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根傳統文化深度解析?作者:陳來傳統多指文化傳統,即世代相傳的思想、信仰、藝術、制度傳統的功能是保持文化的連續性,為社會帶來秩序和意義文化傳統代表了民族文化的精神追求,是民族的生命和血脈,也是民族的根和魂,現在小編就來說說關于植根傳統文化深度解析?下面内容希望能幫助到你,我們來一起看看吧!
作者:陳來
傳統多指文化傳統,即世代相傳的思想、信仰、藝術、制度。傳統的功能是保持文化的連續性,為社會帶來秩序和意義。文化傳統代表了民族文化的精神追求,是民族的生命和血脈,也是民族的根和魂。
傳統不是固定不變的,也不是完美的,傳統有舊文化的衰落,有新文化的加入。雖然傳統促進了價值的穩定、文化的延續,卻在曆史轉折和社會轉型時期表現出惰性。這時傳統便成為焦點,被強調更新和改革的人視為包袱,于是在社會文化轉型時期,傳統便成為“問題”了。
全盤否定傳統,錯在哪裡
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傳統受到的批判以五四時期最為突出。
新文化運動對傳統的批判有積極的意義,但把整個文化傳統看成巨大的曆史包袱,要傳統文化對中國的落後負全責,以為隻有與傳統激烈地決裂才能走向現代,則帶有明顯的激進色彩,其突出的問題主要有四點:
一是以富強作為判斷文化的唯一标準。例如,陳獨秀在比較東西文明和檢讨中國文化時稱贊:“歐羅巴之全部文明史,無一字非鮮血所書。英吉利人以鮮血取得世界霸權,德意志人以鮮血造成今日之榮譽……”并公開提倡文化教育中的“獸性主義”,抨擊“獨尊人性”。這是在外在功能坐标中判斷人文價值,認為一切與富強的政治、經濟功效無直接關系的人文文化都沒有價值。
其實,衡量人文價值的标準必須是人文本身的真、善、美,不能因為唐詩、宋詞或儒學、道家思想不具有某種政治、經濟的功效,就否認其價值。
二是以“科學”“民主”作為判斷文化傳統價值的根本标準。新文化運動以“德先生”和“賽先生”為旗幟,把新與舊、傳統與現代完全對立起來,不僅反對儒、釋、道,而且把民主、科學與中國古典文學和藝術完全對立起來。
其實,傳統包含的哲學、美學、倫理、文學的價值不可能在“科學”“民主”的範疇内被承認,文明、和諧、正義等價值不能以“科學”“民主”來衡量。
三是把文化看作意識形态。其中,一種是把革命與否視作判斷文化的唯一标準,非革命文化如愛情、親情均被批判和反對;一種是簡單把文化視作由經濟基礎決定的上層建築,忽視了道德、宗教、哲學對人類、社會、世界所具有的普遍意義;還有一種把傳統歸于農業文明,并随着農業文明過時也應該被淘汰,其實農業文明包含跨越時代、超越國度、富有永恒價值的内涵。
四是價值理性視野的缺失。在内憂外患的時局下,當時的學人們隻看到西方近代民主與科學的進步,而沒有認識到——信仰傳統的連續性及其在文明發展中的作用,從而使我們對傳統與現代、對文化發展的繼承性與創造性采取了片面的态度,把傳統與現代化完全對立起來,陷入了全盤反傳統主義的誤區。
今天,我們隻有明确辨識傳統的标準,才能弘揚中華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價值傳統,才能奠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文化根基。
保持傳統,同樣可以實現現代化
從過去一百年的曆史來看,形而上學地全盤否定傳統文化,在學理上不能成立,在實踐上産生的直接惡果就是大大傷害了中華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使中華民族在現代化過程中出現文化、價值、精神的全面失落,加劇現代化秩序建構過程中的混亂、痛苦,甚至加劇政治、經濟危機,從而削弱了中華民族面對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困難的承受力與戰鬥力。
反傳統主義者希望義無反顧地甩掉曆史文化的包袱,大力加快中國走向世界的步伐;文化保守主義者則主張在社會改革和走向世界的過程中,保持文化認同,繼承文化傳統,發揚民族精神。
20世紀70年代以後,東亞文化圈的發展,特别是中國港台地區和新加坡華人社會現代化的經驗,其最大的意義在于揭示出中國人或在中國文化熏陶下成長的人完全有能力在開放的文化空間實現現代化。中華民族憑借聰明才智曾經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放眼未來,她也一定能趕上時代的步伐,建設新的現代文明。
如果我們不在批判傳統的消極性的同時發揮傳統的積極性,如果我們不在大力吸收西方現代文明的同時仍然保持民族的主體性,加速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革,而是一味地在傳統身上算老賬,讓傳統對現代化的滞後負責,以回避我們自己的巨大責任,這隻能更顯示出作為“不肖子孫”的我們的無能罷了。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課題,不應再對傳統作感情沖動的全面否定,而是應該化解傳統與現代之間不必要的對峙,理性地對傳統進行批判性的繼承、創造性的發展。
對待傳統,東亞現代化之路有啟示
儒學能促進中國現代化嗎?這一問題不僅揭示了近代以來儒學處于尴尬境地的根本原因,也說明了儒學面臨的真正挑戰。近代以來,在探索中國傳統社會為何沒有經曆資本主義社會而自然步入現代化的研究中存在一種潛藏的意識,即認定阻礙中國傳統社會發展資本主義的原因也就是我們今天遲遲不能實現現代化的根由。
世界近代化有兩種基本形式:一種是西歐自發地産生資本主義從而進入工業文明;另一種是其他地區在既有的近代化模式下通過移植、學習而使文化實現演進變革。前者為創生的,後者為模拟的。而阻礙一種文化自發地“創生”現代化的原因并不必然也是阻礙該文化“模拟”現代化的原因。以日本為例,日本文化未能自發地步入近代化,但是日本的近代化過程并沒有首先在文化上進行“脫胎換骨”,把傳統精神資源全部抛棄。
因此,當我們死死地追問中國文化何以未能産生資本主義而自發走上現代化道路并力圖由此找到現代化改革的根本障礙時,我們是否想過,被稱為“後儒家文化圈”的東亞國家和地區(日本、韓國、新加坡等),沒有一個是自發地産生工業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而這些國家和地區進入現代化社會也沒有一個先與傳統決裂的。因此,20世紀70年代以後東亞的經濟奇迹對美國戰後的現代化理論構成了重要挑戰,即使是反傳統的知識分子也開始意識到,傳統不必然是中國現代化的根本障礙,現代化可以通過不摧毀傳統的方式實現,傳統的調整和持續與制度的改革和建構,可以整合在同一過程之中。而破壞傳統不僅不必然意味着現代化的實現,而且可能導緻價值結構的解體和文化認同的失落,損害現代化秩序建構過程本身。
中國傳統文化雖然未能自發地引導中國社會步入近代化,但中國文化的價值傳統并不必然與模拟、學習、同化既有的現代政治經濟制度發生沖突。二戰後東亞儒家文化圈的高速現代化和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證明了一個世紀以來的文化自卑感和民族自卑感是完全錯誤的,中華文化養育的中華民族完全有能力在開放的文化空間實現現代化。
(作者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本文編輯整理自《守望傳統的價值:陳來二十年訪談錄》)
來源: 新華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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