有些片面。

事實上在元封元年封禅大典的時候，漢武帝就已經表示和匈奴的戰争，我們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盡管邊境上還有摩擦，但優勢已經完全掌握在大漢的手中。同時也說對西域還沒有建立這種優勢，為了穩固大漢的統治，就必須對西域進行一次決定性的戰役，隻是這次戰役的時機還沒我出現，因此時間還不能确定。隻打敗匈奴而不平定西域，對于漢武帝來講是不能接受的。張骞出使西域的成果之一，就是堅定了漢武帝要征服西域的決心。

從嚴格意義上講，漢武帝征服西域的戰争并沒有結束，而隻是進行到了中間的一個階段便戛然而止了。大宛之戰之後漢武帝不再繼續對外用兵，因為他意識到大漢的國力已經不能支撐連年用兵。因此當桑弘羊等人建議漢武帝繼續對西域用兵開疆拓土的時候，漢武帝才下了輪台罪己诏，其目的之一就是消除這場戰争發生的可能性，再戰則可能成為亡國的前兆之戰。

作為有為之君，漢武帝劉徹意識到有位亦應有止，有為可以保國泰，有止可以保民安，大漢已經沒有了外患，最嚴重的問題是内憂。

漢武帝完成了從尚武到守文的轉變

太子劉據這個最合适的守文之君已經不在，因此這個改變國策的事情，最終還是落在了漢武帝自己的身上。

《資治通鑒》記載，征和四年三月，漢武帝說：“朕繼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害百姓，二糜費天下者，悉罷之！”

同年六月，漢武帝就頒布了輪台罪己诏，因此上面的這段話，就是漢武帝罪己的前奏。

關于漢武帝頒布的輪台罪己诏的内容，上承巫蠱之禍戾太子事件的餘波，最直接的原因是征和三年不利的軍事形勢。征和三年，漢武帝發兵三路攻打匈奴，其中主力李廣利因與劉屈氂密謀擁立昌邑王劉髆的事情敗露, 怕漢武帝追究而投靠了匈奴，這對漢武帝來講是巨大的一個打擊，其他兩路漢軍也無功而返。面對漢軍不利的局面，丞相田千秋，搜粟校尉桑弘羊，禦史大夫商丘上奏：

在輪台以東屯田，置校尉，由張掖、酒泉遣斥侯屬校尉，有事因騎置以聞。并且列亭障為威西國，遣使者以安之，使他們不會因為漢軍不利而産生動搖。

漢軍的失利雖然不會影響大局，但漢武帝決定利用這個時機實行自己的變革，于是他頒布了輪台罪己诏，否定了桑弘羊等人的建議。

诏曰：“今請遠田輪台，欲起亭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憂民也。令朕不忍聞！”又曰：“當今務在禁苛政，止擅賦，力本農，修馬複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

事實上就算沒有桑弘羊等人的奏請，漢武帝也會找其他理由來推行自己的變革，因為對他來講時日無多，這位一代雄主在暮年之時，如果不完成自己的變革，恐怕身後之事就無法控制，大漢國運會就此由盛轉衰，而徹底陷入萬劫不複之地。

同時，漢武帝又做了另外一件事，就是以“子幼母壯，必亂朝綱”為由，處死了漢昭帝劉弗陵的生母鈎戈夫人，為巫蠱之禍畫上了完美的句号。

漢武帝之偉大，不僅在于其開邊、興利、改制、變法之功，更在于其迷途知返，知錯能改，罪己過而挽民心的勇氣。漢武帝從尚武到守文，頒布輪台罪己诏，不是最佳的時機，卻是最好的選擇！

一個人的曆史，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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