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學真、張雨晨 指導老師：林羽豐 編輯：蘇子涵

早上九點鐘不到，在一間名叫“幸福留言”的小屋門口，寫着“遺囑服務中心”幾個字樣的LED燈亮起，一些路人在門口經過時總會被這幾個字吸引，駐足觀看一番。

開門不久，一位提着布袋的老人走了進來。老人名叫李桂英，今年78歲，精神狀态看起來不錯，一頭銀發打理得幹淨利落，腳上的棕紅色皮鞋擦得锃亮。她抛開兒女的反對來到這裡，想要了卻一個糾纏了三年的念頭。

2020年聖誕節這一天，她如約而至，為了完成一樁人生大事。

一間小屋，兩個小時

在這個不到五十平米的空間裡，關于遺囑的科普知識随處可見，五面錦旗并排挂在宣傳畫下方，一同鋪滿了淡黃色的牆面。當然，小屋裡也不乏浪漫。一個印着“幸福慢遞”字樣的墨綠色郵筒立在門口，被投進去的信件将會在未來的某一天，與寫信者最愛的人相逢。

這是中華遺囑庫江蘇分庫的遺囑登記地點，自2016年9月21日成立以來，這裡已經見證了超過1萬份遺囑的訂立。

中華遺囑庫是由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基金會和北京陽光老年健康基金會于2013年3月21日共同發起的公益項目，為60歲以上符合公益範圍的人群免費提供遺囑咨詢、登記服務。截至2020年12月，全國已有11個登記中心與60個服務中心，為24.7萬人提供了遺囑服務。

登記中心外景 張雨晨/攝

上午9點鐘，李桂英在工作人員朱穎的帶領下，進入與咨詢大廳一牆之隔的密室，進行遺囑登記前的準備工作。李桂英和往常一樣，一見到朱穎就止不住地唠家常，朱穎在傾聽之餘，對遺囑查看者、是否設置後續繼承人等重要問題進行最後的确認。

不一會兒，兩名身着西裝的年輕小夥拖着行李箱推門進入，他們從廣東登記中心趕來，負責對立遺囑人進行精神評估，并進行遺囑見證。剛剛生效的《民法典》繼承編規定，打印遺囑需要兩個以上見證人在場。

9點55分，兩名精神評估師開始對李桂英進行評估，确認其精神狀态具備認知能力。評估師通過一套特定的問題和話術與李桂英進行溝通，從記憶力、邏輯思維、空間想象力、書寫能力等方面對她的精神狀态進行全方位的評估。隻有評估通過，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保證遺囑的效力，防止一丁點被判無效的可能性。

經過錄音錄像、指紋掃描、存檔上傳等步驟，10點42分，朱穎為李桂英打印遺囑。這是剛剛生效的《民法典》中新增的遺囑形式，中華遺囑庫的專家團隊經過數月的研究和論證，用打印代替了以往手寫的方式。打印完成後，這份遺囑會由專人運送到中華遺囑庫北京保管倉，等待數年後某個未知的“召喚”。

不管未來的某一天如何，此刻，李桂英完成了後半段人生裡的一件大事，舒了一口氣。用她的話來說，“這個思想包袱終于放下了”。

為了擺平煩惱

“我就是為了賭這一口氣。”

李桂英老家在南京江北，有兩兒一女。上世紀八十年代，她的公婆口頭承諾分給她和丈夫三間平房。翻建房子後，李桂英擔心以後發生不必要的麻煩，到公證處辦理了房産過戶。

2018年8月，江北新區拆遷，她拿到了680萬元的拆遷款。早年間就把老房賣掉的小姑子錯失了拆遷款，想找李桂英分一杯羹，大鬧拆遷辦。因為十幾年前的一份公證書，李桂英保住了屬于自己的财産。

她說，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嘗到被法律保護的“甜頭”。

2016年9月21日，《金陵晚報》上登了中華遺囑庫江蘇分庫成立的新聞，李桂英小心翼翼地把那篇報道從報紙上剪下來，放在家裡，心想未來的某一天也許能派上用場。

拿到拆遷款後，她計劃給自己買一套房子，再留一百萬的養老錢，剩下的錢給三個子女平分。不料，女兒卻因财産分配與自己起了争執。李桂英了解自己的女兒，“她把錢看得太重”。三年間，對于要不要立遺囑，她一直在猶豫。最終，她下定決心。

她希望這份遺囑被永遠封存在保管倉裡。但如果真到迫不得已的那一天，她也希望，今天來到遺囑庫做的這一切，“能為孩子們把以後的煩惱都擺平”。

但也有人無力擺平當下的煩惱。

退休老教師王立梅一心想把房産給自己的孫子。早年間，她作為江蘇女子籃球隊的一員，替省隊“征戰”了大半個中國。退休後，她的腿腳變得不利索，又因家庭矛盾與子女斷了來往，常年獨自待在家中，減少了與外界的接觸，後來又被樓下保安騙了一大筆養老錢。在年過八十、無欲無求的她眼裡，隻有孫子對自己最好，因為每天吃的外賣，都是孫子給她點的。

王立梅來到了中華遺囑庫，交流片刻，朱穎察覺到老人認知水平已明顯退化，對很多事情總是模棱兩可。這樣的精神狀态顯然無法通過精神評估，後期無法保證遺囑的效力。她建議老人回家後多找别人聊天，又讓家人給她買了一個日曆，最起碼讓她知道現在是哪年哪天。

遺囑立不成，王立梅隔三差五地給朱穎打電話，“她甚至給我塞錢讓我幫她立”。朱穎心疼老人的同時，也難免透露出無奈。“不僅是遺囑有沒有法律效力的問題，她已經失去了基本的認知能力，阻止她在這種精神狀态下做出決定，其實也是為她着想。”

用七年時間讓别人知道

“阿姨，遺囑審核通過了，您之後按規定時間來領取遺囑證就可以了。”下午1點多，朱穎告訴李桂英，登記順利完成。顧不上吃中午飯，朱穎又開始為下一位登記者忙活。

一年前，朱穎的簡曆被男朋友不小心投到中華遺囑庫。她想着就來試一下，陰差陽錯，面試成功了。“說實話，我一開始還以為這是個傳銷組織”，她笑着說。

在登記中心的玻璃門上，常年貼着一張寫着“急需各類人才加入”的招聘傳單。目前，因為中華遺囑庫人手緊張，江蘇登記中心隻有朱穎一人負責，隻有集中登記時間，總部才會從其他地區的分庫派人手前來增援。

對大多數求職者來說，這并非一個足夠“吃香”的職業。在朱穎看來，相比那些上市公司、大企業，很少有人願意踏足這種新興行業，“明顯的利益擺在眼前，大家都會這樣去選擇，這是一個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招人不易，堅守也難。對于遺囑庫工作人員來說，他們需要了解每個立遺囑者的家庭情況，對他的情況做一個分析，他為什麼要立一份遺囑，立了這份遺囑對他家庭以後的風險會有什麼改善，他家裡以後可能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這些工作對于員工的溝通能力要求極高。“我一開始剛剛進入行業的時候也很害怕，畢竟是做遺囑，我會害怕自己能不能對人家負責，如果人家以後找上我怎麼辦。”朱穎剛入職時，也常常擔心把别人的大事搞砸。一聽說要整天跟老人和财産打交道，很多人一開始就被勸退了。

朱穎在與老人交流 趙學真/攝

與北京、上海這種一線城市相比，江蘇地區的老人們對遺囑的了解和接受的程度并不高，“傳統觀念都是我還沒走呢，我怎麼可能來做這種事情，但等那個時候又來不及了。”

朱穎見過一位癌症晚期老人，他的妻女都患有遺傳性的精神疾病，生活無法自理。他希望把房産留給大家族裡的長孫，也把妻女托付給他照顧。因為情況特殊，老人在沒立遺囑的情況下直接把房子過戶給了那位長孫。房子到手後，長孫反悔，妻女無人照料。此時，老人身體狀況惡化，已經沒有能力要回房子，重新立一份遺囑。“當他知道我們遺囑庫的時候，已經晚了，沒法立了。”2020年11月，老人去世。12月，老人的妻子因無人照料，也于家中去世。

2013至2019年間，在中華遺囑庫訂立的遺囑中，已有781份遺囑生效。以“中華遺囑庫”為關鍵詞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進行檢索，在31個有關繼承糾紛、遺贈糾紛的案件中，有27個案件涉及到被繼承人在中華遺囑庫所立遺囑的效力認定問題。27份判決書均顯示，法院在審理過程中，對按完整流程在中華遺囑庫辦理的遺囑的有效性予以支持。

朱穎常常聽到老人說，自己身邊的朋友也想要立遺囑，但不知道怎麼做。“我們在報紙和電視上經常刊登的，但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有很多人接收不到這樣的信息。”遺囑庫這些年一直在通過媒體做宣傳，但了解的人還是不多，她很納悶為什麼會這樣。

“有一些老人可能正在遇到這樣的麻煩，但他無從得知這個東西，他甚至覺得沒辦法隻能這樣子了，我們沒有辦法到每一家都去探訪，‘哎你們家有沒有這樣的人’，這是不可能的，做不到。”遺囑庫能做的，隻是盡可能多地告訴有需要的人，口口相傳下去，讓更多老人知道，有這麼一個辦法，也許可以幫他們解決麻煩。

對人們而言，“遺囑”二字總顯得嚴肅而冰冷，為了吸引更多過路人駐足了解，遺囑庫幹脆用“幸福留言”四個字代替了“中華遺囑庫”，做成門面招牌，挂在大門上方。

目前，遺囑庫也積極推動員工走出去做宣傳。然而，疫情期間不能聚衆辦講座，登記中心缺人手，朱穎也不能離開太久。剛進入社會不久，就要突然很正式地去拜訪社區領導，也讓朱穎有些發怵。最後，她想出一個“絕妙”的點子——去跳廣場舞，“打入”大爺大媽圈子内部。

“中國五千年的曆史都是講好不講壞，我們中華遺囑庫其實成立有七年的時間，到現在還一直在做讓别人知道這個事情，”在她看來，讓人們接受這個話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疙瘩都長在自己心裡，别人一時半會是解不開的。

去和解，被治愈

當然，也有人用遺囑解開了心裡的疙瘩。截至2020年12月，中華遺囑庫已登記保管了18.6萬份遺囑。在這些遺囑裡，藏着千萬種與世界和解的方式。

朱穎見過許多老人在立完遺囑後，立馬去了紅十字會或醫院，登記捐獻遺體。也有的老人特意買了當天的機票飛出去玩。“這個對他們來說是一個解脫，他們精神上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放松，因為有些老人會一直惦記錢要怎麼辦啊，很多的。”遺囑不僅僅是一份财産分割的證明，有時也能治愈心靈。

朱穎見過一位九十多歲的文盲老人，長期受到繼子的虐待，因為沒有親生孩子，她希望把财産留給自己的侄子。立遺囑需要本人簽名，她每天瞪着眼睛在家練習簽名。此前朱穎給了她一沓A4紙，紙拿回來時已經全部寫滿了。老人最後成功訂立了遺囑，“她登記成了之後還一直給我打電話，問到底有沒有弄好，說天天在家裡害怕得不行，要不再練一練吧。”

為了讓來立遺囑的老人放下精神上的擔子，朱穎常常建議他們，從登記中心的門出去就忘記這件事，也不要跟孩子提起，也許這份遺囑永遠也用不到，等之後孩子需要用到的時候，他自然會知道有一份遺囑正在保護他。

即使遺囑依然是被很多人避諱的話題，朱穎也欣喜地看到，“整個社會觀念正在慢慢發生轉變”。據《中華遺囑庫白皮書（2019）》，2013至2019年，中華遺囑庫60歲以上人群的咨詢量、遺囑登記保管量都呈逐步上升趨勢。七年間，立遺囑人的年齡也越來越年輕化。自2018年起，每年都有超過1000位中青年人訂立遺囑。

朱穎之前在上海登記中心工作，見過不少年輕人來立遺囑，大部分都是醫生、護士或司法工作者，也有極限運動愛好者。一些年輕人看到了很多上一輩人的财産糾紛，他們大多出于擔心發生意外的考慮，希望能給父母一個保障，“也有給前男友的，覺得對不起前男友。”

一位27歲的年輕人看到無錫高架橋坍塌事件後，選擇來立一份遺囑，原因很簡單：害怕未來哪天意外就發生在自己身上。

26歲的“冬至”在自己電腦的word文檔裡放了一個不斷更新的遺囑，裡面交代着她偷偷給家人買的保險、和朋友借收的東西、給身邊人的話、葬禮的安排。她本來想拜托朋友在她去世後幫忙發給大家，但想來想去，覺得找誰都太沉重了，根本開不了口。

20歲的醫學生“南岸”立下遺囑，希望死後把全屍捐給母校做研究标本。她說：“哪怕是粉身碎骨也請把可以用的碎骨做成标本，我不想下一代缺大體老師。”

每個年輕人的人生故事千差萬别，來到遺囑庫，卻為了同一個目的：在未預料到的生活變軌來臨之前，為自己和家人安排好一切。

朱穎也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一些年輕人開始把“虛拟财産”寫進遺囑，比如遊戲賬号、支付寶、微信賬号，“對于有些年輕人，這個遊戲賬号、裝備可能是他的精神寄托，他覺得要把這個延續下去，不能白白送給騰訊了。”

為了讓更多人感受到傳遞囑托的療愈作用，中華遺囑庫在2020年3月1日開通了“情感遺囑”功能，它可以幫助人們把信息在指定時間裡發給指定的人，雖無法律意義，但能讓人們說出那些藏在心裡很久的話。2020年清明節當天，有249人留下情感遺囑，清明節後，用戶數量更是暴增。開通後的前八個月裡，遺囑庫公衆号後台就已收到6萬餘份情感遺囑。

“幸福留言”小程序界面

在這些終于說出口的話中，有感謝、有抱歉、有囑托，也有愛的表達。

“兒子，當醫療努力已經沒有意義的時候，千萬别給我插管子。讓我安安靜靜地走，好過讓我痛苦而無意義地活着。”

“老公，銀行卡在卧室中間抽屜背面暗格裡，卡号和支付寶賬号是……，阿嬌那年買房子，我偷偷借了六萬塊給她，對不起沒告訴你。”

“爸爸，做您的女兒，我很幸福。幫我照顧好泡泡，它喝的水裡記得放一點鹽。”

（應采訪者要求，文中李桂英、王立梅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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