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公元前1042年，周成王封酓繹為楚子，楚人立國，始有國都。但在熊通稱王之前的楚都皆不稱郢，它們分别是夷屯、發漸和宵。嚴格起來講，宵是楚武王稱王時才确立的楚都。楚人于夷屯156年，于發漸96年。在前文《“楚都丹陽”之惑》中，我們解密了夷屯，今天繼續探讨“發漸、旁屽、喬多”這三個罕見地名之所在。

《楚居》局部

《楚居》析文：

至酓繹與屈紃，使若嗌蔔徙于夷屯，為楩室，室既成，無以内之，乃竊若人之犝以祭，懼其主，夜而内屍，抵今曰夕，夕必夜。至酓隻、酓觛、酓樊及酓賜、酓巨，盡居夷屯。酓巨徙居發漸。至酓辥、酓摯居發漸，酓摯徙居旁屽，至酓延自旁屽徙居喬多，至酓甬及酓嚴、酓相及酓雪及酓訓、酓咢及若敖酓義，皆居喬多。若敖酓義徙居若，至焚冒酓帥自若徙居焚，至宵敖酓鹿自焚徙居宵，至武王酓達自宵徙居大，焉始稱王，祭祀緻福。

一、熊 渠

從《楚居》來看，曆史進展到熊渠（酓巨）時突然發生了巨變，“酓巨徙居發漸。至酓辥、酓摯居發漸，酓摯徙居旁屽，至酓延自旁屽徙居喬多，至酓甬及酓嚴、酓相及酓雪及酓訓、酓咢及若敖酓義，皆居喬多。”

這裡一連串出現了三個新的地名：發漸、旁屽、喬多。熊渠初居夷屯，後徙居發漸，傳世文獻對此沒有記載，或有記載早被秦人燒掉了，借鑒周宣王“遷申于謝”，我把這一事件定義為：周夷王遷楚于發漸。

那麼，發漸在哪裡呢？在解答這一問題之前，我們先來看熊渠家庭成員都是誰。

《史記·楚世家》載：“當周夷王（公元前885年～公元前878年在位）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閑民和，乃興兵伐庸、楊虿，至于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号谥。乃立其長子康（酓辥）為句亶王，中子紅（酓摯）為鄂王，少子執疵（酓延）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楚世家》）”

《楚世家》記載的與《楚居》所記相符，我們用下表表示：

在前文《楚都、郢、郢城（下篇 之五：戚郢、陳郢、壽郢）》中，我們在探讨戚郢時，對“庸、鄂、越章”這些江上楚蠻之地進行了研究，有了一個大體印象。那麼，熊渠居發漸，當以發漸為中心，向四周拓展，故發漸不可能在庸、鄂，這三地亦應在庸、鄂之間，且發漸、旁屽、喬多均應相距不遠。熊紅（酓摯）曾為鄂王，《楚居》記載其居旁屽，且隻有一年，旁屽似不在鄂。參照楚人早期的活動半徑，我把發漸、旁屽、喬多三地從理論上進一步縮小在巴東以東、荊州以西這一區域，此區域正對應今宜昌市轄區。

二、喬 多

喬多，在枝江。

《說文》：喬，高而曲也。《爾雅·釋木》：句如羽喬。《注》：樹枝曲卷，似鳥毛羽。句，曲也。木有如是者，他物亦有如是者。從夭，從高省。會意，以其曲，故從夭。因此，喬多，本意枝多曲，即曲多。曲多，即江河彎曲，多流狀。

《枝江縣志》（1866年編纂）開篇舊縣志序：“其名枝江者，粵自秦始，秦并天下，廢封建置郡縣，而枝江始名，義何取爾？以蜀江至此分為諸洲，至江陵而九十九洲，起自此，聞如喬木之有條枚焉，故曰枝江。”

江陵，即今荊州。從衛星地圖看，江水過宜都市，臨枝江，至荊州，受地形影響，則多水交互并流，有的地方今雖幹涸，但影子宛在，猶如枝枚曲縱，蜿蜒而下。

2012年6月，在對一處因基建施工造成文物出土地進行勘探時，宜昌市博物館工作人員發現了萬福垴遺址。

萬福垴遺址位于湖北省枝江市白洋鎮萬福垴村六組，地處長江北岸的一級台地之上，西臨宜昌虢亭，西北距宜昌市區約35公裡，東距白洋鎮約6公裡。遺址南北長約980米、東西寬約575米，面積約56萬平方米。地形包括其東西部屬長江沉澱淤積平原，東北約1500米曠地之外有丘陵向西蜒宕，西部平地一直與虢亭接壤。

萬福垴遺址文物出自窖穴，而不是墓葬。共獲得銅鼎1件，編鐘11件，出土了一些陶器，器形有鬲、尊、豆、簋、罐、甕、瓿，還有石器、箭镞等。編鐘均屬甬鐘，大小沒有太多懸殊。其鼓間和钲部、篆部紋飾的不同大約分三種形制，其中一件(I式)钲部有銘文為：“楚季寶鐘，厥孫乃獻于公，公其萬年受厥福”。

在對編鐘、鼎和遺址包含物的時代斷代中，經過國家、省的相關專家兩次赴宜昌對其專題讨論并同時征求多個專家的判定，衆多意見完全一緻：時代為西周中晚期（公元前894年～公元前844年）。

郭德維先生認為，“楚季寶鐘”應是熊徇尚未為國君時獻于祖父熊延的。李伯謙先生認為從年代、身份上看，執疵或熊徇可能是刻銘寶鐘的主人“楚季”。考慮銘文中有“厥孫”一詞，“楚季寶鐘”的主人為熊徇可從。

從遺址的地理位置、規模及其斷代上看，萬福垴遺址極有可能即《楚居》所記之喬多。自酓延徙居喬多後，酓甬、酓嚴、酓相、酓雪、酓訓、酓咢、若敖酓義皆居喬多，共八位楚子在喬多居住過，曆時幾近百年。

《枝江縣志》（1866年編纂）開篇舊縣志序記載：“開邑以來，至今一千九百餘年，而枝江之名不改。其為縣，也古矣。”《楚居》為楚悼王時人所作，說明在戰國時期仍名喬多，秦廢喬多，更名枝江，并遷今址，至今未變。

還有一個問題需要指出的是，喬多的本義即是指江流彎曲多，這與萬福垴遺址所處的地理位置是相符的，可能與多水并流毫無關系，但是枝江為我們尋找喬多提供了思路和參照，喬多處于今枝江地域，所以說喬多在枝江。

三、旁 屽

旁屽，在秭歸。

《說文》：屽，水厓而高者。厓，山邊也。高邊則曰崖。旁，溥也。溥，大也。《廣雅》曰：旁，大也，廣也。《釋名》：在邊曰旁。《玉篇》：猶側也，非一方也。因此，旁屽，即大厓，是指臨水而居的高高地台地。

《楚居》：“酓摯徙居旁屽。”

孔穎達《春秋左傳注疏》引《國語》孔晁注雲：“熊繹玄孫曰熊摯，有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延。熊摯自棄于夔，子孫有功，王命為夔子。”

事實上熊摯并不是自棄于夔，而是從發漸跑到旁屽自立為君。熊渠卒時，長子熊毋康早亡，楚國内部發生了權力之争，少子熊延弑兄上位，以其有疾為由掩蓋。故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弑而代立，曰熊延。”據考熊摯居旁屽隻有一年，有疾且被弑當為實，“以疾廢不立”恐難以成立。

後來，熊摯的後人予周戍邊有功，被周王賜封為子爵，封地于夔，故曰夔子。史家稱之為芈姓夔越。韋昭注《國語》“羋姓夔越不足命也”，雲“夔越，羋姓之別國。……熊摯自棄于夔，子孫有功，王命為夔子。”此“王”疑為周宣王。西周末年，周宣王遷若敖酓義于若，為守護南土，始封熊摯之孫為夔子。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六年》：“夔國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與冝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這段話有兩層含義：一是夔國人不祭祀楚先祝融和鬻熊，他們的理由很充分，認為是熊延奪了其先王熊摯的君位，“吾是以失楚”，不是一家人了。二是你是楚子，我是夔子，身份相等，故不服楚。在庸人、巴人伐楚時令過其境，這點很讓楚人惱火，楚成王便以“不祀”為由大興讨伐，在奪得夔地後，并讓令尹子玉“城夔”。夔實為楚西部長江航道的一個重要門戶。

夔國，即古歸國。殷商時代，歸國業已存在。

《水經注》引宋忠說：“歸即夔，歸鄉，蓋夔鄉矣。”

《漢書·地理志》載：“秭歸，歸鄉，故歸國。”

《後漢書·郡國志》載：“秭歸，本歸國。”劉昭《注》引杜預說：“夔國”。

按說熊摯居旁屽，又“自竄于夔”，其後世為夔子，旁屽即夔、或在夔地。然而《水經注·江水》則載有兩夔。

［經］（江水）又東過巫縣南，鹽水從縣東南流注之。

［注］……江水又東徑巫縣故城南，縣故楚之巫郡也。秦省郡立縣，以隸南郡。吳孫休分為建平郡，治巫城。城緣山為塘，周十二裡一百一十步，東西北三面皆帶傍深谷，南臨大江，故夔國也。

［經］（江水）又東過秭歸縣之南。

［注］縣故歸鄉，《地理志》曰：歸子國也。……江水又東南徑夔城南，跨據川阜，周回一裡百一十八步，西北背枕深谷，東帶鄉口溪，南側大江。城内西北角有金城，東北角有圓土獄，西南角有石井口，徑五尺。熊摯始治巫城，後疾移此，蓋夔徙也。《春秋左傳》值公二十六年，楚令尹子玉城夔者也。

郦氏認為一夔為“熊摯始治巫城”，即今重慶市巫山縣附近；另一夔在今秭歸境内，熊摯“後疾移此”。

我認為在東周之前是沒有雙夔的，隻有一夔，即今巫山縣之夔。西周時熊渠伐庸，巫山縣一帶盡歸楚有。後，周宣王封熊摯後人為夔子于此。春秋時（公元前634年）楚成王滅夔，遷夔人于歸鄉境，治夔城，人稱夔子城。秦皇一統，以郡縣制，歸鄉在南郡轄區内。西漢元始二年（公元2年），置秭歸縣，始有秭歸（三峽大壩建設之前的秭歸故城）。秭歸，即秭夔，以别與本夔。

唐宋以來，《通典》《太平寰宇記》《春秋大事表》《讀史方輿紀要》諸文獻均記載，“夔子城”在歸州或秭歸縣“東二十裡”。經徐少華先生考證，夔子城當在秭歸老城以東、香溪彙入長江處的原香溪鎮一帶。

20世紀八、九十年代因修建三峽大壩，秭歸老城與香溪鎮均淹沒于三峽庫區。現今仍拿不出強有力的證據來證明夔子國具體所在，但徐少華先生通過對秭歸老城至香溪一段長江兩岸的古文化遺址排查（其中包括廟坪、官莊坪等遺址），針對田野考古中發現的周代文化，進行了全面的内涵分析，發現該區域内自西周晚期至春秋早中期的部分，當與古夔國密切關聯，表現為期間經曆了一段楚文化與當地原有土著文化共存、融合乃至相互消長的過程，這一過程與古夔國的曆史發展和該地區原有的民族、文化背景密切相關。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郦氏在《水經注》中對夔子國的描述：“跨據川阜，周回一裡百一十八步，西北背枕深谷，東帶鄉口溪，南側大江。”鄉口溪，即今香溪。深谷、大江，說明城邑高居台地之上。這正與“旁屽”所意涵的大厓相稱。

公元前876年，熊渠次子熊摯自發漸徙居旁屽，即位為楚子，僅僅一年便被弑而亡。

四、發 漸

發漸，在宜昌。

《說文》：發，䠶發也。又發發，疾貌。《詩·小雅》：“飄風發發”。《箋》：寒且疾也。發，即放、射箭矢，引申為疾，速度快。漸，本義為水。漸，作動詞用指流入，流。《尚書·禹貢》：“東漸于海”。因此，發漸即疾水、激流之意。

事實上發漸、旁屽和喬多之命名，正是古人對長江地形地貌的高度概括，是對所謂西陵峽、及其下遊至枝江這段長江的形象描繪。雖然今天由于葛洲壩、三峽大壩等工程建設，對該段的地理形态造成極大地改變，但是從衛星地圖上我們仍能清晰地看到原本寬闊的江面，自三峽大壩下行至枝江，變得彎曲而又狹窄，必定造成激流飛濺、江水洶湧的壯觀場景，而這些無不在古人的詩詞中展露無遺。

唐·楊炯題《西陵峽》，詩雲：

絕壁聳萬仞，長波射千裡。

盤薄荊之門，滔滔南國紀。楚都昔全盛，高丘烜望祀。

秦兵一旦侵，夷陵火潛起。四維不複設，關塞良難恃。

洞庭且忽焉，孟門終已矣。自古天地辟，流為峽中水。

行旅相贈言，風濤無極已。及餘踐斯地，瑰奇信為美。

江山若有靈，千載伸知己。

現今壩高水深，怪石沉底，險灘無蹤，水勢已趨于平緩，舊景不再。可以想象古老的先民們是怎樣在這樣一段江岸上，找到一處立足之地，披荊斬棘，生存下來的。

發漸、旁屽、喬多地理位置示意圖

西周中期，發漸迎來了楚子熊渠。

公元前887年楚子熊楊卒，其子熊渠即位。熊楊在位達59年之久，因此熊渠當時的歲數應該較大了。自熊繹被周成王封為楚子至熊楊卒，楚人在夷屯共156年，其間楚國政治穩定，國力大增，地方勢力得到加強，又因順從周王室，頗得周王喜歡，是宗周可以依靠和信賴的諸侯國。

公元前886年周孝王去世，孝王侄孫故太子姬燮繼位，是為周夷王。自穆王之後，周王朝綱常失序，内部争權，外部諸侯相伐，穆王的《呂刑》形同虛設，權貴日趨腐敗，王權不振，國勢不斷衰落。《竹書紀年》載“懿王之世，興居無節，号令不時，挈壺氏不能共其職，諸侯于是攜德。”周孝王登基之後勵精圖治，西敗西戎，一定程度上使西周王朝的國力得到恢複，隻是在位時間較短，唯有9年，難圖其強。

為了鎮守周土南疆，周夷王在即位不久，遷楚子熊渠于發漸。楚國南遷長江之濱，定都發漸。從漢水的夷屯，到長江的發漸，逐步成長起來的楚國，脫離周王室的懷抱，有了更為廣闊的舞台，國力和智慧得以發揮。在發漸立穩之後，公元前879年，熊渠帥師西伐庸，東征楊虿、鄂，加快了擴張步伐，不僅獲得了銅、鹽等重要的礦物資源，而且得到了更重要的人力資源，《楚世家》雲“熊渠甚得江漢閑民和”。大概受戎人稱王的影響，熊渠借周夷王去世混亂之際，乘機稱王，亦封三子為小王（地方王）。按禮熊渠自封為楚王，其子當封為諸侯，但熊渠說：“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号谥。”

惜為時不長，熊渠畏懼周厲王的暴虐，害怕其伐楚，隻好自去其王。從楚子害怕周厲王伐楚這一現象看，雖然周王室王權衰退，但在西周中期仍具有較強的号召力，軍隊的強大仍不容小觑。事實證明，在其後的周宣王伐楚中（至少兩次，詳見後文），楚國的軍隊遭到重創，“楚公逆（酓咢）編鐘”被周王俘獲，并賜贈于晉侯。同時，熊渠在發漸的不軌之舉，也為楚人的後續發展埋下禍根，在楚子熊咢被殺後，繼位的酓義遭到了懲罰，被削爵為敖（嚣），徙遷于若地，史稱若敖。

那麼，熊渠所居之發漸具體在哪裡呢？

《楚世家》：“（楚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

《戰國策》：“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

《白起列傳》：“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

《六國年表》：“秦拔我郢，燒夷陵。”

夷陵在宜昌，今有夷陵區。雖然有多位學者著文力證“夷陵”不在宜昌，一曰在潛江龍灣，理由是按《白起列傳》，拔郢、燒夷陵、東至竟陵，是個漸次過程，夷陵當在郢與竟陵之間。一曰在今紀南城遺址西邊的八陵山，理由是這裡有很多楚墓，而在宜昌境内目前還沒有發現大型而又分布比較密集的古冢。一曰在今南漳縣武安鎮安樂堰村附近，主要理由是夷陵當與夷水相關。但這些觀點也都沒有令人信服的證據。

劉開美先生說得對，“夷陵”是城不是墳。《辭源》在釋“陵”時，引《水經注·渭水》雲：“秦名天子冢曰山，漢曰陵。”至于楚國是否也跟秦一樣稱“山”則未必，從“燒先王墓”來看，我認為稱“墓”是最有可能的，但楚國的“陵”，肯定不是指墓。楚國有安陵、竟陵、江陵、壽陵、陽陵……，這些都是楚邑。

姚漢源先生在其《鄂君啟節釋文》中考證認為“春秋戰國時南楚陸多稱陵”。而夷，本義是平，因此夷陵，即平陵、或平陸，是指江邊平整的陸地。夷陵為楚邑無疑。這樣“先王墓”與“夷陵”應分屬兩個不同的概念，對《楚世家》斷句應在“夷陵”前加個頓号。現在我們看前文所引“拔夷陵”“燒夷陵”“燒先王墓”并不矛盾，白起首先攻取夷陵，再縱火焚燒先王墓，後燒夷陵。《楚世家》、《戰國策》與《白起列傳》之所以引起誤會，是由于各自有所省略造成的。

《水經注·江水》：“江水出峽，東南流，徑故城洲。……江水又東徑故城北，……江南岸有山孤秀，從江中仰望，壁立峻絕。……北對夷陵縣之故城。城南臨大江。秦令白起伐楚，三戰而燒夷陵者也。應劭曰：夷山在西北，蓋因山以名縣也。王莽改曰居利。吳黃武元年，更名西陵也。後複曰夷陵。”

郦氏所言“江南岸有山孤秀”，據考此山即今宜昌市區江南的磨基山，其所對應的江北南湖公園和宜昌市政府一帶，當系夷陵之所在。從夷陵字面意思來看，該處符合“平陸”之意，且此處為一彎道，江水自上遊而來，沖刷南岸，北岸灘塗則相對安全，淤積層土壤肥沃，适宜安居。按楚葬制，楚先王應葬于夷陵附近不遠處。

有人認為夷陵“上控巴蜀，下引荊襄”，地處邊陲，是“楚之西塞”，并非是楚國的政治中心，因此不具備充當楚國先王之墓所在地的條件，并以至今未發現大型楚墓為由作證。而實際上人們至今對楚王墓的葬制仍知之甚少，在發掘了幾千座楚墓之後，在江漢地區連一座楚王墓也沒找到。在夷陵找不到楚王墓，實屬正常。相反熊渠自夷屯遷居發漸，這是楚國第一次遷都。都城由夷屯遷發漸，發漸才是楚都。

發漸之名現于西周時期，而夷陵之名始見于戰國。《楚居》為楚悼王時人所作，彼時仍用發漸，而不用夷陵，是否說明發漸與夷陵不在一處呢？并且發漸與夷陵字面意思也相差甚遠。潘鵬毅先生據六朝以後的文獻資料記述和民間傳說考證，夷陵古邑大約位于今宜昌西陵區下牢溪入江口至前坪西河（今宜昌黃柏河）入江口一帶。我認為這是極有可能的，此處即今南津關之處，江水始出峽口，極符合“發漸”之意。疑西周中期熊渠初居于此，後随着實力強大和人口增多，便向東尋找平地，開墾荒灘，将發漸徙此，仍沿襲舊名。戰國時（公元前278年之前，疑在楚惠王時）楚人将發漸更名為夷陵。史家作《楚居》，仍以熊渠所居原地名入簡。

今宜昌市，西周時名發漸；戰國時更名夷陵；秦郡縣天下，改夷陵為巫縣；漢置夷陵縣；隋改夷陵郡；明置夷陵州；清改為東湖縣；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升為宜昌府，治所即今湖北宜昌市。1912年改為宜昌縣。

自熊渠徙居，至若敖徙出，在長江之畔的宜昌市，共有八位楚子分别在發漸（宜昌）、旁屽（秭歸）、喬多（枝江）居處，凡96年。雖然在西周末期，周宣王将楚人遷出宜昌，但楚子在長江沿線一帶的苦心經營，積累了豐富的治國經驗，赢得了廣大的人脈資源，再加上楚人于漢水（夷屯）一帶156年的存在，以楚子酓氏大宗為首，芈姓集團各小宗旁系開枝散葉，家族勢力鼎盛，楚人業已廣布于大江南北、漢水兩岸，楚國崛起的地緣格局實際已經形成，這為即将到來的熊通稱王，奠定了強有力的社會基礎。

注：為了閱讀順暢，參考文獻具略。預報：下篇講《楚居》中的若、 焚、宵。

作者簡介：

景廣海，男，1965年5月出生，筆名溪河子，山東省鄒平市人。先秦姓氏名學愛好者，著有《景氏源起與楚史若幹問題考辨》中國書籍出版社 2019。《老子其人與宋國曆史若幹問題考辨》著作權登記号：魯作登字2022—A—00769184

景廣海著，中國書籍出版社，2019年12月

本書主要看點：

1、首次揭示先秦“姓氏學”根本要義，提出“分族命氏”原則及模型。

2、首次全面破解景氏、昭氏、莊氏、悼氏、黃氏..........源起及世系傳承，對于研究其他楚貴族具有借鑒指導意義。

3、首次厘清楚惠王封君制的内涵與實質，其不同于傳統學術認知。

4、首次破解“楚都丹陽”之惑，将徹底結束千餘年來尋找楚都丹陽，而至今仍一無所獲的尴尬局面。

5、首次解決了困惑學界的“郢、郢都、郢城”的問題，解決了“楚都”到底在哪裡，及其變遷的問題。

6、首次提出楚國的政權體制“都”與“邦”的建制問題（即“一都一邦”制）；另楚有□，而無郡；郡為秦所首創。

7、首次破解“若，上鄀、下蠚”之謎，拿到了破解衆多謎團的鑰匙，而這一問題大家仍在苦苦探索之中。

8、首次提出“颛顼故裡在襄陽”、“襄水即若水”這一命題。

9、首次揭示楚國曆史發展的路徑：立國（酓繹）——亡國（酓咢）——稱王（酓達）——滅國（負刍），此觀點颠覆了傳統學術認知。

10、首次揭示了楚君的遷徙路線圖：夷屯（酓繹）——發漸（酓巨）——若（酓義）——宵（酓達）——福丘、疆郢（文王）——陳郢（頃襄王）——壽郢（考烈王）。

11、首次揭示楚先的源起之謎（三楚先）。對楚先“得姓（嬭）”“得氏（酓）”問題，以及“楚先人的遷徙路線”提出了新看法。

12、首次破解在傳世文獻中，楚王為何被稱“熊”氏之謎。

13、首次提出“屈氏源起猜想”、“屈氏故裡”命題，對“莫敖”、“左徒”進行了釋考。

14、首次破解《楚居》中隈山、穴窮、發漸、喬多、旁屽、宵、夷屯......等罕見地名及其地理位置。

15、首次破解《楚居》中疆郢、為郢、樊郢、若郢、鄢郢、湫郢........等十餘座郢城的地理位置，對于暫無證據的提出刍論。

16、首次提出宜昌市博物館藏的“秦王卑命鐘”與信陽長台關楚墓出土編鐘中“有銘、最大的那枚”原為一套，并對銘文進行了釋讀。

17、首次發現在青銅器銘文中有“左右合文”的情況（《大市銅量》）。

18、首次論證《大招》為景差所作，并提出《哀郢》《九辯》亦為景差所作的觀點。

19、首次論證了錢穆宗師關于春申君黃歇是“芈姓黃氏”，而非“嬴姓黃氏”的觀點（錢氏提出而沒有證明），同時否定了他關于“楚莊王即頃襄王”的看法。提出了“楚宣王”即“楚莊宣王”的新發現。

20、首次論證“春申君故裡”在常德。

21、首次提出“春申□的猜想”這一命題。

22、首次破解春申君黃歇家族覆亡之惑（黃歇之後還有一代春申君）。

23、首次系統地考證了戰國景氏家族人物，對他們的“身世、爵位、官秩、作為”等進行了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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