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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雅小學堂 好玩的《史記》

給孩子不一樣的中國史入門課

主講人 趙楚

歡迎回到《好玩的<史記>》。

據我了解，我們的聽衆當中很大部分都是小學和中學生，也就是說大家在日常的學習當中，一般要上這樣一個課程和作業——寫作文。

相信大家各地的老師可能都會給我們出過同樣的一個題目的作文“記寒假中或者暑假中一件有意義的事”。

這樣的作文可以說每代人都寫過，然而這個寫作文的方式跟我們講《史記》、司馬遷寫《史記》、司馬遷時代、中國的史學有什麼關系嗎？

有挺大的關系，今天我就來跟大家講講這方面的事情。

司馬遷創造“紀傳體”體裁

我們當中可能有些人對于《史記》還沒有特别多的了解，即使讀過一些介紹性的或者古文（現代文）對照的版本，但對于《史記》本身寫作的時代和寫作上有哪些特點，都不一定那麼了解。

為什麼今天我要從大家“記寒假中一件小事”這個作文講起？

因為關于史記，很多人都知道他在寫作上有一個非常大的特點，就是司馬遷所寫的史記跟他之前那些曆史著作相比，它最大、最明顯的一個變化，就是他自己的創造發明了一種體裁叫“紀傳體”，紀就是記錄，傳是傳記。

這跟以前有什麼不同呢？

因為記錄和傳記在《史記》的主體部分，最主要的部分是關于個人的，就是“一個”人的事情。

此前它到底改變了什麼呢？

此前我們看到，包括司馬遷在寫《史記》的時候，他要用的前人撰寫的史料史書，像我們今天看到的《左傳》或者《國語》，還有《世本》，可能他還用了一些其他的資料，我們今天不知道，已經遺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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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丘明，約公元前502年~422年，都君人（現代人認為是山東省肥城市），春秋末期魯國的史學家，司馬遷寫作《史記》之前，先秦中國編年體史書的代表作《春秋左氏傳》（簡稱《左氏春秋》，《春秋左氏》，《春秋内傳》，後世或直接稱為《左傳》）。

關于左丘明的姓氏，生平，甚至著作本身都曆來充滿争議。有人說《左傳》原本是與孔子修訂的《春秋》無關的單獨著作，西漢時人才把它與《春秋》合編成一書，但東漢以來儒學不同意這樣的看法，認為左丘明是孔子的學生，所以給《春秋》作注解。

這些書我們看到的基本上都是以一個國家為單位的整體的曆史記載，通俗點說，就是流水賬。

在司馬遷之前的主要曆史寫作體裁都是圍繞着一個國家即自己國家或某一個國君他的執政，每一年按照時間順序下來，記錄天下包括本國所發生的事情。

《春秋》被稱為所謂曆史最早的一個模本，孔子還曾編輯過。

後來他在講述的過程中形成了所謂各派“公羊”、“谷梁”、“左氏”春秋傳，這樣一些曆史書都是圍繞着一個國家，春秋是魯國的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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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氏傳》的古刻本書影一種，當然，今天的人要讀的話，應該找現代點校注譯的版本。

除此以外，今天我們可以通過一些零星史料可以查到的，在晉國、楚國都有類似的著作，各國都有。

為什麼呢？因為對于一個國家，對于一個王室、一個君主來說，曆史的記載是象征着這個國家的傳承，是這個國家曆史非常重要的一個證據。

換句話說，如果一個獨立的國家，它有宗廟的祭祀，有國君的傳承，也統治着特定的地區、土地和一定的人民。

可是沒有以文字的形式把它記錄下來，那麼按照先秦當時的觀念，這樣的國家是不成立的，不能稱其為一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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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分國别記載春秋時期諸侯國的國史，相傳也是左丘明寫的，是他寫作《左傳》準備的史料。

所以對當時的一個國家來說，官方必然有一個部門，有專門的史官，根據時間的順序，把這個國家經常發生的事，包括這個時代其他國家發生的一些重要的事，都記錄下來。這就是所謂的編年體，編年體就是流水賬。這種曆史體裁在司馬遷之前，存在了很長很長時間。我們中國的曆史是曆史上，也是全世界唯一一個有三千年連續記載的一個國家。古羅馬、古希臘、古埃及、古印度他們也有曆史，可是他們的曆史呢，第一不是自己完全連續記載的，可能隔了幾百年又出一個曆史學家，寫一本書，甚至這個學者可能是近代、現代的，或是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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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于公元前8-2世紀的古希臘有雕塑的傳統，于此差不多同時代末期，司馬遷發明了紀傳體史學，這些都顯示了東西古文明萌發了源于英雄崇拜的古典個人主義觀念，西方到稍後的古羅馬時期，名人傳記體裁的史書也多了起來。

對于各大古文明來說，個人開始出現于大曆史舞台，與國家和家族并駕齊驅，這是社會文化不得了的轉變。在中國的早期文化史上，司馬遷對這一轉變的貢獻是無與倫比的。

羅馬史很著名的，我們經常讀到的，很多是英國人、德國人寫的，并不是意大利人。

埃及也是一樣，希臘也差不多。而且這些曆史著作的書寫，它并不是一個記錄。

可是我們中國古代的曆史，它有非常重要的一個特點，它不僅僅是來講古代的一個故事，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種記錄，一種記載。

所謂編年流水賬，就跟一個家庭的那個開支簿一樣，要把這些事記下來。

在古人的觀念當中，每個國君在執政時期所發生這些連續的、全面的關于這個國家的曆史都記下來，這個國家才能在民衆心目中，在價值上站得住。

它的起源可能很早了，但是到底有多早，我們不知道。今天我們知道的，那就是孔子整理過的《春秋》了，它是從公元前841年開始記載的。

這樣的記載一直連續到了今天，這也是我們中國人挺值得自豪的一件事。

因為它代表着我們的文化和曆史本身是連續的，沒有被中斷，同時，曆史的活動、史學的活動也沒有中斷。

司馬遷在他的時代，也可以說繼承了這個傳統，所以他寫作的這本《史記》，從他所設定的黃帝、五帝開始，一直寫到他本人生活的那個時代的皇帝，就是漢武帝。

司馬遷所寫的漢武帝的傳記後來已經丢了，今天我們也看不着了，但是我們從那時代的人。

比如說比他稍晚時代、寫《漢書》的班固，還有同時代很多人所講的話和後人的研究，都很清楚。

司馬遷是寫過《今上本紀》的，隻不過這章丢了，很可能被漢武帝看着不爽，把它删了，或者是司馬家的人在傳承的過程中覺得這章不合适，給摧毀了。

我們看到，司馬遷之前的這個書，都是流水賬、編年體。可是到了司馬遷，可以說突然一變，他發明了紀傳體。他對這個編年體就完全抛棄了嗎？

不是，他是有繼承、有發展的。我們講《史記》，它分為主要的幾大類型，那最重要第一個本紀，第二個世家，然後是列傳。

本紀裡除了記黃帝、五帝本紀，人之外，它還記了一些以國家為單位的事，《夏本紀》講夏朝的事，《秦本紀》講秦國的事。

那這些以國家為單位往下寫的，實際上還是一種流水賬。

換句話說，他在這些部分繼承了他之前的編年史寫法。當然，他把這部分濃縮了，最主要的篇幅留給了所謂的紀傳體。

這就是我在題目裡邊講的，從流水賬到記我的朋友王小二。

大家看，表面上這個差别也非常地明顯，因為他之前的那些史書，都是以某一個諸侯國、某一個國為單位，按照時間順序這麼慢慢地往下捋。

可是呢，他所發明的這個紀傳體，非常明顯，它是以“人”為單位。

當然了，他還是得按照這個人的成長，哪兒出生的，最早幹什麼，後來幹什麼，最後結局怎麼樣，這裡還是有時間的線索。

這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跟我們講的寫作文“以一件事為中心”也不一樣。

因為編年體主要是要記事情，通過事把人給帶出來，這事是誰辦的，裡邊牽扯到什麼人，這很明顯，“事”是重心。

可是司馬遷他以紀傳體為主來寫作《史記》，他就以“人”為中心。

以個人為中心的時代的轉變

而我想跟各位同學讨論的，或者說我讀《史記》我去思考的，為什麼司馬遷他會有這樣的變化呢？

當然他這個人非常有才華，一拍腦門子就想出了這樣的做法。

可是他是一個非常嚴肅的作家，是一個要跟諸子百家并列、企圖心非常高的、成“一家之言”的一個大作家、大思想家、大學問家。

他不會任意地、完全沒有自己考慮、沒有理由地、沒道理地就想出了把編年體給改成紀傳體。

那麼，按照我們今天現代人的解釋、理解、分析，他為什麼這樣做？

我覺得他這樣做其實意味着那個時代的人對社會、國家，對生活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的變化、思維的變化。

變化在哪呢？觀念的變化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從對一個團體、一個國、一個大的集體的關注，轉到了以個人為中心。

這點的意義我覺得是非常大的，這是一個時代性的變化，是今天我們讀《史記》的時候，我們要特别予以注意的一個特點。

在司馬遷之前，那些史書的寫作都是一個以國家、以團體的生活為一個對象。

很明顯它背後的意思是說，這個人是從屬于某一個團體的，沒有這個國家，家族、個人都不重要了。

可是在《史記》當中，我們看到了一種可以說全新的暗藏的概念，就是對于國家、對于家族來說，個人非常重要。

本來他的本紀是繼承那些編年史的寫法，寫一個國家、各國的演變曆史，然後他把帝王漢高祖劉邦、甚至和漢高祖争天下的西楚霸王項羽，劉邦的老婆、後來的呂後。

他把這些人都寫成了《本紀》，跟那些各國的曆史并列了，把個人完全提升到了跟過去編年史時代，一個國相同的一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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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本》，《史記》引用過的上古書籍之一，作者未知。這本書記述古代傳說種帝王們的家族譜牒，既是後來中國家譜的鼻祖，也和司馬遷寫作《史記》使用的另一種古書《世本》一起，構成了司馬遷發明《本紀》和《世家》體例的靈感淵源。

他在世家裡邊也是這樣做的，把很多小的諸侯國的曆史寫在《世家》當中。但是他也把孔子、把漢初起義的陳勝、吳廣，也寫在《世家》裡。

可見，司馬遷他是有意這樣做。那《列傳》就更不用說了，全是個人。他有意這樣做，有一個大的背景，就是在最早期的人類生活當中，這個團體、部族、氏族、宗族、你的國家往往對個人的生活是決定性的，甚至說對一個族群的生存都是決定性的，所以國家很重要。

同時，文化也控制在國家手中，說得直白一點，會寫曆史、寫字、寫記叙文的人，也控制在君主的手中。

比如說在西周早期，是不認識字的，因為文字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資源，文字可以記述曆史。有記述的曆史，一個國家、一個家族就能成立。

可是到了春秋戰國，從孔子私人辦學到先秦諸子百家，就出現了一個變化，就是學問從國家控制的手中轉到了社會、個人的手中。

從春秋到戰國，孔子也好，寫兵書的孫子，莊子、荀子，這些人都是個人在寫作，孟子也是這樣。

個人在社會生活中，在創造曆史的過程中作用越來越大。而且到了西漢初年，達到了一個高峰。

那最大的高峰是什麼呢？就是創立西漢帝國的這些人，從漢高祖劉邦到他手下的那些重要的将相，奪取天下最重要的助手，這些人往往都沒有顯赫的家世。

這裡頭有顯赫家世的是極少數，絕大部分人都沒有。直白點說，就等于是平民，就是所謂社會生活最底層的平民裡靠上的，以及過去那些貴族沒落到下層的這樣一些人奪取了天下。

所以這種時代本身的變化，給司馬遷提供了一個強大的、現實的思想資源，可以說塑造了他這樣的意識，也是他紀傳體能夠被發明出來非常重要的原因。

從戰國到西漢初年，個人在曆史、社會生活、在政府、外交各方面，他的活動可以說越來越突出了。

一個人、一席話、一個名将、一場戰役就可能消滅一個國家，創造一段曆史，而個人在此前的曆史中從來沒有看到會發現如此突出的作用。

可以講，在戰國到秦漢之際，在我們中國的曆史和文化當中是一個個人主義崛起的時代，而這種個人主義的曆史崛起，反映為一種曆史學的意識，就變成了紀傳體。

這樣，過去那個編年體、流水賬就變成了記我的朋友王小二的故事。

好，今天就講到這裡，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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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玩的《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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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 趙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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