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竹林七賢”，我們首先會想到一群放浪形骸，視功名如糞土的世外高人。這七個人生活在魏晉時期，都崇尚老莊思想。傳說他們談吐風流，不拘禮法，一有空便湊在一起喝酒吟詩。這種逍遙快活的生活，很為當時人所羨慕，也被後來的文學家塗上了濃重的美學色彩。

你可以把 “竹林七賢”視為一幫文人的自嗨。放到今天，有點類似于知識分子的文藝沙龍。然而，如果你仔細觀察他們七個，仍舊會發現很大的不同。而且據學者的考證，“竹林七賢”在一起的時間，也不過五六年，之後便各奔東西了。

在他們中間，真正稱得上純文人的，隻有阮籍、嵇康和向秀這三位。剩下的四個，山濤與王戎後來去朝廷當了官，而且身居高位。至于劉伶與阮鹹，則更像是打醬油的。劉伶一生嗜酒如命，除了那篇著名的《酒德頌》，好像啥也沒留下。阮鹹是阮籍的侄子，精通音律，應該是一位音樂家，可惜存世的作品不多，在“七賢”中名氣最小。

為何“竹林七賢”的命運會有如此大的差異？為何後世沒有再出現類似的團體？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有必要簡單了解一下七個人的生平。

1/5 嵇康

先說說“竹林七賢”的核心人物——嵇康。

嵇康是偉大的文學家，也是天才的藝術家。他給後世留下了很多傳世之作，文章有《與山居源絕交書》、《聲無哀樂論》、《養生論》等等，都被收進了中學的語文課本。還有著名的琴譜《廣陵散》，至今仍作為中國十大古琴曲之一，流傳甚廣。

嵇康不僅有才，人也長的帥，人稱“蕭蕭肅肅，爽朗清舉”，“岩岩若孤松之獨立·····巍峨若玉山之将崩。”後兩句出自朋友山濤之口。山濤也是“竹林七賢”之一，山濤的意思是，嵇康的人格如松柏一般挺拔，如果他喝醉了，就像是一座玉山坍塌下來。

一個在品行、才能甚至相貌上皆無可挑剔的人，往往會遭到老天的嫉妒。我們都知道，嵇康後來被司馬昭處死了，而幕後黑手，是魏國的大臣鐘會。

這個鐘會也不簡單，熟悉《三國演義》的人都知道，他率兵攻滅蜀漢之後，一度想效仿劉備割據一方，但事情敗露，很快就被部下給殺了。鐘會曾經崇拜嵇康，有一天前去拜訪，他以為自己是個大人物，對方至少會 向他禮貌地打聲招呼。沒想到，嵇康全程連看也不看一眼。

鐘會影視形象

鐘會非常氣惱，轉身就走，嵇康這才問他：“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鐘會的回答也很巧妙，他說：“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兩人的初次對話以尴尬收場。

據說，嵇康就因為這件事得罪了鐘會，給自己惹上了殺身之禍。鐘會在司馬昭面前進獻讒言，誣告嵇康圖謀不軌，嵇康也因此被殺掉了。

然而，如果說這就是嵇康被殺的根本原因，恐怕有點牽強。要知道，鐘會的權力再大，在朝廷中頂多就是個校尉，犯不着為這點破事和嵇康過不去。真正想要嵇康死的，還是司馬昭。

嵇康有一個顯赫的身份，他是曹操的孫女婿，與曹氏家族有姻親關系。你可别小看了這層關系，魏晉時期是個門閥社會，你和大家族的關系，往往決定了你的政治前途。

司馬氏得以掌權，得依靠門閥士族的支持，但這也是一把雙刃劍，因為門閥士族既然能支持你，也可以颠覆你。司馬氏是通過誅殺曹氏宗親上位的，而嵇康的特殊身份，決定了他必然反對司馬氏，不僅如此，他還差點采取過行動。根據裴注《三國志》記載，淮南的毌丘儉造反時，“康有力，且欲起兵應之·····”足見嵇康反司馬昭，不止是說說那麼簡單。

當然，上述說法缺乏充分的考證，我們也隻能猜測。如今人們熟悉的版本是嵇康替好友呂安鳴不平，最終觸怒了司馬氏。呂安的妻子被他的兄長迷奸，而對方卻惡人先告狀。嵇康看不下去，挺身替好友作證，結果引火燒身，把命也給丢了。即便這事确有發生，也不足以讓嵇康掉了腦袋，充其量隻是個導火索。在我看來，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政治上的，嵇康和司馬昭不是一個陣營的人，而且他也的确反對司馬氏。

2/5 阮籍和向秀

說完了嵇康，我們再談談阮籍。阮籍是個詩人，相比嵇康，阮籍的人生要平淡一些，但他和嵇康一樣自命清高，對俗人“以白眼對之”。除此之外，阮籍對禮教也不屑一顧，曾著有《大人先生傳》，諷刺了那些滿口仁義道德的正人君子。

嵇康被殺的理由是“非湯武而薄周孔”，按照這個标準，阮籍同樣該殺。可他卻活的好好的，這就進一步證明，嵇康之死有政治上的原因，所謂诋毀禮教，不過是随意扣上的帽子罷了。

阮籍生前曾被任命為步兵校尉，所以他還有個稱号，叫做“阮步兵”。阮籍早些時候是想幹一番事業的，但司馬氏掌權後，他不願效力，又不敢像嵇康那樣公然反對。于是整天喝得爛醉如泥，用裝瘋賣傻來僞裝自己。有一次，司馬昭曾想讓阮籍把自己的女兒嫁給兒子司馬炎，阮籍卻天天喝酒，把自己灌得不省人事，最終隻好作罷。阮籍至死也不會知道，司馬炎後來當了晉朝的開國皇帝，這位大詩人險些做了國丈。

與嵇康和阮籍比起來，第三位出場的向秀，則沒有前者的傲岸與浪蕩。

嵇康與阮籍有藝術家的氣質，他們都嗜酒如命，而向秀卻不善飲酒，他更熱衷于研究《莊子》，是個學者型的人物。

當年鐘會前來拜訪嵇康時，向秀就在旁邊。他目睹了嵇康對鐘會不理不睬，并因此身首異處的下場。所以，他頗為識時務地向現實妥協。就這樣，向秀做了朝廷的散騎常侍。不過，他這個官當和沒當沒啥區别，因為他基本上是不做事的。

向秀的成就主要在哲學領域，他給《莊子》做的注，成了中國哲學史上的經典。在“竹林七賢”中，向秀不算個重要的角色。

3/5 山濤

嵇康、阮籍和向秀，他們都是文人。這裡的文人不僅指文章寫得好，更是一種生存狀态。雖然這三人皆有官職，但他們更向往無拘無束的生活。文人的理想主義成就了他們的名聲，也造成了他們政治上的失敗。

接下來的這兩位，山濤和王戎，就比前三位世俗的多了。

我們中學時都學過一篇課文，嵇康寫的《與山巨源絕交書》，就是寫給山濤的（山濤字巨源）。文章的寫作背景是這樣的，嵇康聽聞山濤投奔了司馬師，并引薦他一起去做官。但嵇康不願意侍奉司馬氏，于是向好友表達了自己志存高遠，不願受禮法約束的意願。總的意思就是：你想當官就去當吧，我隻想圖個逍遙自在！

光看這篇文章的名字，你會被“絕交”二字給吓倒。這個山濤到底如何得罪了好友，竟讓對方以“絕交”二字相送？然而，嵇康在臨終之前，卻把兒子嵇紹托付給山濤。畢竟，再清高的文人也知道，想要兒子将來有出息，還是得找個大人物才靠譜。嵇紹後來也在晉武帝的朝廷裡做了官，顯然和父親走上了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

山濤為人正直，做官也非常清廉。他在晉武帝時期任吏部尚書，選賢用能，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緻好評。《世說新語》評價其“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目，皆如其言。”意思是說，凡是被山濤選中的官員，基本上都很稱職，可見其有識人之能。

山濤還有着極強的政治嗅覺，當年做地方官的時候，他就看出了司馬懿稱病不朝的真實用意，于是辭官回家，從此遠離政治。知道司馬師上台後，山濤才回歸政治舞台。

在“竹林七賢”中，山濤的政治名聲最好。晚年一再向晉武帝上表辭職，卻屢被拒絕。最後，山濤以78歲高齡得以善終。

4/5 王戎

與山濤同樣入朝為官，并取得高位的，還有王戎。他也是“竹林七賢”中年紀最小的一位。比阮籍小了24歲。

很多人聽說過“王戎識李”的故事。有一次，王戎和夥伴在路邊玩耍，他們看見有一棵樹，上面結滿了李子。大夥都搶着去摘，王戎卻直搖頭。他對同伴們說：“如果樹上有那麼多李子卻沒人摘，證明它們肯定是苦的。”結果的确如他所料。

《世說新語》用這個故事，來證明王戎的精明。他的長處是機智并善于審時度勢，很難想象，這樣的人竟能和“竹林七賢”這幫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人在一起。阮籍曾對王戎說：“俗物已複來敗人意。”意思是說，像王戎這樣的俗人，時常來敗壞他們這群高潔之士的雅興。

王戎不僅熱衷做官，也善于做官，當然，這裡不是說他有特别的政治才能，而是指他特别能在官場上左右逢源，又不失良好的名聲。王戎是個官二代，所以起步就比别人來得高。王戎先是接替父親的位爵位，之後相繼出任散騎常侍、河東太守和荊州刺史。五十歲那年，王戎成了朝廷的吏部尚書。

晉惠帝上台後，天下敗像已露。王戎升為太子太傅，後來又相繼擔任了中書令和司徒。後來，八王之亂爆發，王戎被司馬囧任命為尚書令。此時的他早已無所作為，不過是随波逐流，甘願做個“甩手掌櫃”，把大事都交給下屬去辦理，也許正是憑借此道，王戎得以在西晉晚期的腥風血雨中幸免于難，并以七十二歲高齡安然地過完人生。

“竹林七賢”裡最後的兩位，劉伶和阮鹹，之前已經說過，他們都談不上重量級的人物，劉伶拒絕做官，逍遙了一輩子。阮鹹和嵇康一樣是個音樂家，但成就不及前者，為官更是政績平平，沒啥可說的。

5/5總結

讓我們回到最初的問題，“竹林七賢”，究竟有何與衆不同。

從個性的角度來看，他們人人皆有非凡的一面。嵇康的灑脫、阮籍的癫狂、向秀的沖淡、王戎的機智、劉伶的豪放······他們都藐視禮俗，敢做常人不敢做之事，這當然是“竹林七賢”最閃亮的标簽，但我們不能忽略另一個關鍵點，就是這群人的身份。

“竹林七賢”中，嵇康是曹魏的姻親，山濤是司馬懿妻子的親戚，王戎出身琅琊王氏，是當時的名門望族。相比之下，阮籍、阮鹹、向秀和劉伶的出身要稍低一些。這七個人中間，誰與當權者或門閥士族的關系越近，誰和政治的關系就越近。山濤、王戎皆身居高位，而嵇康則因為政治而死。除了嵇康以外，其餘六人皆得以善終。

“竹林七賢”活躍于魏晉鼎革之際，門閥社會雖已形成，但尚未固化。所以，來自不同階層的人得以聚在一起，因為有着共同的趣味，他們相互切磋，彼此欣賞，過一陣無拘無束的生活。

然而，美好的事物總是短暫的，随着司馬氏掌權，中原正式步入門閥社會。世家大族制約着皇帝，也讓高層政治陷入到了長期的傾軋之中，社會的日益團塊化，使得原本基于自然生态的士林階層瀕于瓦解。知識分子被迫在入世與出世之間做出選擇，要麼向現實妥協，要麼被現實離棄。

“竹林七賢”真正的價值，在于它的多樣性。它并非純粹以玩世不恭自居的團體，盡管其成員常常表現得浪蕩不羁。事實上，每個人的志向都不相同。有人甘願做個閑雲野鶴；有人一心要當官；有人品行端正，左右逢源；有人隻想單純地做學問。

至于後來的中國社會，士大夫要麼在殘酷的政治鬥争中保持緘默，徹底變得消極頹廢。要麼在科舉制度的洗禮下成為一個個嚴肅古闆的道學先生。總之，他們的生命失去了彈性，從而也喪失了更多可能。

所以，什麼是有生命力的組織？不在其成員的行為在表面上如何高度一緻，而是它能否容下更多有不同背景，不同志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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