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魯迅先生原文?在魯迅小說中，《故鄉》無疑是影響廣泛的一篇它被收入中學語文課本，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少年時代的閱讀記憶小說塑造了閏土這一不朽的典型形象，表達了對底層民衆的悲憫與同情，包含着深厚的人道主義精神我這裡要強調的，是《故鄉》提出的“希望”命題小說結尾處那段名言，我們許多人大概都會背誦——“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現在小編就來說說關于希望魯迅先生原文?下面内容希望能幫助到你，我們來一起看看吧!

希望魯迅先生原文

在魯迅小說中，《故鄉》無疑是影響廣泛的一篇。它被收入中學語文課本，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少年時代的閱讀記憶。小說塑造了閏土這一不朽的典型形象，表達了對底層民衆的悲憫與同情，包含着深厚的人道主義精神。我這裡要強調的，是《故鄉》提出的“希望”命題。小說結尾處那段名言，我們許多人大概都會背誦——“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故鄉》為何會結束于對“希望”的闡述？細讀小說，能夠發現，“希望”是起因于“我”對兩代人關系的思考。小說寫道：“我想：我竟與閏土隔絕到這地步了，但我們的後輩還是一氣，宏兒不是正在想念水生麼。我希望他們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來……”就這樣，“希望”出現在《故鄉》的文脈之中。從“希望”與“我們的後輩”的關系來看，這裡的“希望”與魯迅五四時期的“幼者本位”倫理觀有内在的相通。寫《故鄉》一年之前，魯迅在雜文《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就寄希望于幼者，呼籲“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

在魯迅的“希望”話語體系中，《故鄉》的結尾其實是個劃時代的起點。此後五年間，魯迅在《呐喊·自序》（1922年）中，在散文詩《希望》《墓碣文》（1925年）中，多次闡發其“希望”觀念，建構了一個内涵豐富的“希望”話語體系。

《故鄉》中的“希望”是被置于縱向的時間之中叙述出來的。而《呐喊·自序》中的“希望”與此不同，與特定空間發生了關聯。這個空間，就是具有國家、社會屬性的“鐵屋子”。夏夜，在北京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裡，魯迅與《新青年》編者金心異（錢玄同）展開了對話。魯迅說：“假如一間鐵屋子，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金心異回答：“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這種回答說服了魯迅。魯迅叙述道：“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于将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于是我終于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這裡的“希望”，就是打破“鐵屋子”、拯救瀕死生命的理想。短篇小說《狂人日記》是以“救救孩子……”一語結尾的。這意味着它和《故鄉》一樣，“希望”也與幼者本位的思想保持着深層的關聯。

散文詩《希望》寫于1925年1月1日，是在寫《故鄉》的整整四年之後。魯迅曾經說他的哲學都在《野草》裡，而《野草》收錄的這篇《希望》，可以說代表了魯迅20世紀20年代中期的“希望”哲學，是魯迅“希望”話語的制高點。與《故鄉》《呐喊·自序》相比，《希望》中的“希望”話語有三個突出特征。其一，“希望”以陰暗的心境為背景。魯迅在《希望》開頭就說“我的心分外地寂寞”，“沒有愛憎，沒有哀樂，也沒有顔色和聲音。”在這種心境下，“希望”僅僅是發揮着工具的功能，而這工具卻無效。“希望，希望，用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虛中的暗夜的襲來，雖然盾後面也依然是空虛中的暗夜。”其二，借用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語言來表達。裴多菲的詩句和緻朋友的信，都被魯迅引用、闡發。其三，将“希望”置于與“絕望”的關系之中來認識——“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在魯迅散文詩《希望》中，“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這句話出現了兩次，而且整篇散文詩是用這句話結束的。第一次出現的時候是作為裴多菲的名言，第二次出現的時候包含着魯迅的認同與強調，已經變為魯迅語言了。此語包含着陡峭的修辭轉換，略顯晦澀，須結合裴多菲的原話來理解。此語出自裴多菲緻朋友的信，原話是“絕望是那樣地騙人，正如同希望一樣。”所以，所謂“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說得通俗一點，就是：“絕望是虛妄的，正如同希望也是虛妄的。”

“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魯迅用此語否定了絕望，同時也否定了希望。那麼，此時的魯迅是絕望了呢？還是依然懷着希望？答案是後者。此時的“希望”已經不同于《故鄉》和《呐喊·自序》中的“希望”，而是絕望于“希望”之後的希望。用通俗的語言來表達，大概就是“反抗絕望”或“背水一戰”。魯迅提倡的韌性戰鬥精神，正與這種“希望”觀相表裡。寫《希望》約半年之後，魯迅在散文詩《墓碣文》中再次确認了這種絕望式的“希望”，即所謂“于無所希望中得救。”

魯迅得救于這種“希望”了嗎？答案是肯定的。其國民性認識的轉變就是重要例證。衆所周知，國民性批判思想是魯迅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魯迅前期思想中，“國民性”并非中性詞，而是貶義詞，特指“國民劣根性”，即雜文《論睜了眼看》（1925年）所謂的“瞞和騙”“怯弱，懶惰，而又巧滑”等等。但是，晚年魯迅是自信于中國人的自信力的。他在雜文《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中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些人被他譽為“中國的脊梁”。巧合的是，撰寫此文的1934年9月25日，正是魯迅54歲生日。

短篇小說《故鄉》的故事結束于離鄉的船上，而“希望”之路一直在魯迅腳下延伸，并且在魯迅的精神世界裡延伸……

（作者：董炳月，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魯迅研究會會長）

來源：文藝報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