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們在前文書(指《外王内聖緻中和——寬廣精微、張弛有度的儒學》一文)說到,黃老學說是挂着道家的羊頭,賣着儒家的狗肉。為什麼這麼說呢?
在具體讨論之前,我們先要厘清前提。
首先,《外王内聖緻中和——寬廣精微、張弛有度的儒學》一文提出:儒家和道家學說奠定了中國傳統思想主體的框架,而這兩種學說又都是建立在周王朝思想的廢墟之上,而周王朝的思想又是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得出的。因此,在孔子和老子之後的諸子百家,大量借鑒這兩個人的學說,并對這兩種主要學說進行了繼承和發展,和這兩種學說沾親帶故也就不奇怪了;而大部分學說内容讨論範疇大同小異,大體不脫周王朝思想和這兩種學說大體所框範疇。
其次,有鑒于先秦學說的雜駁,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外王内聖緻中和——寬廣精微、張弛有度的儒學》一文,對儒道進行了一個約略的劃分,否則各種探讨都無法進行下去。而劃分的依據自然是先秦時代的文獻。儒家自然以創始人孔子之《論語》為依據,道家自然以祖師爺老子之《道德經》為依據。《論語》乃孔子後學加以編撰的孔子語錄自然無疑,而《道德經》則有很多是非。現在普遍認為,《道德經》一書乃戰國時期的後學托僞。但是:第一,在春秋時期,甚至更早的時候,有老子這麼一個思想家應該無疑。就算沒有,後世托僞凝聚在這個思想家身上的老子的思想是必定存在的;第二,《莊子-天下篇》中所記叙的老子的思想,應該就是思想家老子本人的思想概述。根據以上的結論進行總結,老子之道家思想的核心應該是無為、守柔,對精神自我解放之認同。
儒家是一種入世的學說,她緊執“仁”、“禮”之兩端,追求外王内聖,欲建立一個大同社會。而道家恰恰是一種不入世的學說,她以天道之自然,得到無為、守柔的結論,否定現實社會中的“仁”、“禮”、“義”,以及代表知識和技術的“智”、“巧”,以及“五色”、“五音”所代表的人欲。她所肯定的是自然之天道,以及超然面對這一切的人道。
無論是孔子之儒學,還是老子之道學,都是春秋、甚至是更早時期的學說。到了戰國時期,随着生産力的發展,世襲貴族制度的瓦解,中央集權的興起,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社會管理的專業性和複雜性都大幅增加。無論是儒家,還是道家,為了适應這些變化都有所發展。儒家的孟子大談“仁政”,這個“仁政”不是出于百姓的公義,也不是源自上天的自然之道,而是出自君主之權威;主張“人性本惡”的荀子更是大談《君道》,他的學生韓非子和李斯幹脆直接被劃為法家了。可見,在當時,君主集權、貴族瓦解成為日益明顯的趨勢,君主成為各種政治思想繞不過去的一道坎。儒家如此,道家也是如此。莊子繼承了老子超然的态度,這種超然不僅僅是對天道自然的超然,更是對渾濁世道的超然。在《莊子釣于濮水》一文中,莊子拒絕了楚王請他去做官的請求,他對使臣說:“我甯願作污泥中活着的王八。”和孔子身後儒家号稱分為八支一樣,老子身後的道家也不僅僅隻有莊子一支,雖然老莊學說圓融順達,境界極高,并成為日後道家思想的主體。老子身後追随或者被歸類于道家學說的,除了莊子,我們今天知道名姓的也絕不在少數,比如楊朱、子華、宋鈃、尹文、彭蒙、慎到、田骈、環淵等等,可惜的是他們絕大多數人的主張我們今天都無法清晰了解。
二、
在這諸多的“道家”中,除了老莊學說,其中最為人所知的,就是黃老學說。黃老學說之所以為人所知,是因為在西漢初年,黃老學說成為了統治者進行統治的指導思想。随着史料的出現和研究的深入,近年來,學者們開始将黃老學說追溯到戰國時期的稷下學宮學派。
齊國的田氏政權是取代姜氏而成立的新政權,它急需對其合理性進行辯護,以鞏固統治地位。于是齊國的田氏統治者選擇了老子和黃帝作為神話自己的虎皮。老子是陳國人,而田氏的祖先公子完正是在春秋中期齊桓公時由陳國避亂逃到齊國的。所以,田氏政權選擇了來自南方陳國的老子學說。同時又擡出傳說比堯、舜、禹、神農更早的黃帝來當自己的遠祖先,證明自己的神聖性及代姜的合法性。因此,在他們主持下的稷下學宮,黃老學說占據重要的位置。黃老學說則假托黃帝立言,并根據實際需要改造了老子的學說。
既然是一種戰國時期的學說,那麼黃老學說必然帶有強烈的時代特點。同時因為要作為齊國的“國學”指導政治實踐,因此黃老學說必然要對老子的學說進行大幅度的進化,進化成為一種政治思想,而且是一種為了中央集權的齊國統治者服務的政治思想。
1973年長沙馬王堆3号漢墓出土的《老子》乙本卷前有《經法》、《十六經》、《稱》、《道原》四篇古佚書,共一萬一千多字。唐蘭在《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佚書的研究》一文中認為,這四篇古佚書就是《漢書·藝文志》裡所說的《黃帝四經》(《考古學報》1975年第一期),這四篇古佚書與《老子》合在一起,應是黃老之學的主要經典之一。人們又把它叫做《黃老帛書》。《黃老帛書》的發現,為研究黃老之學提供了寶貴的材料。雖然對于《黃老帛書》寫作的時間和作者尚有争論,但是《黃老帛書》代表了漢初黃老學說的思想是不成問題的。除了《黃老帛書》,《淮南子》也是代表黃老思想的重要著作。通過《黃老帛書》和《淮南子》,我們可以更深入的去理解黃老學說。最起碼,我們可以比較清晰的了解漢初鼎盛時期的黃老學說是一個怎樣的樣貌。
首先,黃老學說作為道家學說,是認同老子的天道觀的。在四篇《黃老帛書》中,都談到了“道”;《道原》一篇更是闡述“道”的專文。
《道原》開篇就說:“恒先之初,迥同太虛。虛同為一,恒一而止——萬物得之以生,百事得之以成。”
很有《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意思。
《淮南子》也說:“道者,一立而萬物生也”。
同時,黃老學說對于老子相反相成的辯證思想和清靜無為、抱虛守柔的哲學思想也照單全收。
“凡論必以陰陽明大義”(《稱》);
“兩相養,時相成”(《十大經》);
“極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經法);
“先而不兇者,是恒備雌節存也;後而不吉者,是恒備雄節存也。先亦不兇,後亦不兇,是恒備雌節存也”(《十大經》)。
總之,黃老學說對于老子學說中的形上部分全部采納,可以視作道學的忠實信徒。
但是僅僅停留在形上是不夠的,作為一種指導實踐的政治思想,黃老學說必須接觸實際,必須進入至技術層面,而這種形下的實踐就不能套用老莊思想了。
老子主張小國寡民,“雞犬之聲相聞,民老死不相往來”,
日益君主集權的齊國統治者和西漢統治者怎麼可能采取如此放任的态度去治理國家,這和君主的需求是背道而馳的;
莊子主張:“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
超脫的連現實世界和夢境都不分了,齊國和西漢的統治者難道要靠做夢來治理國家?黃老學說的持有者必須有所突破。
因此,黃老學說除了以老子學說的形上部分作為基底,其另一個特點就是雜駁吸收先秦諸子學說的思想内核,作為自己形下的指爪。作為黃老學說集大成者的《淮南子》,處處以道家自居,當然這個道家隻能是黃老道家,而不是老莊道家。《淮南子》除了繼承老子之天道說,還雜駁了儒家、墨家、醫家,甚至兵家、神仙術等内容,遠超政治思想,成為徹底的雜家。
然而,雜駁雖多,由于其進化的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彌補其指導政治實踐的短闆,作為齊國統治者進行統治的依據。因此,作為當時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儒家的思想不可避免地成為被“雜駁”的主體。在政治思想上,黃老學說和儒家思想一樣,同樣具有 “德”和“法” 兩端,這個“法”包括“法”、“術”、“勢”等概念,和現代意義的“法”有不小區别,卻和先秦時代的法家沒有太大區别。如果黃老學說真的能夠從道家“道法自然”的天道觀推演出 “德”和“法”這樣的社會政治實踐理念,那麼我們不但不能說她是挂羊頭賣狗肉,而且簡直要要視其為中國傳統思想的扛把子了。之所以說她是挂羊頭賣狗肉,實在是因為無法将形上的自然天道和他們所主張的“德”、“法”之形下實踐有機的結合起來。
《道原》中說:“(道),一者其号也,虛其舍也,無為其素也,和其用也。”
說“和”是“道”之“用”。自然的天道如何就變成了人間的“和諧”了呢?人間“不和諧”的部分與天道之間是什麼關系呢?再行推演,這個“和”能夠代表“德”嗎?“和”就是“德”的最高境界了嗎?沒有相關說明和解釋。
《淮南子》說:“處愚稱德,則聖人為之謀”。
愚笨就是有德,聖人會為你去謀的。誰是聖人?聖人和普通人有什麼區别?聖人不愚笨能被視為無德嗎?為什麼要讓無德的人去為有德的人去謀劃呢?社會由無德的人去謀劃、掌控,那麼是否能反推出天道之無德呢?天道到底是“愚”還是不“愚”呢?
可見這些說法都經不住推敲,根本無法構建完整的從“道”至“德”的推演鍊。
彌合道家之天道和儒家之人道,是曆代中國思想家堅持不懈做的事情,其中的難點在于如何從自然之天道推演出人性之善惡。儒家的主流是堅持人性本善的,人性之“善”是一切的起點,如果“人性本善”這個前提被抽去了,大量的理論将轟然倒塌,後世儒家所堅持的倫理世界也無法支撐。失去維持社會秩序的正能量,無論是儒家,還是黃老學說,無論是學者還是統治階層都無法接受的。即使是像荀子這樣持有“人性本惡”觀點的思想家,其實也根本無法從自然之天道推演出“人性惡”的結論。而黃老學說的持有者們,對于如何從自然之天道推演出現實社會之“德”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沒有做出合理的解釋。
《經法》中說:“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
就是這麼霸氣,直接告訴你:道生法。為什麼?自己琢磨去吧!試問:無形的“道”如何生出有形的“法”作為判斷的準繩?“道”生萬物,為何從萬物中單單挑選出“法”作為判斷的準繩?“法”固然是曲直的标準,可是自然之天道如何生出判斷曲直的價值标準?有形的“法”和清靜無為的價值取向是背道而馳的啊!
黃老學說形上之“道”和形下的各種實踐、技術大多沒有直接的邏輯關系,特别是在政治思想領域無法溝通自然之天道和以“德”、“法”為支點的人道。如果黃老學說真的能夠在人道之中真正構建一個“法治”的社會,雖然不脫儒家的框架,多少還算有自己的特點。但是黃老學說雖然極為重視“法”,可能他們也意識到了理論中存在的問題——雖然強調了“法”的正當性,卻忽略了人的主觀能動性。這固然是黃老學說比法家高明的地方,但是卻也是其學說無法彌合的創口。在大量論證了“法”的正當性之後,黃老學說最後還是把“法”的基點立回到了“德”上。黃老學說要求刑德并用,以德為先,這事實上就與儒家沒有大的區别了。
“先德後刑以養生。”(《十大經》)
“府吏守法,君子制義。法而無義,亦府吏也,不足以為政。”(《淮南子》)
雖然黃老學說挂着道家的羊頭,以“清靜無為”作為思想特點;但是隻要是一種為新生的封建專制國家政體服務的政治思想,作為指導齊國和西漢初年行政的政治思想,就不可避免地落入儒家的窠巢,賣出儒家的狗肉。黃老學說的政治實踐,不可能符合其所認可的道家思想,用道家之“天道”解釋儒家之“人道”,也不可能真正的無所作為,其認可的形上的理論和形下的實踐實際上是割裂的。
三、
以上所分析的《黃老帛書》和《淮南子》都可以認為是西漢早期的黃老學說。如果我們把目光投回到稷下學宮時期,我們反而可以看到在戰國早期,儒道法是如何在黃老學說身上有機結合,道家是如何适應戰國時期的發展,發展出具有時代特色的道家學說的。可以看到發生在黃老學說身上種種的不自洽,是怎樣産生的。
戰國早期的稷下學宮學派雖然有記載的學者不少,但是有著作流傳下來的卻不多。我們選擇慎到做一個簡單的分析。
慎到(約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15年),戰國時期趙國邯鄲(今屬河北省)人。《史記》說他專攻“黃老之術”。齊宣王時他曾長期在稷下講學,是稷下學宮中最具有影響的學者之一。《史記》說他有《十二論》,《漢書·藝文志》的法家類著錄了《慎子》四十二篇。如今四十二篇已散佚,現存《慎子》隻有七篇,外加他書記載的佚文數十條,及考古出土之一篇。就稷下學宮的其他黃老學者而言,已經是很不錯的了,可見在當時的影響還是蠻大的。
慎到所處的稷下學宮學派,曾經是黃老學說的大本營。慎到本人的學說完全可以視作是稷下黃老學說的代表。根據現有的資料,慎到的學說可以歸結為“因循”、“尊君”、“尚法”、“貴勢”幾個内容。
“因循”是慎到學說中遵循道家的部分。
“因循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為也,化而使之為我,則莫可得而用矣。”(《因循》)
這段話實際上以道家的天道之自然,推演出君主之權術——因人之情,化為我用。至于如何從自然天道推演出“尚法”,并沒有提到。也就是說,慎到的理論從道家之哲學能夠推演出的隻有君主統治術的順其自然、守柔、不争、無為,既不涉及“尚法”,也不涉及“尊德”。 從這裡開始,黃老學說形成了實質上的一種君主統治術,她借用了道家的形上哲學思想,雜駁了各種形下的君主國家亟需的技術實踐,形成了一種以道家思想為虎皮的君主統治技術大全。
我們今天看到的《慎子》,除了《因循》一篇涉及到天道,其餘各篇就基本上都是君主統治之術了。足見“尊君”在慎到學說中的分量,也足見慎到之道家是如何适應時代而發展出的一整套基于道家理論的君主統治之術的。
至于“尚法”,慎到的學說是真的尚法,非常強調“法”的作用。
“故治國無其法則亂,守法而不變則衰。有法而行私,謂之不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長也。”(《逸文》)
“民一于君、事斷于法,是國之大道也。”(《逸文》)
那麼這麼重要的“法”,其正當性源自于哪裡呢?“以道變法者,君長也。”也就是說,君主根據道來變法。君主才是“法”的源頭,“法”的根本,“法”不過是君主統治術的一部分。
慎到學說還有一個特點,就是“貴勢”。 慎到提倡的勢,是君主所擁有的威權。慎到主張要加強君主的權勢。君王應該是“權重位尊”,在全國範圍内能夠“令行禁止”,臣民無條件地服從權勢,這樣,才能推行法治。可見,所謂的“尚法”,不過是立法、司法、執法都要歸結于君主之“一人之私”。
“國家之政要,在一人之心矣。”(《威德》)
客觀而言,慎到的學說并不像後來的法家那樣,以君主為核心,一門心思追求富國強兵,很是極端。慎到的學說倒是頗具上古的醇厚的敬天保民之風。他提到設立君主是為了治理好國家,不是為了讓天下人供奉君主;他提到“法”應該遵循“道”。但是當一切的權威、勢力歸于君主,君主握有立法、司法、執法的權力時,誰又能抑制君主呢?誰又能保證君主所立之“法”能合于“道”呢?難怪荀子要批評慎到思想混亂了:
“尚法而無法,下修(循)而好作,上則取聽于上,下則取從于俗,終日言成文典,及糾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慎到、田骈也。”(《荀子·非十二子》)
可以說,慎到的尴尬就是黃老學說的尴尬,體現了遵循自然天道的道家學說和不斷發展的現實社會中的人道之間的矛盾。當時代向着封建專制集權統治發展的時候,老莊學說繼續怡然自得、超然于物外;而黃老學說卻發展出要适應時代的政治思想,自然的天道和專制的君主之間産生了不可彌合的缺陷。強行彌合這種缺陷的黃老學說發展到最後,隻能放棄天道和人性,和兵家、醫家、縱橫家一樣,成為君主統治的技術,而這正是法家做的事情。
四、
黃老學說以道家思想為根本價值觀,用以指導各種社會實踐。道是宇宙之間的最高價值範疇,或者等而下之,也可以認為是天地萬物運行的規律。黃老學說認為人道隻有遵循天道,“合于天地”(《前道》)才是合理的、正确的。應該說到此為止,邏輯都相當完美的。但是如何在現實中使得人道能夠遵循天道,這就是個問題了。慎到的結論是,君主是使得社會的運行要遵循天道的決定性力量,但是慎到對于如何使君主行政遵循天道完全沒有論述,這不能不說是慎到學說的缺憾。《黃老帛書》則直接引申出“道生法”。這倒是從理論上脫離了君主這個不一定靠譜的中轉站,而且從理論到實踐都可以形成對君主的牽絆。可惜,在理論上如此生拉硬拽,不免把理論做成了夾生飯,存在不可彌合的缺陷。
黃老學說雖然主要内容是一種政治思想,但是她還雜駁了大量其他技術手段作為其形下的指爪。比如儒家成賢成聖的個人修養學說,到了黃老學說這裡成為了養生之道,不過這種更貼近醫家的形下之道很難像儒家相關學說一樣成為一種社會思想;由養生之道進而發展出了神仙之術,更是妄言;兵家和各種手工業發明、技術、甚至連數學都作為一種技術性實踐被引入黃老學說,以資集權君主行政;諸如此類。不過,這些都無關宏旨。甚至可以說,正是因為其學說的不自洽,所以黃老學說才拉了那麼多的形下技術以為指爪;而五花八門的各種形下技術的收編,看起來如迤迤然之龐然大物,其實為黃老學說帶來更多的bug。愈是邏輯上有缺陷,就愈要拉扯更多的内容以為張目;愈是内容雜駁,學說中的問題反而越多。黃老學說就陷入了這種困境不能自拔。
也正是因為黃老學說在政治思想領域邏輯上的不自洽,理論上沒有突出特點,導緻了她最終的衰落,而且是永遠退出了政治思想理論的舞台。好在黃老學說不僅僅是政治思想,她攜其神仙之術、養生之道、以及各種機淫技巧,和張天師的符咒相結合,成為了道教——國産宗教的一部分,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寶貴組成部分。
道學和儒學構成了中國傳統思想的框架。黃老學說調和儒道的努力失敗了。不過我們也不必苛求他們,畢竟思想的發展也是不斷進步的,作為第一批調和儒道的先行者,黃老學說有所簡陋也在所難免。調和儒道幾乎是中國傳統思想的主線,曆朝曆代都有人做出努力,也是一個不斷進步的過程,終于在宋明理學家的手上略有小成。作為先行者,黃老學說不但初次嘗試了調和儒道,配合了西漢初年的統治者“不折騰”的施政指導思想,而且他們還是法家思想的源頭。其實,也不僅僅是調和儒道,除了社會政治思想,黃老學說在道家思想的大旗下,整合了養生手段(醫學)、神仙傳說、兵家思想、占蔔谶緯,以及方技、數術,等等等等。這些無一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寶貴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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