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院中的父親

一個甲子的等待

我的父親今年85歲（虛歲），身體孱弱切多病疊加。今年國慶節因病住院，在辦理住院手續時，醫生詢問父親，是否是退休人員，父親努力的睜開早已渾濁的雙眼，鄭重地回答：“我是1962年大概是八九月份，響應上級的文件精神，離開教師工作崗位，支援農業生産第一線的，至今沒有接到組織給我們吹響召回的集結号，所以，我依然是農業生産一線的一名戰士。”說完，又眯上眼休息，不願意也不想再提及這件往事。

這時，我發現父親的嘴唇蠕動着低聲的自言自語：“今年是2022年，算起來我已等待了60年了，整整一個甲子，人生有幾個60年呀！”唉，他又無奈的一聲歎息，眼角滾動下兩滴晶瑩的淚珠。

我的父親畢業于當時的“沂水縣工讀師範學校”，1960年的正月分配到沂水縣道托公社塔坡大隊村小學任教。當時的塔坡村小隸屬松峰學區。

父親當時隻有23歲，正是風華正茂的好年歲，個頭雖然不夠高大魁梧，但是人看上去幹練精神，身上依然散發着書生意氣，以緻村裡的幹部們對他能不能勝任教學工作産生疑問，因為，那時他教的學生年齡相對偏大，有的學生和他這個當老師的相差不了幾歲。

他教的班級27名學生，一年後畢業，參加升學考試，共有28名學生升入高一級學校（包括一名借讀學生）。

塔坡村時任主要領導在全村的社員大會上通報了這一成績，他告訴全村的社員同志們，“這個小老師還真有兩下子，咱那孩子都考到道托去了，不孬，誰家裡還有需要上學的學生，䞍管送到咱學校裡，讓劉老師教着，保準沒有差。”

再看社員們的眼神，滿含着信任和期待，就這樣，父親在這個村小學裡，打下了良好的群衆基礎。

1962年，上級的一紙文件，改變了父親他們這一批人的命運。文件的大概意思是：1958年以後參加工作，前師畢業的老師，要全部支援農業生産第一線。有些老師天真的認為，上級要我們“支援”農業生産第一線，不是“參加”農業生産，最長一年，最短三個月，我們就會重返工作崗位的，因此，沒有一個人因為想不通而鬧情緒，大家都愉快的響應黨和政府的号召回到各自所在的村莊。

回到村裡，迎接父親的不是敲鑼打鼓，也沒有披紅帶花，而是攜槍帶棒的冷嘲熱諷，甚至是人身攻擊。

“支援農業生産第一線，說着是怪好聽，肯定是沒幹好，人家公家不喜得用了，攆家來了。”

“在那裡一定是不正幹，被領導開革了呗！”

“想當鯉魚跳龍門，也不想想自己有沒有那個命，幹了三年不也照樣回到家裡和咱一樣修理地球！”

“自家是什麼出身成份，心裡沒數嗎，上級會讓地主家的後人來教育我們的革命事業接班人？”

面對類似的“唇槍舌劍”，父親一開始還耐心解釋，慢慢的發現根本沒有人願意聽，大家照樣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想像去編排。

之後，父親不再解釋，也懶得解釋，你們愛咋想就咋想去吧，我走的正，站得直，問心無愧。

此後的第一年，父親和村裡的其他人一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累死累活隻能的半個工分，第三年，被招到稅務所幫忙，第四年，被村裡安排去燒窯，第五被派去修建跋山水庫東幹渠，第七年被派到供銷社拉地排車，像牛馬一樣，在供銷社一幹就是八年。其間，上級一直沒有任何消息，他依然相信上級不會忘記他們這批人，也許上級工作繁忙，沒有顧得上他們吧。

無論在哪裡，做什麼工作，父親都認真踏實，一絲不苟，領導和同事都給予較高的評價。因此，1977年離開供銷社時，該社領導研究，贈送他“金鹿”牌自行車一輛。

父親回到村裡後，先後在幫村裡經營門市部六年，秉承包經營三年，自己在沂水縣城沂河市場經營副食品批發生意七年，1996年以後因身體和家庭原因，逐漸回歸至家庭，直到今天。

我曾問他，為什麼不去有關部門反映，他反問我，誰能聽咱反映？誰又能真心實意的幫助咱去辦這個事情？

他一直在等待上級對他的召回，他一直希望重回自己熱愛的教師工作崗位，用自己的知識和積累，傳道受業解惑，培桃育李，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然而直到今天，這一切隻能是一種凄美的願望，是一個耄耋老人的一輩子的最大遺憾。

一個甲子的等待，60年的守望和期盼，當年的青蔥小夥子，如今皓首蒼顔，步履蹒跚，沒有退休金，沒有社保，風燭殘年，依然堅守最初的夢想：“上級領導一定不會忘記，在1962年曾經還有我們這樣一批人支援農業第一線，至今仍然還在支援。”

他們當中已經有許許多多的人帶着遺憾和不舍，去到另一個世界。

我想，我的父親是他們當中依然健在碩果僅存的那幾個了。

父親經常自言自語：“上級領導們呀，你在哪裡？年輕的時候您要求支援農業第一線，我們義無反顧沖在前面，現在俺都年紀大了，沒有了生活來源，你們怎麼也不問一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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