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詩人元稹在《樂府古題序》中對樂府的有一段精準的論述：

在音聲者，因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讀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準度而又别……後之審樂者，往往采取其詞，度為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

元稹繪像

元稹對詩體的劃分與溯源有其精當處，論述簡明扼要，尤其是元稹提出的“由樂定詞”和“選詞配樂”的兩個理論，區分了歌與詩的傳統，說明了樂曲與歌詞的互相形成的原因。

什麼是“由樂以定詞”

元稹所說的“由樂以定詞”，是對樂曲和歌詞之間的生成關系，也就是說樂工制出樂曲，然後詞人依據依這個樂曲的聲調，配上相應的歌詞。換言之，一首配樂演唱的歌曲，先有樂曲，後有歌詞。這在古代，叫做“倚歌”。

《漢書·張釋之傳》有這樣一段記載，說的是漢文帝依據樂曲譜寫歌詞的事情，原文寫道：“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

初唐著名訓诂學家、曆史學家顔師古對這句話做了注釋，他認為：“倚瑟，即今之以歌合曲也。”顔師古說的“以歌合曲”就是依據依這個樂曲的聲調，配上相應的歌詞，然後在進行演唱。在唐、宋時期，人們把這種依據樂曲譜寫歌詞的方法叫做“倚聲”。

漢文帝繪像

唐代著名詩人劉禹錫寫《竹枝詞》，《竹枝詞》是古代四川東部的一種民歌，人民邊舞邊唱，用鼓和短笛伴奏。賽歌時，誰唱得最多，誰就是優勝者。　劉禹錫于唐穆宗長慶二年正月（822年）至長慶四年夏（824年）在夔州任刺史時，非常喜愛當地人們傳唱的這種民歌，他學習屈原作《九歌》的精神，采用了當地民歌的曲譜，制成新的《竹枝詞》。

劉禹錫《竹枝詞》·詩意圖

劉禹錫的《竹枝詞》描寫當地山水風俗和男女愛情，富于生活氣息。體裁和七言絕句一樣。但在寫作上，多用白描手法，少用典故，語言清新活潑，生動流暢，民歌氣息濃厚。《唐書·劉禹錫傳》中記載：

禹錫謂屈原居沅湘間，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聲作竹枝詞十篇，武陵人悉歌之。

其實宋朝人還有将這種方法稱為“填曲”的。如宋代著名文學家沈括在《夢溪筆談》中就寫道：“唐人填曲，多詠其曲名，所以哀樂與聲，尚相諧合。”

沈括《夢溪筆談》·書影

宋、元以來，在文人的筆記或者詩話、詞話中講這種方法通稱為“填詞”。這個名詞，出現得也相當早，南宋魏慶之著有《詩人玉屑》一書，多記載兩宋時期名家的詩話，其中有一段對柳永的記載，其中就有“填詞”這個名詞出現。

柳三變字景莊，一名永，字耆卿，喜作小詞，然薄于操行。當時有薦其才者，上（宋仁宗）曰：得非填詞柳三變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詞！

從這段記載中可知，早在北宋中期，已經就有“填詞”這個說法了。

什麼是“選詞配樂”

所謂“選詞以配樂”，這個正好與“由樂以定詞”的方法相反，就是在歌詞已經寫成的基礎上，在去給歌詞譜曲。這也就是《尚書》中所說的“聲依永，律和聲”。

以歌詞配樂曲，在春秋時期稱為“誦詩”。《周禮》記載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第三條是“誦”。漢代著名學者鄭玄的注解是“以聲節之曰誦”。

《漢書·禮樂志》也寫道：“乃立樂府，采詩夜誦。”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專門從事民間采集歌曲的官方音樂機構人員，他們白天的工作就是采集各地民歌，到了晚上就為這些民歌重新譜曲。

這個“誦詩”的“誦”字，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鄭玄的注解并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連顔師古也認為是“歌誦”的意思。漢代稱為“自度曲”，《漢書·元帝紀》中，對漢元帝有這樣一句高度的評價：

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聲，分節度，窮極幼眇。

這就是說漢元帝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自度曲，被歌聲”就是說他能夠給歌詞作曲、譜曲。

到了宋代，人們把給歌詞作曲（也就是譜曲）稱為“填腔”。《複齋漫錄》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政和中，一中貴人使越州回，得詞于古碑陰，無名無譜，不知何人作也。錄以進禦，命大晟府填腔。因詞中語，賜名魚遊春水。

政和是宋徽宗時期的年号，由此可知在北宋末期，詞人們為歌詞作曲，稱為“填腔”。

宋徽宗《瑞鶴圖》

“填詞”與“填腔”的不同之處

自從音樂進入人們的生活，一切的音樂歌曲，最初是随口唱出一時的思想情感，腔調都沒有定型。後來這個腔調唱熟了，成為統一的格律，于是一個曲子定了型。再以後，有人配合這個曲調另制歌詞，于是一個曲調可以譜唱許多歌詞。“填詞”與“填腔”是互相生成，互起作用的。

從唐代的五七言詩發展到宋代的詞，文學形式的改變，已說明了詩随時都在受樂的影響。不能說唐代的詩樂關系是先有詩，後有曲調；宋代的詩樂關系是先有曲調，後有詞。不過，宋代詞人，精通音樂的人不多，故多數人隻能填詞而不能譜曲。

不懂音律，當然不會填腔作曲；但宋代詞人所說的“填詞”，最初也還是需要懂一點音律常識的。在宋代，歌樓筵席上傳唱的詞調，文人都已聽得很熟，因此他們在聽歌女演唱的同時，推敲字詞，填詞成腔了。

如南宋著名詞人、詞學評論家劉辰翁寫有《酹江月》一詞，詞中小序寫道：“同舍延平林府教制新詞祝我初度，依聲依韻，還祝當家”。劉辰翁《酹江月》原詞如下：

西風處士，例一枝團月，鹹平印印。千古詩宗傳不絕，至竟被渠道盡。雪返香魂，霜吹曉怨，肯受東君聘。羅浮夢轉，兔環知是誰孕。

未說煙雨江南，垂垂青子，須要調金鼎。愁絕西山明秀處，依舊鶴南飛影。我白君元，君詞我和，各自為長慶。後來桃李，遙遙别是花信。

所謂“依聲撰詞，曲終而詞就”。就是說先随意寫一首長短句歌詞，也往往可以配合現成的歌曲。這是因為平時聽得多了，雖說随意撰詞，其實心中已摹拟着一個曲調。

如詞人蘇轼作的《江城子》，小序裡說到：“乃作長短句，以江城子歌之。”他在《陽關曲·中秋月》小序中也寫到：“中秋作本名小秦王，入腔即陽關曲。”

從這兩段詞序中可知，這是蘇轼刻意為之的。為什麼這麼說呢？設想一下，如果蘇轼在遣詞造句，揉捏辭藻的時候，心中沒有想到江城子或小秦王的曲調，他随意寫出來的詞怎麼能譜入《江城子》或《小秦王》呢？

亦或者蘇轼又知道小秦王可以過入陽關曲，故作小秦王詞而令樂師唱時過腔，便題作陽關曲。由此可知蘇轼在填詞時，是具備相當的音律知識的，他填詞的時候是以音律為基礎。

再如宋徽宗時期主管大晟府的詞人周邦彥、南宋著名的詞人姜夔，都是兩宋時期著名的音樂家，他們深谙音律，不僅能填詞，還能譜曲。

但是南宋後期，大部分詞人都已不曉音律，比如編撰《樂府指迷》的著名詞人沈義父。他在教學生作詞時，隻強調緊守去聲字，及平聲可以入聲替，上聲決不可以去聲替等等規律，這是就前輩名家詞中，模拟其四聲句逗，依樣畫葫蘆。

南宋末年著名的“西湖吟社”社長楊瓒将這種填詞的方法稱為“依句填詞”，他還列舉了一些重要的方法：

• 第一要擇腔。腔不韻則勿作。
• 第二要擇律。律不應月，則不美。
• 第三要填詞按譜。自古作詞，能依句者已少，依譜用字者，百無一二。
• 第四要随律押韻。
• 第五要立新意。若用前人詩詞意為之，則蹈襲無足奇者。

總結

從楊瓒強調的“自古作詞，能依句者少，依譜用字，百無一二”可知，宋詞雖然極盛一時，但是能按歌而進行填詞的詞人并不多，能依句填詞，就已經很不錯了。

所以自元、明兩代以後，詞就成為了一種僅存于紙上的文學形式，而失去了本身作為樂府歌唱的功能。

由此也可以得知，宋代文人的“填詞”，大緻可以分為三種：

1. 第一種是“按譜填詞”，這些作家都深通音律，能依曲譜撰寫歌詞。他們也能“填腔”，也就是制作樂曲，相當于現在說的作曲。
2. 第二種是“按箫填詞”。這些作家不會唱曲打譜，但能識曲知音。他們耳會心受，能依箫聲寫定符合于音律的歌詞，但他們不會“填腔”。
3. 第三種是“依句填詞”。這些作家不懂音律。詞對于他們，隻是一種紙上文學形式。他們依着前輩的作品，逐字逐句地照樣填寫，完全失去了“倚聲”的功效。

明代人開始把“填詞”作為一個名詞用，稱“詞”為“填詞”。如李裘在《花草粹編》序文中說：“蓋自詩變而為詩馀，又曰雅調，又曰填詞，又變而為金元之北曲。”清代詞家沿襲其錯誤，凡講到詞，常說是“填詞”，似乎都不了解這個“填”字的意義。這是“填詞”這個語詞的誤用。

清朝初年浙西派詞人厲樊榭以下至戈順卿，他們的詞作就是呆闆的摹古作品了。明清二代，有許多小家詞人，他們的作品，破句落韻，拗音澀字。“依句”的功夫，都談不上，也就不能算是填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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