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首先要明白，史料價值是什麼？靠什麼去衡量？比較的标準是什麼？

簡單而言，可以從這幾個方面去比較：

• 史料是否翔實全面

這一點上，資治通鑒是有天然缺陷的。

二十四史，除去《資治通鑒》沒有記載的《宋史》、《遼史》、《金史》、《元史》和《明史》，其他19部史書大概有3000萬字。而《資治通鑒》僅有區區300萬字，僅有24史的十分之一。

有人會問，字數有那麼重要嗎？當然。

司馬光根據自身需要，對史料進行了大幅度的删改。這樣做當然有的時候是很有必要的，因為原始資料可能過于繁雜，來源存疑，甚至彼此矛盾，互相沖突。所以去蕪存精是非常有必要的。我們這裡不讨論司馬光對史料的取舍是否得當，但這樣大幅度的删改，必然導緻大量原始史料的丢失。

我們可以再舉幾個例子來說明這種删改對史書造成的影響。

對二十四史稍有了解的都知道，二十四史并不對應二十四個朝代。有多部史書是重複的。

南北朝既有《魏書》、《周書》、《北齊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還有《南史》、《北史》兩部通史；

唐書同樣有兩部，《舊唐書》、《新唐書》；

五代史也有兩部，《舊五代史》、《新五代史》。

這又是為何呢？别急，往下看。

《舊唐書》為五代後晉時劉昫張昭遠等編纂，但宋仁宗認為《舊唐書》“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于是下令重修，于是在宋祁、歐陽修兩位大儒的主持下，曆經17年，《新唐書》修成。

由于宋祁歐陽修在宋代的赫赫文名，《新唐書》修成之後，《舊唐書》被廢棄。

但後人發現《舊唐書》雖然編纂時存在時間倉促，體例雜亂的毛病，但也有其不可替代的優點。

我們知道，後晉本身就是個短命王朝，936~947年，一共隻存在了11年，而且這短短的11年，一多半時間還在打仗，主持修史的趙瑩、劉昫又都是宰相，本身就忙的不可開交，在這種局面下，修史的結果是可以想象的。為了成書，編纂者不得不大量摘抄原始史料，根本沒有時間精力去甄别篩選相關資料。這種做法自然使得《舊唐書》存在大量的錯漏。

但正因為如此，《舊唐書》也就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資料，比如诏書、奏折、文章等等。這些宋祁歐陽修們認為啰嗦無用有礙世道人心的原始資料，卻讓後人如獲至寶。

因為這樣的原始資料未經删改，結合後世的考古等等，更有利于複原曆史的原貌。

所以後人就新舊唐書并行。所以你說誰的史料價值更大？無法比較。新舊唐書都是優秀史書的代表。

新舊五代史、南史北史與南北朝的斷代史之間，都存在這樣的問題。各有優勢，也都有自己的缺陷。既然如此，無分軒轾，幹脆就相互印證，都列入正史。

再比如，元代修的《宋史》、《遼史》、《金史》三部史書，由于修纂時，元朝已經岌岌可危，時間又短，僅有兩年左右時間，而宋史又是中國斷代史中規模最大的一部，将近500萬字，所以元丞相脫脫也顧不得删改提煉，各種原始資料一股腦塞了進去。

所以後人看宋史常有體例不一，前後矛盾等等各種各樣的缺點，但宋史也是史料保存最完整的一部史書。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 史料是否可信

有些朋友會問，修史書似乎也沒什麼難的，不就是抄抄抄嗎？我也會。

有那麼簡單嗎？真不是。

對于三國，許多人隻知道三國演義，有部分人知道《三國志》。但你知道關于三國的史書有多少麼？

據不完全統計，計有《三國志》、《後漢書》、《三國會要》、《漢晉春秋》、《華陽國志》、《魏略》、《九州春秋》、《晉陽秋》、《三國志集解》等二十餘種。

太史公以《史記》留名千古，後世文人誰不想依樣畫葫蘆？

但為什麼隻有陳壽的三國志流傳了下來？因為陳壽的史實最值得推敲，最重要的是，裴松之的注極大的增強了《三國志》的影響力。

裴松之是東晉到南朝宋之間的著名史學家。他的注是三國志能夠脫穎而出的關鍵。

據史書記載，為了注釋《三國志》，裴松之收集了三國時期的原始材料達一百五十多種。據沈家本統計：

注中引書“經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

注釋比陳壽原文多出三倍。由此許多《三國志》中失載的曆史事實得以保存。

嚴謹的治史态度，使得三國志的可信度大幅度提高。

這一點上，《資治通鑒》是不遑多讓的。後人對司馬光可能有一些诟病，但治學治史的态度，司馬光是無可指責的。

據說司馬光纂寫《資治通鑒》參考的史書多達300餘種，前後耗費将近20年。這部書是一部心血之作，司馬光沒有給他祖宗太史公丢臉。

所以，編史書光抄是不行的，最主要的就是史料的篩選、訂正、組合，得讓史料經得起驗證，邏輯上說得通。而這需要嚴謹的治史治學态度。

總體而言，列入二十四史的史書都符合這個條件，但受限于史家自身的條件，不同史家接觸的史料是不同的，能力也有高下之分，二十四史本身也并不在一條水平線上。而司馬光作為大文豪，又做過宰相，接觸的史料自然非常全面。所以在這一點上，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是有先天優勢的。與二十四史相比，《資治通鑒》比其中大部分要強，屬于史書中的上成之作。

• 史家是否客觀

這點非常重要。這一點上最為人诟病的是《魏書》的作者魏收。

魏收有大才，但其所著《魏書》，後人褒貶不一，雖入二十四史，但有穢史之稱。

修史諸人祖宗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收性頗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時論既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诏收于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讨，前後投訴百有馀人

死後魏收甚至被掘墳鞭屍。

司馬光當然不至如此。他雖迂腐，但為人還是很正直的。但不代表司馬光所著《資治通鑒》無可指摘。

比如，司馬光為了将《資治通鑒》變成一本标準的帝王教科書，還有篡改史實的毛病。典型的如漢武帝的《輪台罪己诏》。

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

這是真正的忏悔。但這幾句隻有資治通鑒有記載，很多人懷疑它的真實性。司馬光之所以從一本迄今已經不再流傳的野史中摘錄這幾句，是因為他希望他的皇帝也要勇于承認錯誤。所以即使衆多史書都沒有采用這段記載，司馬光卻将其加入了他的版本的《輪台罪己诏》中。

用這幾條标準一套，某部史書的價值幾何，就昭然若揭了。

總體而言，《資治通鑒》是一部優秀的史書，尤其是在斷代史為主流的情況下，這樣一部通史更是難能可貴。與斷代史的紀、傳、表、志體例相比，史料相對分散；《資治通鑒》這種通史更便于了解事實全貌。但删減過多，更需要二十四史加以補充。

兩者各有各的價值，是不可偏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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