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本刊記者 李慧琪

編輯 | 谌彥輝

一些法官受賄案相繼公布于衆，背後卻牽扯出大批律師行賄案情。這些律師很多在律協任職，或曾任法官。他們和受賄法官是怎樣的共生關系，律師行賄背後或許另有隐情？

濟南中院三位法官受賄案中，64名律師涉嫌行賄；海南省高級法院原副院長張家慧案中，18名律師涉嫌行賄。今年以來，一些法官受賄案相繼公布于衆，背後卻牽扯出大批律師行賄案情。

這些律師很多在律協任職，或曾任法官。他們和受賄法官是怎樣的共生關系，律師行賄背後或許另有隐情？

日前，經全國政法隊伍教育整頓領導小組審議通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部聯合印發了《關于建立健全禁止法官、檢察官與律師不正當接觸交往制度機制的意見》《關于進一步規範法院、檢察院離任人員從事律師職業的意見》。

兩個《意見》進一步細化了法官、檢察官與律師接觸交往負面清單，健全了禁止不正當接觸交往的工作機制，完善了法院、檢察院離任人員在律師事務所從業制度機制。對于全面加強法官、檢察官與律師隊伍建設，構建法官、檢察官與律師“親”“清”關系，共同維護司法廉潔和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從今年年初開始，政法隊伍教育整頓正在全國範圍内自下而上進行。此次整頓中，“堅持行賄受賄一起查”由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和五部委再次提出。長期以來，打擊腐敗存在重受賄、輕行賄現象。目前相關涉案行賄律師是否被追責，被處罰，又一度成為輿論關注的熱點。

北京律師行賄被追刑責

近日，北京律師呂鳳剛行賄案的二審刑事裁定書在網絡上曝光。北京市通州區法院認定，呂鳳剛為使其代理案件獲得有利處理，請托時任市高院法警呂某（已判決）提供幫助，并于2016年6月至10月間在市高院法警備勤室，先後兩次以現金形式給予呂某共計20萬元。

2020年10月19日，經北京市朝陽區監察委員會電話通知，呂鳳剛在家人的陪同下到監察機關，如實供述了行賄事實。

法院一審判決，呂鳳剛因犯行賄罪一審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緩刑一年，并處罰金10萬元。一審判決後，該律師提起上訴。北京市第三中級法院于2021年9月26日作出二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目前，中國裁判文書網上已經搜索不到此行賄案的相關文書。另外，呂某受賄案的判決書也未公開。

被曝光的裁定書上顯示，呂鳳剛，1969年12月生人，戶籍地為山東臨沂市。在北京市律師協會官網上查詢發現，名為“呂鳳剛”的律師僅有一名，目前執業單位為北京市尚格律師事務所。

2014年，他曾正式成為北京市盈科律師事務所全球合夥人，主要領域是民商類案件，包括婚姻、繼承、房地産、拆遷等。

2018年12月2日，成都，四川省律師協會的律師代表進行集體宣誓。（CNSPhoto圖）

從2006年開始，呂鳳剛在多個地方衛視的生活類節目中擔任法律嘉賓，參加過數百期節目，其中知名度較高的是北京衛視生活頻道《生活廣角》，受衆主要是老年人，被保姆騙錢、如何處理房産、如何計算贍養費等，這是他經常解答的話題。

曾有記者采訪他時看到，呂鳳剛辦公室的三面牆上，密密麻麻挂了近100面錦旗，都是觀衆給他的好評。他曾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做律師的前提是需要有社會責任感，有公正心……一開始做律師其實是很苦很枯燥的，而且處處都是考驗，考驗你的良知，你的忠誠……你是不是會為虎作伥？并不是每一個人都适合做律師。”

在二審終審裁定書上，法院這樣寫道，呂鳳剛作為法律工作從業者，應當恪守職業規範，既要追求實體公正，更要尊重程序正義的價值。為了實現所代理案件當事人的訴求，呂鳳剛意圖通過行賄司法機關的工作人員違規過問、幹預辦案，為己方提供幫助、便利條件，其行為本身有悖公平、公正原則。

大規模律師行賄案發

律師行賄不止呂鳳剛一人，今年濟南中院三名法官受賄案更是牽扯出大規模律師行賄的案情，共有64名律師涉嫌行賄。

濟南中院原副院長孫永一現年54歲，據判決書顯示，1996年春節前至2020年4月，孫永一任濟南中院助理審判員、審判員、副庭長、庭長、副院長、山東省平陰縣法院院長期間，利用職務便利，收受賄賂共計折合人民币549萬餘元。

14年間，孫永一共收受50人賄賂，其中24名行賄者是執業律師，另有5人是公司法務、法律顧問、商标專利代理人等法律工作者，賄賂金額共計近300萬元。

此外，在2008年9月至2020年4月，濟南中院法官喬緒曉收受賄賂共計折合人民币112萬餘元。在2005年6月至2020年4月，戴伍建法官收受賄賂共計折合人民币137.4萬餘元。

根據判決書統計，喬緒曉共收受24名律師賄賂，戴伍建共收受16名律師賄賂。在行賄律師中，山東盈德律師事務所主任李建新行賄金額最高，并在三起法官受賄案中都有他的身影。他先後11次輸送給孫永一87萬現金和價值3萬元的購物卡，共計90萬元；先後25次向喬緒曉行賄共計22.6萬元；向戴伍建行賄共計10萬元。

這些行賄律師的身份也值得關注，他們在山東律師界位高權重。比如李建新除了擔任律所主任之外，還擔任濟南市第十四屆政協委員、山東省律師協會理事、山東省律師協會保險委員會主任等多項職務。另外，他還是濟南市政府第二屆法律顧問專家庫成員，先後獲得山東省優秀律師、濟南市優秀律師、濟南市司法行政系統先進個人。

據統計，像李建新一樣的律所主任共有18位，他們大多在律協或其他社會組織任職。比如山東環周律師事務所主任黃金華，他擔任着山東省律協金融法律專業委員會主任、濟南市律協顧問委員會主任、濟南市破産管理人協會會長。2000年春節前至2020年4月，他向孫永一行賄共計16.7萬元。

判決書還顯示，一家律所出現多名律師共同行賄的現象。比如，國浩律師（濟南）事務所有三名律師栾濤、馬斌、王明華都曾送錢給孫永一，以求在案件辦理等方面獲得幫助。

此外，也有多名行賄律師此前是濟南中院法官，還有人在大學法學院任教。比如王明華在2003年9月至2015年5月期間就職于濟南中院，任民二庭副庭長；2015年6月至今，就職于山東師範大學法學院，任教師、副教授，同時任兼職律師。

總體來看，三位受賄法官起到的主要作用是協助案件辦理、幹預過問案件、介紹案源等，也有律師為一些企業居間請托。比如，山東辰靜律師事務所主任陳靜請托孫永一，在潤華集團山東房地産開發有限公司案件辦理等方面提供幫助。随後，孫永一收受陳靜替該公司董事長轉送的10萬元。

2020年12月3日，浙江湖州，一名法官為學生們宣講憲法。（@視覺中國 圖）

法官與律師互相勾兌，這一問題早在海南省高級法院原副院長張家慧案中浮出水面。2019年5月，張家慧被多人舉報後落馬。當時有舉報人稱，張家慧“身家至少200億”，是“中國法院系統史上最富有的法官”。

她被查後，其與丈夫劉遠生構建的财富帝國也被媒體起底。外界得以一窺其“緻富經”。 2020年12月4日，海南省第一中級法院一審認定，張家慧犯受賄罪、行政枉法裁判罪、詐騙罪，數罪并罰，獲刑18年，并處罰金400萬元。

判決書還顯示，37名向張家慧行賄的人中有18名律師。他們行賄的金額超過2000萬，其中2人為海南省政協委員，5人在海南省律師協會任職。行賄律師中有2人是海南省律協副會長，行賄名單公開後其職務均被免除。

他們該不該被追責？

同張家慧案一樣，上述受賄法官均已被追刑責。2021年6月8日，孫永一被濟南市天橋區法院一審認定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六個月，并處罰金60萬元。2月8日，喬緒曉案和戴伍建案公開宣判，判決已生效。二人均犯受賄罪，判刑三年六個月，并處罰金25萬元。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濟南市司法局和濟南律協的公示信息，目前還沒有相關涉案行賄律師被處罰。三起案件曝光後，行賄律師是否被追責一度成為輿論熱點。

有學者認為，律師行賄沒有被追究刑責，可能存在幾種情形：一是被索賄，沒有獲得不正當利益的，可不構成行賄罪；二是犯行賄罪，在被追訴前主動交代的，可以不起訴或免除處罰；三是數額不夠或者有從輕、減輕、免除的情節。

最高法院原法官黃應生曾撰文表示，“中國是人情社會，有特殊國情，常有遇事找關系的做法，律師行賄法官，不一定是謀取不正當利益，可能是更希望其公正判案。”

對此，北京市首信律師事務所律師楊學林表示，“這種灰色地帶确實存在，律師可能隻是受委托。如果不能完全贊同當事人的做法，很可能這個業務就做不了。其間的情況可能是很複雜的，但對于這種情況我們也要零容忍，否則律師的底線從何談起。”

據《北京青年報》報道，山東辰靜律師事務所主任陳靜曾對行賄事實予以否認。判決書顯示，2015年3月，孫永一在濟南力諾集團公司食堂收受陳靜替該公司董事長轉送的10萬元。

但陳靜表示，判決書上所述案件并非她代理，而是有朋友找她幫忙，她作為專業人士幫着分析了一下。對于轉送10萬元，陳靜予以否認，她稱自己并未因該案去找過孫永一，也并不知道這10萬塊的存在。本刊再次緻電陳靜追問進展，她拒絕了采訪。

孫永一案中，另外兩名律師也對行賄事實予以否認。針對這樣的情況，北京澤博律師事務所主任周澤律師曾撰文表示，可能有被認定“行賄”的律師蒙冤，所謂“被行賄”即所謂行賄者與受賄者其實并不存在賄賂行為，隻是不得不“配合有關機關辦案”。

“某個律師和某個法官平時比較熟，或者工作接觸比較多，或者某個律師的案子在某個法官手裡比較多。那麼當法官出事的時候，必然會對這個律師展開一定的調查。”楊學林認為，律師都是用證據說話，那就用其他證據來推翻這個判決。

他強調，隻要是生效判決認定的事實在沒有被推翻之前，對于認定行賄的這些人，起碼在司法局或者律協必須要給予一定的追責處罰。

刑法對行賄罪有明确規定，此外，兩高《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第七條第（五）項則明确了定罪的起點，行賄數額一萬以上三萬以下，向司法工作人員行賄，影響司法公正的，應以行賄罪追究刑事責任。

對于律師行賄行為，《律師法》和律師協會也有相應處分規則。比如，根據《律師法》第四十九條，情節嚴重的，由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府司法行政部門吊銷其律師執業證書；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受賄行賄一起查”

“目前的情況也和長期以來普遍行賄得不到處理有關。”山東一位資深刑辯律師認為，打擊腐敗一直存在重受賄、輕行賄的現象。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市紀委負責人表示，“有時候為了突破案件，對于行賄人會給予一些政策，如果雙方都同樣對待的話，那案子就無解了。”他說，因為職務犯罪比較隐蔽，如果沒有行賄人的配合，案件查辦會很困難。

他還表示，如果對行賄者查得過于嚴厲，他們就很難去檢舉腐敗官員，這也是紀委監委辦案時左右為難的顧慮所在。

如何防止此類事情發生？楊學林認為，在保障法官獨立審判權的同時加強對案件質量的監督，防止貪污受賄、枉法裁判情況的發生，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律師行賄的意圖，整體朝着良性方向發展。

實際在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等部門聯合出台了《關于進一步規範司法人員與當事人、律師、特殊關系人、中介組織接觸交往行為的若幹規定》，劃定了法官、檢察官等司法人員與律師接觸交往的底線紅線。

但從近年來查處的一些司法人員違紀違法案件看，法官、檢察官與律師不正當交往問題依然突出。11月2日，據《法治日報》報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部相關部門負責人就兩個《意見》答記者問中指出，目前存在律師“圍獵”司法人員、進行利益輸送，司法人員為律師介紹案源、主動“權力尋租”，法院檢察院離任人員為不正當接觸交往牽線搭橋、充當司法掮客等現象，造成了惡劣社會影響。

2020年，司法部會同最高法、最高檢組成聯合調研組，到全國10個省（市）開展了司法人員與律師不正當接觸交往專題調研。從調研情況看，當前法官、檢察官與律師不正當接觸交往的手段更加多樣，利益輸送的形式更加隐蔽，線索發現難、問題界定難、有效查處難。

2020年7月，中央政法委召開全國政法隊伍教育整頓試點工作動員會。自2021年起自下而上逐級在全國政法系統鋪開，2月底到6月底為縣、市階段，8月到10月底為省級和中央階段。2022年一季度前，完成全國政法隊伍教育整頓任務。

在這次整頓中，“堅持受賄行賄一起查”再次被提出，中央紀委國家監委與中央組織部、中央統戰部、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印發《關于進一步推進受賄行賄一起查的意見》。

一位省紀委監委工作人員表示，目前行賄者違法犯罪的成本還是太低，行賄不查，受賄不止。“受賄行賄一起查”可能會讓偵破難度加大，雙方達成攻守同盟的可能性也更大。但是，在信息化手段、大數據加持下，突破案件的能力和手段變多，也利于偵破行賄受賄案件。

【版權聲明】本文著作權歸【vista看天下】所有，今日頭條已獲得信息網絡傳播權獨家授權，任何第三方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