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儒林外史》，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誰？肯定是範進。其實，《儒林外史》中可悲可歎的人物，又豈止範進一人？嚴貢生、張靜齋、王惠、楊執中、匡超人、王玉輝、牛浦等，哪一個不是悲劇人物？可笑可悲的文人背後，是可笑可悲的社會風氣。整個《儒林外史》，就是一部明清科舉制度下的悲歌。那麼，《儒林外史》中文人道德淪喪後的可悲表現在哪裡，這背後的原因又是什麼，文人的道德淪喪，又對社會發展帶來什麼影響呢？

一、 中國文人集體道德淪喪的表現

《儒林外史》和《紅樓夢》一樣，涵蓋了明代，實際上更是清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儒林外史》又以集中描寫文人生活為主。形形色色的文人，除了蕭雲仙、馬二先生、杜少卿、蘧景玉、虞育德和莊紹光等少數人外，多數都是作者批判的對象，是可悲的，他們的可悲，又可以分成以下幾類：

1、醉心于功名利祿，不顧道德和廉恥

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嚴緻中，因為他是貢生，所以書中稱其為嚴貢生。嚴貢生卑鄙到了什麼程度呢？他的卑鄙，隻能用 “壞死了！”來形容，而且因為他處處标榜自己讀書人的身份，所以更覺可惡可恥。嚴貢生的“壞”，主要表現為六親不認、蠻狠無禮、巧取豪奪、虛僞陰險上。

人常說，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但嚴貢生眼中，除了利益，其它的什麼都是狗屁。親兄弟嚴監生生病時不見他的面，而嚴監生歸天後，他立馬就跑回來，為了霸占嚴監生的家産，他蠻橫無禮地用一大堆站不住腳的理由，逼迫嚴監生的小妾趙氏騰出正房，讓自己的兒子一家搬到嚴監生家中去住，還要趙氏用對待屋主的态度稱呼自己的兒子。

按照常理，嚴監生死前就已經将趙氏扶了正，趙氏又答應用心撫養嚴監生的兒子，那麼趙氏繼承嚴監生家産是天經地義的事，況且嚴監生死前不知幫過他哥嚴貢生多少回，趙氏在嚴監生死後又對嚴貢生極為尊敬，所以嚴貢生是沒有任何理由和顔面再做霸占兄弟家産，将弟媳和侄兒趕出門這樣的事的。

但嚴貢生絲毫不管這些，仍然強詞奪理逼迫趙氏。趙氏無奈找來一大幫人幫自己說話，可這些人，比如嚴監生的舅子王仁和王德兄弟、族長嚴振先等人，居然因為害怕嚴貢生而不敢完全站在趙氏一邊，可見嚴貢生平時在鄉裡的威風。

趙氏無奈，到縣衙去告，湯知縣是妾生的，所以準了趙氏的訴求。嚴貢生氣不過，又跑到府裡去告，府尊也是有妾的，自然和湯知縣一樣嫌嚴貢生多事。他又跑到省裡告，省裡發回縣府審理，對嚴貢生不理不睬。嚴貢生不但沒有羞恥和放棄之心，反而越告越來精神，竟然不辭路遠跑到京城部裡去告，最後終于判定嚴監生的财産三七分，自己的兒子得了七分，他這才罷休。從他這種“锲而不舍”的精神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人心黑和無賴到何種程度，官場對這這種人的縱容又到了什麼地步。

對于親兄弟尚且如此，對旁人陰險使壞就更不在話下了。他因為霸占了鄰居王小二的豬，王小二的哥子到他家讨要，被他的幾個兒子打折了腿，又因為蠻不講理賴下黃夢統的米和驢，被兩人同時告到縣衙，雖然他逢人便炫耀湯知縣如何擡舉他，這時聽到有官司，便立馬逃去了省城。

他給兒子娶親時，大喜之日竟然舍不得給吹手應給的錢，導緻沒有吹手來，女方因此遲遲不願讓新人上轎，他對此毫不覺得羞，最後女方被纏得沒辦法，隻好送新人上轎。後來和兒子兒媳回家時，他故意把吃剩的，不值幾個錢的雲片糕放在船頭，引誘船家當成零食吃了，借機說他的這是名貴藥材，要船家賠償，還要送官。在他的威逼恐吓下，船夫向他磕頭認罪，他便借此賴掉船夫的船錢，讓船夫白白辛苦一趟。他對船家說的話，言語惡毒且極其粗俗，别說有讀書人的寬容，連起碼的斯文都沒有。他是《儒林外史》中第一“碰瓷王”。他能成功，主要得益于他的極端無恥。

他壞事做盡，但仍然能說出：

公而忘私，國而忘家。我們科場是朝廷大典，你我為朝廷辦事，就是不顧私情，也覺得于心無愧；小弟為人率真，在鎮裡之間，從不曉得占人寸絲半粟的便宜，所以曆來的父母官，都蒙相愛。”

這樣占領道德制高點，為自己臉上貼金的話，而且絕不會臉紅。像嚴貢生這樣披着讀書人外衣，實際上醉心功名利祿，毫無道德廉恥的人，還有舉人張靜齋、太守王惠等人。

作為鄉紳，張靜齋家境極其富有，又處處道貌岸然，實際上是一個趨炎附勢、橫行霸道、歹毒至極的人。為了少出幾兩銀子買寺裡僧官的地，竟然給和朋友吃酒、絲毫沒有奸情的僧官設下捉奸的陷阱，把僧官送到官府，最後終于達到少花錢買好地的目的。他還經常死皮賴臉地到處“打秋風”混吃喝。他邀請範進到湯知縣處打秋風時，為了讨好湯知縣，竟然出了用枷把殺牛賣肉的老師傅枷起來，再把幾十斤牛肉放在枷上這樣的壞主意。湯知縣聽了他的話，導緻老師傅被折磨而死，衆回民鬧事，不得已在湯知縣安排下從城牆上逃跑，急急如喪家之犬。

王惠作為太守，為官有兩個原則：一是“保平安”，二是撈銀子。他一到地方便了解“民情”，實際是看有沒有油水可撈。在他眼中“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才是做官的目的。為了搜刮錢财，他動不動就給犯事的百姓以“站籠”之刑，靠着嚴刑峻法賺回大量銀子，同時又博得政績，居然被上級評為“能員”。這不禁讓我們想起當今的有些貪官，為了政績動不動拿出“雷厲風行”的作風，實際上不過擺官威欺壓百姓罷了。甯王叛亂時，他沒有骨氣反抗，直接投降了甯王。後來甯王兵敗，他又吓得半死，急忙遠走天涯。

嚴貢生、張靜齋、王惠等人沒有道德，沒有廉恥，更沒有骨氣，有的隻是虛僞和奸詐、狠毒而已。但就是這樣的人，仍然有自己的朋友圈，仍然能在文人隊伍中談笑自若，可見當時文人整體上已經對這種卑鄙免疫了。

2、醉心于功名利祿，陶醉于精神勝利

楊執中本不學無術，在功名、治家等方面上一事無成，道德品行也好不到那裡去。他卻一心認為自己用心舉業，走的是“大道”，結果考了一輩子也隻是無意中補得一個廪，鄉試考了十六七次也沒考過，一輩子的科舉級别隻能停留在廪生上，就是那首被婁氏兄弟連連稱贊的詩作也是抄來的。

然而他又不屑于耕田做生意等實事，為人極其懶惰和不負責。他給别人做賬房先生，又懶又不誠實，把賬目弄得一塌糊塗，虧空了東家七百多兩銀子，東家質問，他還滿嘴“之乎者也”的不服氣，結果自然被送到官府。世人都笑他呆傻，但婁三、婁四公子卻把他當做高人，花錢把他從牢房裡贖出來。他教子無方，導緻兩個兒子賭錢成風，不務正業。他雖然家中赤貧如洗，卻不能夫妻同甘共苦，自認為高妻子許多，對自己耳聾的老妻又罵又打，哪裡有讀書人的慈悲和寬容，活脫脫一個書呆子和僞君子。

他之所以被婁三、婁四公子等人認為是“高人”，就是靠着說“憤世嫉俗”的話，滿口道德文章，懶惰不幹實事，而投了婁三、婁四公子等人附庸風雅、消遣人生的胃口，所以才有了人脈。

3、醉心于功名利祿，抛卻原有之美好

匡超人的悲劇，就是這方面的典型。匡超人本是樸實敦厚的農家子弟，對父母極其孝順。得遇馬二先生後，聽了他的話，決心投身舉業來改變命運。僅從這點看，他絕對是勵志少年的代表。

他白日裡殺豬賣肉、磨豆腐換些錢貼補家裡，時不時用賺的錢給二老買些吃食，親自照顧老父親吃喝拉撒。甚至老父親患病，上廁所不方便時，匡超人親自用肩膀擔着老父親的腿，讓老父親能輕松大小便，其孝順世上少有。

夜晚他便在燈下苦讀，到天未亮時又開始忙活小生意。村裡失火後，匡超人想盡辦法，求人說情把一家人安排到寺廟去住。這時候的匡超人，一家人日子雖過得清貧，但父慈子孝，全家和諧，本來是人生一大幸事。

老父親臨終時勸他不要迷戀舉業，不可貪戀富貴，隻注重道德人品，做一個兄弟和睦，安穩度日的小百姓就好。匡超人嘴上答應，但後面的所作所為卻完全背離了老夫的心願。

匡超人因為讀書用功，得到當地知縣的賞識，被提拔考上了秀才，當然，這其中主要還是靠他的才學，所以這時的匡超人還是可敬的。但他在杭州結識了冒充名士的景三江和潘三爺以後，目睹他們因為冒充名士而得到的好處，便不顧道義給潘三爺幹起了替人考試、包攬訟詞的勾當。後來他一邊吹噓，一邊給别人批文章賺錢，做了八股文的選家。便再次向人吹噓他印出了九十五本八股文選本，人人競相購買，五省的學子家中供着他的神位。他說這些話，做這些事時絲毫沒有良心的忏悔和不安。

不久，他跟着原來賞識提拔他的知縣去了京城，臨去時他為了自己讀書人的面子。強迫妻子到自己老家去住，導緻妻子到了鄉下水土不服病倒了。匡超人到京城後對妻子不聞不問，卻為了巴結權貴，抛棄了患難時的結發妻子，再次與權貴人家的小姐成婚，成了明代的“陳世美”。最後，原來的結發妻子，因生病得不到很好醫治而死去。此時，他更對曾經幫助過他的潘三爺和馬二先生落井下石，完全成了一個為了功名利祿出賣靈魂的衣冠禽獸。

原來善良孝順，堅忍不拔的匡超人，因為醉心功名利祿，變成了醜陋不堪的，《紅與黑》中于連一樣的人物，不僅是個人的悲劇，更是時代的悲劇。

4、醉心于功名利祿，導緻人性之泯滅

這方面的代表，就是王玉輝。王玉輝考了一輩子科舉，可命運還不如範進，到了60多歲光景還是個秀才。他生平除了考取功名，就是纂“禮書、字書、鄉約書”三部他認為最有價值的著作，他不僅自己完全淪為封建禮教、功名利祿的衛道士，而且還為此把親生女兒徹底葬送。在他的思想毒害下，女兒在女婿死後要為女婿殉情而絕食，他不僅沒有阻攔，而且稱贊女兒這是“大義”，不顧老妻和婆家反對一味支持女兒絕食，女兒死後老妻傷心得難以吃飯，他居然說：

你這老人家真正是個呆子！三女兒他如今已是成了仙了，你哭他怎的？他這死的好，隻怕我将來不能像他這一個好題目死哩！”又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

功名利祿蒙蔽了他的雙眼，封建禮教泯滅了他的人性，他完全成了可悲又可憎的人。而他這樣做的結果，就是換來縣上發的表彰女兒為“烈婦"的文書。逼死女兒後他雖然傷心，終究覺得是光彩的事，并不為此而内疚，但聽到老朋友死去，他立馬潸然淚下。所以，他是“存天理、滅人欲”思想的忠實踐行者，他的愚昧無知，讓我們對他可憐之餘，更覺可恨。他女兒做了烈婦，沒有人譴責他的不是，反而都來祭拜他的女兒，稱贊他的大義，這讓我們明白，當時和王玉輝一樣思想的讀書人，又何止他一人。

二、 從《儒林外史》探究中國文人道德淪喪的原因

1、 封建君主專制達到高峰的産物

明清以後，中國封建專制逐漸走向了高峰。大明朝建立後，極其重視對文人思想的控制。文人士大夫在朝時，每日裡戰戰兢兢，哪能随便再有像唐朝時魏征當面指責唐太宗，宋朝時包拯唾沫星子落到宋仁宗臉上，宋仁宗仍然不怒的開明？有的隻是宋濂、解缙、方孝孺等悲慘的例子；文人們又不能像魏晉、唐宋時一樣随便隐居，隻能用心做統治者的奴才。

在此環境下，文人們思想不得自由，學術就更難自由，一旦做官，也就把主要心思放在保住官位，保住榮華富貴方面，而不注重道德品質了。清朝建立後大興“文字獄”，文人思想進一步得到禁锢。乾隆帝甚至直接對大學士紀曉岚說：“朕以你文學優長，故使領四庫書，實不過以暢優蓄之，爾何妄談國事！”在這樣極端殘酷的政治環境下，文人的精神被進一步閹割，隻能在做奴才中專心于自身的前途。

因此明清時，我們已經很少看到魏晉風度和唐宋時文人的那種獨立自由，果敢有為之風範。官場上普遍的庸碌無為和明哲保身，反而成了士子追求平安的護身符。所以乾隆時的曹振镛靠着“多磕頭、少說話”的為官之道，一路順風順水，官至首席軍機大臣、武英殿大學士。一路升遷，又平安退休。官場的風氣自然影響到士林的風氣，所以士子醉心于功名利祿，也就不足為奇了。

封建集權的象征——金銮殿寶座

2、 明清以後八股取士的局限

《儒林外史》第一回——“說楔子敷陳大義　借名流隐括全文”中作者借王冕之口說到：

這個法卻定的不好。将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

這直接說出了八股文取士容易讓士子摒棄道德思想的危害性。本來，八股文取士，出題範圍以四書五經為主，以程朱理學等來禁锢思想，完全限制了才情發揮和思想内容，既不利于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播，又不利于健全人格的培養，卻把文章形式放在了第一位。就像《儒林外史》中專門研究文章，評閱文章試卷的馬二先生說的：

文章總以理法為主，任他風氣變，理法總是不變，所以本朝洪、永是一變，成、弘又是一變，細看來，理法總是一般，大約文章既不可帶注疏氣，又不可帶詞賦氣。

馬兒先生是尤其反對文章詞賦氣，也就是反對文人性情的，不僅馬兒先生反對，範進的老師周進也因為魏好古在他面前賣弄詩詞歌賦，痛罵魏好古到：

當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須講漢唐！像你做童生的人，隻該用心做文章，那些雜覽學他做甚麼？

所以，上有所好，下必從之，文章不要詞賦氣，便表示不要文人有個人思想和自由性情，專心做奴才而已。因此唐宋時那樣既是道德君子、文學大家，又是經世緻用之能臣的人，明清後越來越少。所以那年紀小小的牛浦，為了自己能出名也坑蒙拐騙，賣弄文學。士子們普遍的道德低下，到了令後人作嘔的地步，他們自己卻習以為常。文人士大夫精神的侏儒，導緻他們的自私自利和麻木不仁，這種情況一直到五四運動後才真正得到扭轉。

3、 明清時商品經濟的大力發展

明朝中後期商品經濟在江南的發展，是文人走向道德淪喪的一個不能忽視的因素。從《儒林外史》我們得知，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使得物資非常豐富，物資的豐富，帶來了生活的便利，而要獲得物質生活的如意，你就要有大把的銀子。在此環境下，中國傳統社會耕讀為生、耕讀為榮的觀念進一步松動，文人原來在精神和人格、學識等方面的優越感進一步喪失。他們面對達官貴人和豪富巨賈、暴發戶等花天酒地的生活，自然眼紅，但他們又普遍不會營生，缺少來錢之道，因此便放棄道德修養，轉而鑽營生财之道。

他們中有的走上了出書刊文、賣弄文字的營生；有的靠結交貴人來謀得衣食。當然最有保障的，還是考試做官，而考試做官仍然需要潛心苦讀。但朝廷每年錄取的名額畢竟有限，範進一樣的幸運兒并不會經常有，所以這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在悲歎命運不濟的同時，便用花言巧語和出賣靈魂來擡高自己的身價。因為自己一旦有了身價，就會有人找上門幫忙，就能賺到銀子，謀得衣食，還能用得到的好處捐官或結交權貴，為自己的發展鋪就另一條道路。

明朝後江南經濟飛速發展圖片

三、 文人道德淪喪的危害

明清後的科舉制度，不僅戕害了文人，也帶來整個社會風氣的堕落。

首先，官場上，官員普遍追逐名利，貪贓枉法。這不僅體現在《儒林外史》中，也體現在《水浒傳》、《聊齋志異》、《紅樓夢》、《老殘遊記》、《三言二拍》、《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官場現形記》等文學作品中。官場風氣的敗壞又帶來這個社會風氣的敗壞。

其次，各行各業的人，普遍敬畏當官的。所以縱然你是落魄書生，隻要你說到你與達官貴人有關聯，别人立馬對你尊敬起來。除了敬畏當官的，各階層的人普遍庸俗和勢力。所以範進中舉前無人同情，至親嶽父也嘲笑不已，而一旦中舉，則上至張靜齋這樣的鄉紳，下至和他一樣貧窮的鄰居，都前來巴結。

再次，除了庸俗和勢力，想方設法為個人謀私利，而不顧道義譴責也成為一種普遍。所以蘧公孫因為家中小厮宦成拐走丫鬟到衙門告狀後，兩個差人既不立馬為蘧公孫拿人，也不為宦成向蘧公孫求情，而是以宦成從蘧公孫那裡得到的“謀反”髒物——枕箱為憑據，唆使宦成借機敲詐蘧公孫和他的好友馬二先生，白白得到九十二兩銀子。

正人君子杜少卿輕财重義，臧三爺、張俊民等認識不認識的人，都摸透了杜少卿的脾性，一次次到他家騙吃騙喝，或者裝可憐求得資助，就連管賬的王胡子，也背着他謀取私利，在他散盡家财，負債累累後，卻沒有多少人來回報他，甚至王胡子也離他而去。，所以從《儒林外史》，我們看到的不僅是文人集團的堕落和可恥，而是整個社會風氣的敗壞。

小結：《儒林外史》是一部明清社會文人生活的秘史，也是反映社會風貌的百科全書。沒有醜哪來美？讀《儒林外史》，我們被文中形形色色的醜陋所震撼，更欣賞鮑文卿、莊征君、遲衡山、馬二先生、杜少卿、蕭雲仙、虞博士這樣的正人君子，以及一些雖然家境貧寒，身份卑微，但卻重情重義的貧苦百姓。他們像一盞盞燈，刺破黑暗，又凸顯出黑暗的可憎。讀《儒林外史》，我們對人情世故，社會曆史都有更深的理解，對美和醜有更深的認識。作者謀篇布局之高妙，語言之辛辣幽默，人性關懷之細緻入微，亦從中可見。讀罷《儒林外史》，我們在嬉笑悲歎之餘，如沐甘霖，如浴清風，幹淨飒爽，目光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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