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假作為一種休整和調劑，古往今來便是人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人畢竟不是機器，工作也不是生活的全部，中國的休假制度可謂是源遠流長，隻不過各個時期受當時社會與文化環境的影響略有差異。以唐代為例，唐人的休假制度相當完備，《唐六典》都做了詳細的規定，官員們的所有假期基本可以歸納為兩大類，或受民俗之影響，或以禮律為原則。

傳統節日放假毫不吝啬

唐代官員的節假日始自民俗，與春夏秋冬四季變化息息相關，而且給的假期并不比現代人的少。唐人最重視元正和冬至，《唐六典》規定：“元正（正月元日），歲之始；冬至，陽之複，二節最重。”因此假期都多達七天，跟我們現在的春節假期一樣長。

唐朝不僅繼承了前代的傳統，還比之更為寬松，例如依漢制冬至放假五日，《後漢書-續禮儀志》記載：“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修，百官絕事，不聽政，擇吉辰而省事”，而唐代的冬至假日比漢代還多了兩天。

寒食節的地位在唐朝也是節節攀升，唐玄宗于開元二十年下诏：“寒食上墓，宜編入五禮，永為恒式。”規定寒食通清明，給假四日，自此寒食掃墓成為了國家法令鼓勵的活動。到了唐代宗大曆年間，寒食假期增加為五日，唐德宗即位後又将假期增至七日。

除此以外，唐朝對二十四節氣中的立春、春分、立秋、秋分、立夏等節氣也給官員放假一天，對夏至放假則達到了三天，七夕、重陽等具有特殊象征意義的節日用同樣給予放假一天。可見唐朝的統治者對于休假這個問題，在受民俗影響的基礎上，還是遵從了相對樸素的自然主義。

帶有宗教性質及與代表皇帝個人的特殊假期

唐代是中國封建史上最為開放的朝代，因此對于宗教文化也采取了非常包容的态度，唐朝統治者自诩為老子李耳的後代，因此對道教格外推崇。這當然也會在休假制度上得到充分的體現。

唐玄宗對道教十分推崇，曾下令将道經集中編纂結為《三洞瓊綱》,共一千七百四十四卷,是我國曆史上第一次編纂的《道藏》，為此他追認老子為“元皇帝”，尊唐始祖。公元746年，陳希烈奏請将每年二月十五日定位道誕日也放假一天，得到批準。

而道教的三元日也許和唐朝的律令有着很大的聯系，敦煌文獻唐代鄭馀慶撰《大唐新定吉兇書儀》對此作了比較詳細的記載。其中提到“右件上元準令格休假三日，下元日休假一日，并宮觀行道，設齋役金龍。”說明了三元日的依據是令格（令、格均為古代封建王朝的律法，令格泛指國家的法律和規章。）

當然說到宗教性質的節日，自然是不會漏掉佛教的。每年的二月八日和四月八日作為佛誕日，被唐玄宗正式納入了開元假甯令之中。

在封建社會，受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思想的影響，皇帝享有着至高無上的地位。開元年間，由于唐朝國力強盛，百姓富足，統治集團也有點飄了，百官以八月初五為唐玄宗誕辰日，定此日為千秋節。《唐會典》也記載：“開元十七年八月五日，右丞相薛曜、左丞相張說等上奏，請以是日為‘千秋節’，著之甲令，布于天下”，并規定每逢此日，朝野同歡，“天下諸州鹹令宴樂，休假三日”。天寶七年又改名為天長節，自此這種習俗一直延續五代十國時期，大大小小的皇帝都在自己過生日那天給全國放假，天數自一至三日不等。他們自己則在宮廷裡舉行精彩紛呈的宴會，個人崇拜主義之風盛行。

變了味的旬休

除了上面提到的這些節日假外，唐人也是有公休的。隻不過他們不是向我們現代一樣一周雙休，唐代将一月分為三旬，資治通鑒244卷記載“一月三旬，與旬則下直休沐。”也就是十日一休。

旬休雖然自漢代起就有明确的規定，但往往被統治者所忽略，直到唐高宗時期才真正落實下來。《唐會要》說得很清楚“永徽二年三月十一日，上以天下無虞，百死務簡，每至旬假，許不視事，以與百僚休沐。”

不過這旬休到了唐玄宗開元中期，也開始變味了。本來在漢晉時期，旬休隻不過是給平日裡公務繁忙的官員放放松，官員們也都追求清幽恬淡的生活。但随着唐朝國力的強盛，财政的充盈，就開始被享樂主義所腐化了。按照《新唐書-食貨志》的說法就是“海内富足，天子驕于佚樂而用不知節。”原來這李隆基在旬休日不但大擺宴席而且還給百官發錢，營造了一副君臣同樂的烏托邦。開元二十八年，他就下诏“自宰相至員外郎，凡十二宴，各賜錢五千缗。”

這種奢靡之風一直從開元延續到了天寶年間，直至安史之亂爆發，才由于國家政權的危機有所停止。不過一旦政治環境稍微穩定，公事自然也有所懈怠，百官也不必入朝。這麼看來一年中這些官員也倒是有許多時間不用辦公。

不過要說明的是，唐代的京司百官都有相應的值班制度，以防止有緊急事務需要處理。節假日值班期間，非緊急公務是能少辦就少辦。依據《唐大诏令集》統計，唐代每月十日、二十日、三十日的诏令數量都要比平時少很多。

這些眼花缭亂的假期是怎麼回事？

坦率的講，唐朝的統治者對待官員還是比較人性化的。每年有兩次大假可以放。《太平禦覽》卷634所引唐代假甯令稱：“諸内外官，五月給田假，九月給受（授）衣假，為兩番，各十五日。

田假就是農忙假，畢竟官員除了工作也要生活，家裡也有田地要耕種。而授衣假則表現了朝廷對官員的一種人文關懷，即“授衣回鄉裡”的意思，官員們可以利用這段時間回鄉裡度過一段愉快的時光。值得一提的是這兩個大長假還惠及學生，國子、州縣學生同樣可以享受。這有點類似于現代人給老師學生放的寒暑假了，隻不過假期沒那麼長罷了。

這裡順便提一下裝束假和程假，朝廷對官員進行職位調動時，要給予他們一定的準備時間，稱之為裝束假。由于古代交通并不發達，官員從接到任命至到任也需要一定的路程期限，由此就誕生了程假。裝束假和程假加起來給官員的準備時間是十分充裕的，唐代假甯令記載：““諸外官授訖，給假裝束”，按照千裡、二千裡乃至超過四千裡的分别依次遞增，給予三十日至八十日不等的時限。”

不過裝束假和程假也會被對調任不滿的官員所利用，成為改變政治前途的權宜之計。唐代宗時，陳少遊被任命為桂州刺史，他覺得路途遙遠艱難，想要求得一個就近的州郡任職，便賄賂了宰相元載與宦官董秀。董秀讓其先待在家裡不要動身，自己與元載在朝廷内外斡旋，終于如其所願，改任他為宣州刺史。

廟祭可是頭等大事

唐代是一個人情世故的社會，上自皇帝下自百姓都免不了有些特殊事宜是需要休假的。我國封建王朝以孝治天下，故廟祭可謂是頭等大事。朝代更替，新統治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廟，春夏秋冬四季也有祭拜之禮儀，這既是皇帝的家事，也是國家的公事。而官員則要祭拜自己的祖先，這就是私祭。這些都屬于吉禮的範疇。

開元十年定令規定，一品到五品的官員，立廟數由三至五不等，六品以下官員以及庶民可以在家祭祀祖先。廟祭既然是大事，自然也是要給假的，《唐六典》規定，官員立廟放假五天，四季祭拜各放假四天。此外到外地赴任的官員，離家超過三百裡的，還給程假。

而雙親或祖先去世之日稱為忌日，也要放假。皇帝祖先的忌日就是國忌，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的官員都要到國寺行香，而官員父母的忌日則給放假一天。一般情況下官員的私忌休假是不受限制的，不過也有例外情況，比如碰上皇帝的廟祭就不行了。

婚嫁與喪假

人有四大喜事，久旱逢甘露，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這婚假不僅是現代社會的産物，古代就早已有之。唐代官員結婚可享有九天的假期，程假另外再算，親戚有人結婚，給假五天，但不給程假，因此親戚的婚禮必須在官員的任所地舉辦，否則來回根本趕不上。這麼看來古人的婚假綜合算起來要比我們多不少。

喪葬假在各類事故假裡的分量最重，無論你官做到什麼位置，隻要父母喪亡，按照規定都要解職丁憂，服喪三年（實際為二十七個月），唐朝皇帝重孝道，官員如果為了烏紗帽，隐瞞喪事不上報，那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不過在唐代，除非本人強烈要求，皇帝一般并不會都準假的。因為皇帝可行奪情之禮，起複官員。

甚至許多官員以起複為榮，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維持手中的權力。唯有張說為丁母憂，向唐玄宗固節懇辭，才成全了他守丁憂制的心願。當時權臣能夠服丁憂制是極少數，張說此舉也得到了了世人的稱贊。

觐省假告訴你再忙也要探望父母

所謂“觐省”就是回家探望父母的意思，唐代禮法最看重孝道，更彰顯皇帝以孝治天下的美德。如果官員很久都不回去探望父母會被認為是不孝，使自己在官場碰壁。朝廷對觐省做了詳細的規定，父母遠離其任所三千裡以外的官員，三年可享有一次觐省假，給假期三十五日。父母遠離任所五百裡以外的，五年可享有一次拜掃假，給假期十五日。這不僅代表了皇恩浩蕩，更是給官員一次衣錦還鄉的機會。

其他事故假

人難免有時候會有些急事或偶感風寒之類的小疾需要請假，這又該怎麼辦呢？唐朝禮律也把這一因素考慮進去了。朝廷允許在一般情況下，官員每個月享有兩天的臨時假，後來又增加為三天。但是對請假的條件也做了限制，那就是不能再大朝會或百官彙集的日子裡請假。請這類假期過多的官員，在月底會按照官品的高低進行罰俸，通俗點說就是扣工資。當然有兩種情況例外，一是陪父母看病，二是本人身體确實有病。

俗話說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唐代官員請病事假也是要走流程的，絕對不是找人帶句話就完事兒了。下級官員要呈報所在官司備案，重要的官員請病事假要通過禮部上奏中書省和門下省，或者由皇帝親自審批。比如像上面提到的觐省假就要求五品以上的官員都要上奏待批，五品以上的官員要離開任所所在地，也要上奏吏部。

唐代的休假制度已經規定得十分完備，官員請假最起碼是做到了有法可依，在禮律和民俗的影響下，即體現了唐朝統治者以孝治天下的經國理念，又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官員對物質文化生活的需求。但凡事皆有兩面性，休假制度的合理落實還有賴于嚴格的“考勤制度”，而随着安史之亂後，唐朝中央政府權威的衰弱，考勤也随之松懈，肆意請長假，甚至曠官的事情屢見不鮮，也成為了唐朝政治衰敗的一個信号。

參考文獻：《新唐書》、《舊唐書》、《唐六典》、《隋唐五代生活史》、《資治通鑒》

文：蘭台令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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