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産神劇（此處為褒義詞）《大明王朝1566》中為我們展示了一副嘉靖朝波瀾壯闊的朝野畫卷，可以說以一己之力推高了國産劇的天花闆。劇中一開始，就闡明了明政府财政上年年赤字，捉襟見肘的窘況。無論是皇帝還是内閣，都急需擴大财政收入維持政府運轉。為此嚴黨提出了一個著名的方略，叫做“改稻為桑”。

改稻為桑，從字面意思就是把稻田改為桑田。大明朝的絲綢在老外看來，那是搶手的商品。出口絲綢換外彙，是一條很好的生财之路。一直以來，因為倭寇在沿海鬧事，加上絲綢的原材料生絲産能不足，所以絲綢出口的生意沒做成。如果滅了倭寇，再擴大生絲的産能，以絲綢的搶手程度，大明财政扭虧為盈指日可待。滅倭寇的事交給胡宗憲和戚繼光他們，擴大生絲産能就要另外想辦法了。生絲是蠶吐出來的，蠶要吃桑葉，要多養蠶，就得多種桑樹産桑葉。多種桑樹，就要占用原先種水稻的田地。那好辦，把稻田改為桑田就得了。這就是改稻為桑。

改稻為桑

從理論上來說，絲綢生意比種水稻要掙錢的多。糧食的缺口可以由外省調撥，絲綢生意掙的錢買糧食綽綽有餘。嘉靖皇帝又特别下旨，改了桑田的田地，仍然按原先的農田征稅。不得加賦稅。這樣一來，改稻為桑可以說上利朝廷，下利百姓。絕對的好政策。如果政策推行下去，大明朝就此邁入資本主義時代也未可知。

雖然改稻為桑這個事是小說虛構的，不過藝術曆來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小說中這個設計讓人覺得毫不突兀，合情合理。《大明王朝1566》的時間背景是嘉靖四十年至嘉靖四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61年至公元1566年。幾乎是同時期，遙遠的大英帝國，爆發了一件與改稻為桑幾乎如出一轍的事件，史稱“圈地運動”。

17世紀的英國農場

随着新航線的開辟，英國的對外貿易迅速增長。随之而來的毛紡業也受到了極大的刺激。羊毛的價格也就不斷上漲。為了擴大養殖羊的牧場，英國的貴族和大農場主就開始大規模的圈占公地和佃農的租地，後來發展到強迫農民出賣土地，圈過來養羊。英國底層的農民失去了土地，在1536年和1537年，分别爆發了林肯郡和約克郡的農民起義。1549年又爆發了凱德起義。圈地運動在整個歐洲持續了約300年，被托馬斯·莫爾指責為“羊吃人”。

我們把圈地運動和改稻為桑結合起來看，改稻為桑的死局也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理論上來說，随着羊毛的價格一路上漲，養羊的收益必然高于種小麥。但是英國的農民并沒有改麥為羊，直到被英國貴族及大農場主強占土地後，才被迫去放棄土地。正好比雖然養蠶的收益高于種水稻，但是浙江的農民也沒有改稻為桑。一切都源于人最基本的需求：糧食。

桑田要養蠶，至少要等三年。這三年期間百姓吃什麼呢？嚴嵩在内閣會議上說的很好，反正浙江七山一水二分田，年年都要外地調入糧食，多調糧食就是了。桑田還沒成規模，老百姓哪有錢去買糧食呢？更何況往年調入糧食的規模不算太大，本地人有糧田，買糧的人不算多。糧價是平價。改稻為桑之後，浙江一半的人需要買糧食吃，糧商不趁機漲價才有鬼。百姓手裡那點兒錢，根本買不了多少糧食。要改稻為桑，許多人就活不過今年。

而嘉靖皇帝恩旨之下，糧田改為桑田，賦稅仍然按糧田收，不加賦稅。這樣一來，規模化養蠶的收益大大增加。原先就有錢的大戶，自然就想盡辦法開始侵占農民的糧田來種桑。大明的土地兼并原本就是一個宿疾，平民百姓面對高官大戶們的侵占，就像羊吃人時的英國農民一樣，毫無辦法。如果改稻為桑強硬的推行下去，必然像英國那樣引起民變。也幸虧（或者說不幸）古代中國并沒有産生商品經濟，所以中國沒有産生像類似西方那樣的“蠶吃人”圈地運動。

因此，無論官方使用什麼行政手段，哪怕是縱馬踏苗，決堤淹田，都絕對無法将改稻為桑這件事推行下去。因為執行者的初衷壓根不是什麼為國為民，而是要中飽私囊，自己多撈錢。所以徐高張幾人在裕王面前直接就挑明，這件事絕對辦不成。而且絕對會辦的禍國殃民，最後成為嚴黨倒台的導火索。

張居正向裕王解釋：“在禦前，嚴嵩提了個方略，要将浙江百姓一半的農田改成桑田，說是隻要今年江浙能多産二十萬匹絲綢，就能彌補國庫的虧空。當時我們就想到，他們這是又想出了一個名頭借機兼并浙農的田地。利令智昏，全不想一個省一半的百姓失去田地，又是倭寇鬧事的地方，不出數月大亂将至。”“你們當時為何不向皇上陳奏？”裕王一聽便又急了。高拱答道：“嚴嵩的話一落音，皇上立刻便準了旨。同時恩旨農田改成桑田以後不得加征賦稅。皇上怎麼也就不想一想，這個方略一旦推行，嚴黨在浙江的那些心腹立刻便會勾結富商巨賈不要命地争買百姓的田地。”“高大人張大人所慮極是。”譚綸接話了，“農田改成桑田以後且不加稅，一畝桑田比一畝農田的收成便要高出五成以上。這些桑田如果都在浙江那些官商手裡，從種桑養蠶到織成綢緞中間便又能省去了買絲的環節，利潤可想而知。”

張居正

那麼改稻為桑到底能辦成嗎？

其實是可以的。而且方法很簡單，壓根不需要動用朝廷那麼多人力物力。隻需要合理使用價格杠杆，即官方大幅度提高生絲收購價格即可。官方大幅度提高了生絲收購價格，在利益驅使下，本地桑農必然會擴大産能謀取利益。本地稻農眼紅桑農掙錢，自然也就心思活絡，開始漸漸種桑。也自然會有心思活絡的糧商預見到桑田擴大後糧食的缺口，提前儲備糧食來掙錢。諾大個浙江，在多個糧商的市場競争之下，糧價也不會有太大的提升。由于生絲價格大幅度的提高，桑農手裡掙到了錢，完全由能力承擔買糧的價格。這一切都會穩紮穩打，循序漸進的進行。而不是嚴黨那樣一刀切。

很可惜的是，即便是有人穿越回去把市場經濟的理論給嚴嵩父子講透徹，改稻為桑仍然無法完成。因為這原本也不是政策本身的問題，而是政策執行人的問題。從嘉靖到嚴嵩，從嚴世番到鄭泌昌、何茂才，大家都想着怎樣才能讓自己個人的利益最大化，沒有一個人是真心為朝廷彌補虧空的。因此沈一石臨終留遺言說：

“……我大明擁有四海，尚使朝廷惜用，使民以時，各級官員清廉自守，何至于今日國庫虧空。上下揮霍無度，便掠之于民，民變在即，便掠之于商……沈某俟諸公锒铛于九泉之下，此日不遠。”

沈一石

改稻為桑的初衷是彌補朝廷的虧空，這些虧空是哪兒來的呢？除了西北和東南的戰事，嘉靖皇帝自己也要承擔大部分的責任。嘉靖平日裡揮霍無度，大部分錢是嘉靖花出去的。有什麼樣的皇帝，就有什麼樣的大臣。嚴黨借着給嘉靖修宮殿中飽私囊，财政就此大大超支。嚴黨對面的徐高張三人，也不是什麼幹淨的貨色。扳倒嚴嵩的徐階，在上海老家搶占了良田24萬畝（也有說40萬畝的），初步估算其家産是嚴嵩的十五倍左右。朝廷上下都是一些隻顧着自己享受的君臣，無論改稻為桑的初衷是什麼，都會被這些人執行成中飽私囊，禍國殃民的政策。朝廷利益受損不受損管他娘的，先撈夠本再說。

改稻為桑雖然是虛構的，這種好事辦成壞事的例子在曆史上也不罕見。嘉靖皇帝的堂兄，正德皇帝，比較寵幸一個著名的太監，叫劉瑾。劉公公一輩子禍國殃民，大概也覺得心理過意不去，忽然想做件好事挽回一下名聲，這件事就是整理軍屯。

軍屯源于朱元璋時期。老朱實行軍民分籍制度，編為軍戶的農民世代為兵。政府把他們按照衛所的編制組織起來，進行屯田。沿邊衛所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種。每名軍士給田五十畝和耕牛農具。收獲所得以十二石歸軍士自己食用，餘下的作為本衛所軍官的俸糧和儲積。在這種制度下，政府隻對屯田情況進行督察，不用給饷。所以老朱得意地說：吾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粒粟。

朱元璋

軍屯看起來很美，但是時間久了，弊端就逐漸顯露出來。一方面大頭兵種地種多了，兵也成了農，士兵的戰鬥力直線下滑；一方面大明朝腐敗透頂，軍隊的屯田多被軍官、豪右和内監占奪。後來盧象升針對這情況就表示：“塞上民田少而軍地多。因循日久，俱為豪右所占。是以屯日益窘，軍日益貧。甚至當軍者無地，種地者非軍，豪強侵霸以肥家，公私因是而交困。”

明英宗之後，邊境的戰事逐漸增多，疆場戒嚴，相應而來的是軍隊訓練和戍守的時間增加，種地自然受到影響。還有不少屯地被持敵對态度的少數民族所占領，出現“田在敵外”的尴尬情況。軍屯已經徹底敗壞得有名無實，田地被集中在少數人手裡，又不交稅；而士兵們失去了田地，窮的跟叫花子一樣，别說打仗了，吃飽飯都是奢望。于國于民，軍屯都是大明的毒瘤。

劉瑾壞事幹多了，也想做一兩件好事攢攢陰德。理論上來說，整理軍屯絕對是利國利民的好事。然而劉瑾萬萬沒想到，大明政府此刻已經深陷“塔西佗陷阱“之中，當然了他劉瑾本人正是陷阱最大的挖坑人之一。在這個時候，做壞事容易，做好事可就千難萬難。

劉瑾之前禍國殃民的時候，前呼後擁，氣勢非凡。這次要做回利國利民的好事，居然找不到一個幫手。朝廷裡混的都是人精，這種得罪人的工作誰也不願意幹。最後劉瑾從當年罵過自己的人裡（這死太監倒不記仇），挑了一個愣頭青，叫周東。把周東提拔為大理寺少卿，并派往甯夏整理軍屯。在劉瑾和周東看來，整理軍屯是個挺簡單的事。找到當年土地登記的冊子，查一下在誰手裡，讓他吐出來就是了。

軍屯示意圖

但是簡單的事往往是最難做到的，叫人把吃嘴裡的肉吐出來，沒有老朱那樣殺幾萬人不眨眼的魄力是絕難完成的。周東隻是一個體制邊緣的小官吏，哪有這個實力。斷人财路如殺人父母，周東幹的這種殺人父母的活兒，把地方實力派給得罪光了。

當時的甯夏駐軍都指揮使何錦義，任職期間撈了大概有兩千五百多頃的土地。而且何錦義準備的也挺充分，把土地都挂在親戚名下。當然，何錦義對官場上迎來送往的規矩熟門熟路，自周東進入甯夏地界開始就不停逢迎，伺候的那叫一個周到。而周東則十分豪爽，逢請必到、逢禮必收。大家都是官場中人，收錢辦事，那是官場的固定規則。但是周東卻隻顧收錢收禮，吃喝玩樂，什麼态度也沒發表。就在何錦義等的心焦的時候，周東忽然告訴何錦義：我已經派人查過了你的田産，一共三千五百頃土地，都是你侵占的軍屯，交出來吧！

何錦義滿打滿算才撈了兩千五百頃田地，挂在親戚名下。周東卻連自己親戚的土地都算在了自己頭上。這麼算的話，何錦義不但要傾家蕩産，還要倒賠一千頃！何錦義恨得牙根癢癢，轉念一想，這貨莫非嫌自己送的錢不夠多？于是何錦義加大了送禮的力度。在何錦義的金錢攻勢下，周東也犯嘀咕了。這麼多錢隐含着另一個信息，不辦事的話，下次送的說不定就是刀子了。最終周東把何錦義的三姨太打了一頓了事，這個腦回路至今我也無法理解。

何錦義是駐軍的都指揮使，他要侵占土地，多少要給自己手下人漏一些。大領導吃肉，小領導要跟着喝湯。不然誰跟他混？各級軍官沒有幹淨的，多少都有侵占的行為。何錦義有錢，可以給周東大量的賄賂，下級軍官雖然想賄賂，畢竟财力有限，拿不出那麼多錢。而周東本人在何錦義的啟發下，迅速變得和這幫人一樣貪婪。當然了，周東發财的同時，少不了劉瑾那份。

丈量土地需要量具，周東發現，在丈量的尺子上稍微做做手腳，就是個來錢的好主意。一開始周東隻是稍微做點手腳，後來幹脆一刀切，正常一頃地是100畝，到了周東這裡他老人家則以50畝為一頃來計算。也就是說，如果一個軍官侵占了一頃的土地，周東上報時就給報成了兩頃。這樣一來，這個軍官的罪行翻了一倍。而且周東要他吐土地的時候，仍然按100畝的标準讓他吐兩頃。實際上按周東的标準算下來，所有的軍戶都在侵占軍田，所有人都要退地。

明代農圖

要退地，那也得有地可退。周東憑空把甯夏的耕地面積翻了一倍，高級軍官可以賄賂保地，中級和低級軍官沒那麼多錢，隻能傾家蕩産的退賠。不少軍官把家産退完還不夠，隻能賣宅院賣老婆賣兒女然後買地來退。而更多的底層軍戶，隻能阖家痛哭，為此上吊的也不在少數。明史評價這段曆史說：“東希劉瑾意，以五十畝為一頃，又畝斂銀為瑾賄，敲撲慘酷，戍将衛卒皆憤怨。”原本在甯夏就野心勃勃的安化王朱寘鐇趁機籠絡人心，打着“清君側，誅劉瑾”的旗号起兵造反。雖然僅僅18天就被平定，還是造成了無數人在戰亂中喪命，無數人流離失所。甯夏的整理軍屯，隻是全國的一個縮影。整理軍屯原本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好事，在劉瑾治下卻辦成了這樣。劉瑾也因此徹底失勢，最後被人陷害謀反，淩遲了三天。平心而論，劉瑾禍國殃民有餘，謀反這個罪名确實是冤枉的。劉瑾死後，整理軍屯的事就此截然而止。

土地集中這個毒瘤就此越來越大，把大明搞的越來越窮。直到萬曆朝張居正橫空出世，才再次丈量土地，在全國共查出隐瞞一百多萬傾田地。實際上張居正也僅僅開了個頭就收手了，然而一些官員為了确保土地增多，糧稅增加，或者為了突出功績，不惜弄虛作假，使用“短縮步弓”和“虛增田畝”等各種各樣的手段欺瞞朝廷。多報了土地就要多交稅，差額怎麼辦？反正官員本人是不掏錢的，那就從現有的田裡多收。部分底層百姓負擔反而更重，這絕非張居正的本意。張居正死後被那麼多人诋毀，丈量土地得罪人是很大的原因。随着張居正人亡政息，明末的土地兼并變本加厲，給李自成貢獻了大量的兵源。實際上無論是遺臭萬年的死太監劉瑾，還是經天緯地的千古一相張居正，丈量土地這個事都沒真正做成。

古代農田

劉瑾的整理軍屯，就好像嚴世番的改稻為桑，從一開始就是死局。問題的症結并不在政策本身，而是在執行者身上。執行者手握優質資源和生殺大權，心态變化是難以避免的。因此才需要監督和限制。再好的政策，沒有透明和監督的執行，也會變成這樣禍國殃民的惡政。歸根結底，權力并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權力就是問題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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