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于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隻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落用功，負此知耳。”

這是“緻良知”誕生後王陽明說的一番肺腑之言。

王陽明活了57歲，龍場悟道那年他37歲；提出“緻良知”是在49歲，至死不渝。

王陽明曾寫過多首良知詩，比如“爾身個個自天真，不用求人更問人。但緻良知成德業，謾從故紙費精神”，等等。

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個故事，是“盜賊也有良知”。

據說王陽明在廬陵擔任知縣時，抓到一個罪惡滔天的大盜。大盜冥頑不靈，面對各種訊問強烈頑抗。

王陽明親自審問，大盜說：“要殺要剮随便，别廢話！”

王陽明微微一笑說：“那好，今天就不審了。不過，天氣太熱，你還是把外衣脫了，我們随便聊聊。”

大盜說：“脫就脫！”

過了一會兒，王陽明又說：“天氣太熱了，不如把内衣也脫了吧！”

大盜撇撇嘴不以為然：“光着膀子也是常事，沒什麼大不了的。”

又過了一會，王陽明又說：“膀子都光了，不如把内褲也脫了，一絲不挂豈不更自在？”

大盜愣在那裡，尴尬擺手：“不方便，不方便！”

王陽明說：“有何不方便？你死都不怕，還在乎一條内褲嗎？看來你還是有廉恥之心的，是有良知的，你并非一無是處呀!”

随着王陽明的循循善誘，大盜低頭歎服認罪。

連大盜也有可覺醒的良知，何況其他人？人人緻“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即是成聖賢之道。

“緻”即“正心”，通過提高道德修養過程，去掉不良雜念“人欲”“不假外求”“求諸内心”。

王陽明認為，“緻良知”是人的主體自覺，是與人的道德認識和道德實踐緊密相連，是以良知标準評判和衡量個人與社會善惡的是非标準。

1527年，在王陽明受命出征廣西平亂行前，作《别諸生》一詩，“綿綿聖學已千年，兩字良知是口傳。欲識渾淪無斧鑿，須從規矩出方圓。不離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畫前。”

在王陽明看來，隻有“緻良知”三字無病，是孔孟聖學的“一點骨血”，是心學的要核。而“良知”不離日用，無時無處不在，隻有按“良知”行事才有光明前途。

“緻良知”是心學核心，也是做人智慧。作為心學最高概括的“四句教”，可以說是通俗的诠釋：

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

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

王陽明把“緻良知”作為解決問題的一個根本方法。他說：“隻此良知無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瀾潛濑，無不如意，雖遇颠風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沉溺之患矣。”

正像王陽明另一首良知詩中的一句所說：“盡道聖賢須有秘，翻嫌易簡卻求難。”

心學至為高明，直通大徹大悟；心學也至為平實，不過就是八個字：老老實實，踏踏實實。那些自以為聰明高明的人，全都掉進了坑裡一生爬不出來。

對于品德修為“緻良知”的心學，到底師傳儒釋道哪一家？王陽明用“三開間一所房子”形象解答：三家實一家，後世儒家不知道三間房子都是儒家的，卻把左邊一間劃分給佛家，把右邊一間劃分給道家，自家甘願占據中間一間廳堂，這是把自家的東西送人了。

聖人與天地萬物是一個整體，儒家、佛家、道家的學問，都可歸于心學一家學問，而心學一個重要内容，正是“知行合一”。

在《教條示龍場諸生》這一“為學做人”教育學規中，王陽明把品德修為“緻良知”的四條路徑，鮮明總結了出來：

一是立志，堅持不懈，專注精一，目标聖賢。

二是勤學，勤确謙抑，不驕不躁，為人誠懇，表裡如一。

三是改過，要有勇氣改正錯誤，不是寄希望于不犯錯誤。

四是責善，勸善真誠，自我批評，嚴于律己，寬以待人。

這四條中，“改過”一條尤其難能可貴。王陽明是從修正自身、反躬自省、不斷改過緻良知的。人們看到的是一個“三不朽”的聖人，而細讀王陽明從小到大的成長經曆和給弟子們的書信，他多次表示人非堯舜，孰能無過，還拿自己曾經走過的彎路、錯誤，勸誡弟子汲取教訓，謙抑自歎“适今中年、未有所成”“粗浮之氣不及人”等，這是極為了不起，而又易被今天的我們忽略的。

王陽明在《寄諸弟》家書中，特别強調了“改過為貴”的思想。晚年，他語重心長給正在長大成人的養子正憲書寫了一個扇面文章《書正憲扇》，也是要求其嚴于自律、去“傲”改過。王陽明把“改過”與“立志”“勤學”“責善”，當作優良家風不可分割的幾個部分。傳承人品好、重道德、做學問的祖父和父親，王陽明進一步發展了“以仁禮存心，以孝弟為本，以聖賢自期”的成才教育思想。在家書《寄正憲男手墨》中，王陽明告訴孩子，不會強迫他一定要在科舉考試中有所成就，而是欣賞和鼓勵孩子向上向善的那份上進精神，體現了他希望後輩全面發展的思想。

至善無盡，知行無盡，王陽明提出的這四條路徑，都是自己蹚過生死路體證出來的。他的心學也是安心放心、養精氣神的身心之學，保證了“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隻是不能緻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艱，行之惟艱’”。

從孝悌親情到尊師重教、交友重情、平等待人，王陽明的品德修為體現在“為學做人，為官做事”的點點滴滴。

比如，有人因王陽明新婚之夜跑到道士那裡求道一夜未歸，懷疑他的愛情觀。而縱觀一生，王陽明是一個對愛情十分專一的人，在獄中他直抒胸臆寫了一首《屋罅月》，傾訴對妻子的思念之情，最後四句情深意切、蕩氣回腸：“來歸在何時？年華忽将晚。蕭條念宗祀，淚下長如霰。”

王陽明的一生，堅持踐履“萬物一體”的社會、人生理想，寄情于祖國的大好河山中，“廟堂”與“山林”意識并存，“書劍”與“道法”同在，“仁者樂山”與“智者樂水”兼備，“靜坐調息”與“箭無虛發”不二，留下大量詩歌、散文和書畫作品。這些無疑都陶冶了王陽明的審美情趣和人生境界。

對王陽明來說，治國親民的最高境界是“仁境”，而人生的最高境界，則是王陽明一生所向往的“顔回樂境”，心靈進入萬物同化的浩渺世界中。

中秋月白如晝，王陽明令侍者設席于碧霞池上，門人在侍者百餘人，酒半酣，歌聲漸動，直追堯舜聖賢。漸漸地師生自得狂歡（今天可能就是“嗨”翻了吧），或投壺聚算，或擊鼓，或泛舟。王陽明見大家興緻很高，悄然退一旁即興作詩，《月夜》一首連一首，“铿然舍瑟春風裡，點也雖狂得我情”，詩如泉湧。

這樣的場景雖然不多，也足以顯示了王陽明是一個充滿生活情趣、真誠有意思的人。37歲龍場悟道後，更把仁愛之情化于和諧處理各種關系中。

比如，确定了自己能夠調節控制情緒的爆發，他同随從有了更密切的關系，而不是坐一旁遠離他們。事實上，隻有在控制自己之後，他才能去照顧别人。隻有通過照顧别人，他才能更多地确立自己的獨立性。平常是随從伺候他，而現在他不僅自己動手幹粗活，而且還自願承擔了照顧随從的工作。

真正悟道後，如王陽明在一條船上告誡弟子的，良知如光明，光明無處不在，在燭光中，在空中劃的圓圈中，在船外的湖水中。

而王陽明最後的遺言，也是在一條緩緩前行的船上：

“此心光明，亦複何言！”

渡船，于是具有了此岸通向彼岸的象征意義。王陽明先是以“萬物一體”為道德邏輯的出發點，從而推論出良知自在人的心中，如同光明始終都在人的心中，此岸即彼岸，船可用亦可舍。

在王陽明晚年的《大學問》中，更是把品德修為“緻良知”當作工夫學問，“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而這份誠意、正心，推己及人即是“明明德于天下”，即是“修己以安百姓”，這就超越了過去的一些儒家學說。某種意義上，其教養建構的曆史文化活動，不僅要維護人的自然生命和生态和諧，同時也要提升人的文化生命和大同社會。

王陽明的這些思想超越時空、跨越國界，盡管隻留下一篇當時與日本高僧交往的文章，但王陽明的思想深深影響了日本等國家，一直到今天，還在影響着這個世界。正如哈佛大學杜維明教授認為的，在物質主義和商業主義盛行、充滿暴戾之氣的21世紀，王陽明心學相當于強心針。對于現在的年輕人，對于希望我們這個民族往前走的這一批人來說，陽明學是我們所有人急需的一種重要精神資源。

王陽明認為，堯、舜、禹三王之所以能治理天下并保證其政治活動的正當性，其實道理非常簡單，那就是本着良知而言行。王陽明追求聖賢、追求光明的一生，同樣也是一個生動的注解，可以成為我們文化傳承的一個切入點。

雖然王陽明的一生充滿傳奇，但他和我們一樣，是有血有肉、有情有義、有苦有樂、有彷徨有挫折的普通人，他從小立志，以“人人皆可成聖賢”的人生追求；以濟困救世、明德親民的家國情懷；以“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的寬闊胸襟，事上磨煉敢擔當，知行合一“緻良知”，成就了一番立德、立功、立言的大事業。他的成長成才，對于新時代青少年有很多教育啟迪意義。

（注：此文不是學術論文。尊重經典原義并參考相關研究成果，對一些古文進行了通俗白話轉化，不妥處敬請批評指正。）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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