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是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他的《史記．封禅書》把傳說中的古代帝王直至秦始皇、漢武帝的泰山封禅活動進行整理，給予生動翔實的記載介紹，從而使這種富有濃厚政治、文化色彩的祭祀活動，引起後代帝王重視，作為隆重的國家大典加以延續。《史記》作為史書的範例，其《封禅書》也成為後世修史的重要内容，列出專章加以記載。可以說，對于封禅進行專門研究，始于司馬遷；把封禅列入史書專章，亦始于司馬遷。這是他對泰山文化具有開創性的獨特貢獻。

司馬遷（前145＿前87?），字子長，左馮翊夏陽縣（今陝西韓城縣芝川鎮人）。他出身于中下層官吏家庭，高祖司馬昌，秦始皇時為主鐵官，曾祖司馬無澤，漢初為長安“市長”，祖司馬喜沒有作官，而有第九等爵位，為“五大夫”，父司馬談，漢武帝建元年間（前140_前135）為太史令。司馬遷十歲時随父到長安， 開始學習古代文獻，并受學于當時著名的儒學大師董仲舒、孔安國。二十歲時，大約是奉父南下遠遊，從京師出發，“上會稽，探禹穴，闚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峄，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同上）。約在二十五六歲時登上仕途，擔任“郎中”。元鼎六年（前111）秋， 司馬遷奉武帝之命出使巴蜀以南，代表朝廷視察和安撫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元封元年（前110）春正月，漢武帝準備東巡齊魯，封禅泰山。司馬談侍從武帝到洛陽， 因病不能前行。司馬遷從西南返回，見到快要病死的父親。父子執手而泣，司馬談作了臨終囑咐：“餘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于予乎？汝複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餘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餘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 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内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餘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餘甚懼焉，汝其念哉？”司馬遷對這番教誨刻骨銘心：“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阙。（同上）”元封三年（前108），司馬遷繼承父職， 作了太史令。開始在“金匮石室”即國家藏書外閱讀、整理曆史資料。太初元年（前104），司馬遷倡議并主持了改革曆法的工作，把《颛顼曆》改為夏曆。 改曆結束後，開始寫作《史記》。這年他四十二歲。

正當司馬遷專心著述時，意外的災難降臨。天漢二年（前99），李陵抗擊匈奴，兵敗投降，朝遷震驚。李陵是名将李廣的孫子，司馬遷曾與他同事，認為他是明“國土之風”的“奇士”，委身匈奴的迫于形熱，日後必然尋機報答漢朝。正好武帝問他對此事的看法，他便以此相告。武帝認為是替李陵辯解遊說，因而大怒，被問成死罪。當時根據兩條舊例可以免死：一是拿錢贖罪，二是受“腐刑”。司馬遷家貧無錢贖罪，而接受“腐刑”是對他極大的摧殘和侮辱。他并不怕死，但是想到著述大業“草創未就”，不應輕于赴死，決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著述。太始元年（前96）六月，漢武帝大赦天下，司馬遷出獄任中書令，實際是以宦官身份在内遷侍候。太始四年（前93），他在《報任安書》中說：“仆竊不遜，近自托于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佚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始終，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十二本紀》、《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共“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說明他的著述此時已基本完成，時年五十二歲。此後司馬遷事迹無考，大約卒于武帝未年（前87）。除《史記》外，曾有八篇賦作傳世，今存《悲士不遇賦》。

《史記．封禅書》是前無古人的開創之作。司馬遷以“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禅”的親身見聞，結合對封禅文獻的研究，“論次自古以來用事于鬼神者，具見其表裡”。他首先對于封禅的起源作了可貴的探索。

司馬遷父子認為封禅是遠古流傳下來的禮儀。司馬談稱漢武帝封禅是“接千歲之統”，而不言承秦代封禅之制。司馬遷《封禅書》也在開篇即指出：“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卦禅？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其具體儀式，是“此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于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禅”（張守節《史記正義》）。舉行封禅有幾個非常重要的條件：一是改朝換代，即“易姓而王”；二是緻太平，即出現太平盛世；三是君王有德，“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亦不能成功；四是符瑞見，即出現吉兆。這幾個條件缺一不可，要求比較嚴苛。所以并不是所有君王都可以舉行封禅，以緻于“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阙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雲”。

盡管如此，司馬遷還是花了很大力氣，搜集到一些有關封禅的曆史文獻。其中比較重要的有三條：

一是《管子》一書中的《封禅篇》。這大約是司馬遷見到的最早文獻。管子首先提出遠古以來七十二代帝王封禅說，《史記．封禅書》中予以引錄：

齊桓公既霸，會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管仲曰：“昔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禅雲雲；伏羲封泰山，禅雲雲；神農封泰山，禅雲雲；炎帝封泰山，禅雲雲；黃帝封泰山，禅亭亭；颛顼封泰山，禅雲雲；帝俈封泰山，禅雲雲；堯封泰山，禅雲雲；舜封泰山，禅雲雲；禹封泰山，禅會稽；湯封泰山，禅雲雲；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禅。”

二是孔子關于泰山封禅的言論，出于《韓詩外傳》等書，亦在《封禅書》中引錄：

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 禅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于天下也視其掌。”詩雲纣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甯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禅則近之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于泰山，仲尼譏之。

三是西漢辭賦家司馬相如的《封禅賦》。《史記．馬相如列傳》是加以轉引：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曆撰列辟，以迄于秦。率迩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葳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續《昭》、《夏》，崇号谥，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

但是，司馬遷并未完全把這些材料直接作為信史。他認為僅有這些尚嫌不足，因而采取了審慎态度，取《尚書》中的記載，以大舜祭祀泰山作為封禅的直起點，即所謂“歲二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 此後有“禹遵之”，以至于周，遂成系統。因為資料文獻缺乏，司馬遷對封禅起源的研究受到很大限制，遠未究其究竟，但這種探索精神是相當可貴的。

《封禅書》以主要篇幅詳細記載了秦始皇、漢武帝的封禅活動。

秦始皇兼并天下，改正朔，易服色，“即帝位三年（公元前219年）， 東巡郡縣，祠鄒峄山，頌秦勸業。于是征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在議論了一番古代封禅禮儀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巅，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基得封也。從陰道下，禅于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封禅書》）。封禅的具體儀式，是采用“祀雍上帝”之禮。秦在雍（長安西南）設 、密、上、下四疇，分别祠白、黃、青、赤四帝。上帝即天，祭天稱“郊”，與“封”内容一緻，祭獻用駒、犢、羔三牲及珪币，禮畢“皆生瘗埋”。

封禅儀式完畢後，始皇便匆匆“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羨門之屬”，從而把封禅與求仙擰在一起。當時源于燕齊一帶的方仙道十分流行，他們認為東海之中有蓬萊、方丈、瀛州三座神山，“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白銀為宮阙。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辄引去，終莫能至雲”（《封禅書》）。始皇巡海上，“冀遇到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于是先後派遣徐福、盧生、侯公、韓終、石生等人入海求仙。盧生入海歸來，獻上“亡秦者胡也”的谶言。始皇立即派大将蒙恬率兵三十萬，北擊匈奴。三年後，盧生又說仙藥可求，隻是有惡鬼作害，要避免，就不能洩露皇帝行止。于是始皇自稱“真人”，不稱“朕”，“乃令鹹陽之旁二百裡内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如此不計工本，惟命是從，孰料盧生等人卻逃跑了，理由是：始皇貪婪殘暴，秦法過于嚴酷，根本無法求得仙藥。始皇暴怒，坑儒四百六十餘人，作為對盧生等人的報複。徐福的求仙整整經曆了九年，始皇一直挂在心中念念不忘，其間兩次東巡查看。第一次，徐福稱已登上蓬萊拜見大神，隻因所帶禮物菲薄，不能見到仙藥。欲得仙藥，須選送男女三千人，攜五谷良種去見大神。第二次，徐福稱仙藥可得，卻又因蛟龍大魚作亂，船不得停靠神山，須配置連發機驽及弓箭射殺之。恰逢始皇夢與海神搏戰，海神的模樣與人相同。根據占夢博士意見，這海神正是蛟龍大魚的象征，射殺它。便能找到真海神。于是始皇為徐福裝備巨型魚網，并親自伺侯在連驽機旁一同下海，行至芝罘島，一條大魚浮出水面，始皇親自射殺，除去了獲取仙藥的障礙。不料神山仙藥仍未找到。此後徐福一去不複返，始皇在求藥不得的歸途中崩于沙丘。秦始皇的封禅與東巡求仙，真可謂“死而後已”。

漢武帝即位，有白麟、寶鼎之瑞，正應合武帝急于封禅的心理。元鼎六年（公元前110年）下诏證涉西方北方，并親率大軍“行自雲陽、北曆上郡、西河、 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台，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經千餘裡，威震匈奴”（《漢書．武帝紀》），然後先祭華山、嵩山，三月登泰山，因“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封禅書》），即玉皇頂之漢無字碑。武帝乃東行至海，求蓬萊仙人之屬。四月還泰山，先于梁父禅地，又在泰山腳下東方，按照祭祀太一神的儀式舉行封禮，其封土高九漢尺，闊一丈二尺，封土下秘埋玉牒書。封禮之後武帝獨帶奉車子侯霍嬗上泰山極頂，再行封禮，其儀式與内容皆秘之，第二天，自泰山之陰返回，按照祭祀後土之禮，再禅于泰東北之肅然山，開創了兩封兩禅的先例。山巅封禮的唯一見證人霍嬗不久已暴亡，引起了人們的種種猜測。這顯然與武帝神秘其事有關。典禮完畢，武帝在泰山舊有的明堂接受群臣朝賀祝壽，并頒布诏書，宣揚在泰山見到的種種神異，表示封禅已為上天接受，并改年号為“元封元年”。為了便于巡祀泰山又專門下诏：“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想以泰山腳下的奉高城為東方行轅。元封二年，武帝據濟南人公玉帶所獻《明堂圖》，在泰山東側周明堂遺址不遠處重建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祠太一、五帝于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後土于下房，以二十太牢。”（《封禅書》）此後漢武帝雙多次來泰山舉行封禅大禮，并在明堂中朝見諸侯。

漢武帝伴随封禅泰山的求仙活動，較之秦始皇更為急切。他本來就“尤敬鬼神之祀”，熱望得仙長生。早在即位之初，方土李少君便以獻煉丹術、卻老方見寵。少君稱：“祠竈則緻物，至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禅則不死，黃帝是也。”（《封禅書》）黃帝邊封禅邊求仙煉丹，最後升仙而去，正合武帝心願，也正是武帝封禅泰山的模式。據《岱覽》、《萊蕪縣志》等記載，武帝曾命少君求仙于泰山東南之新甫山，建迎仙宮，新甫因此又名宮山。有少君祠、迎仙宮遺址。後來少君病死，武帝卻以為屍解而去怅然若失。其後齊人少翁又以方術使武帝與死去的李夫人相見，被封為文成将軍。後用帛書喂牛，假充牛腹生書之異，上書時被識破筆迹，于是被殺。後來與少翁同師學藝的栾大得寵。栾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自稱經常來往于海中，能見到安期生、羨門等仙人，但因身份而得不到仙方。武帝乃以二千戶封栾大為樂通侯，賜甲第、僮仆千人，又将衛長公主嫁他，以金萬斤為嫁資，又任為五将軍之職。于是“大見（武帝）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齊燕之間，莫不扼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是年秋，栾大派去下海求仙的人不敢下海，因而上泰山祭奠。武帝使者随行監督，見方術用盡而無效驗，栾大因之被殺。又有齊人公孫卿假托仙人傳言。鑒于少翁、栾大的教訓，勸說武帝要堅信神仙可求，但不可急于求成。武帝乃令天下郡國整治鬼道，在名山修築宮觀、祠壇，并遣使居之，以伺仙人駕臨。次年又匆匆趕至東海。依方土之說建五城十二樓，命曰迎年宮，并親往禮祀上帝。返程到泰山，行巡守告祭之禮，并加禅泰山南部的石闾山，因為方士皆稱此處為仙人之闾，故又命改稱仙闾山。武帝求仙凡五十年，封禅祭祀泰山八次，對方士言聽計從，卻無任何效驗，“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羁靡不絕，冀迂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封禅書》）。司馬遷在這些客觀記述之中，表現出強烈的批判精神。

泰山封禅既然是天下統一的标志和象征，那麼秦皇漢武的荒唐之舉就不能僅視為笑料。司馬遷正是從這些舉動中透出的消息，反映出的政治内容，來尋求春秋至秦漢之間思想變革的軌迹，顯示了他求實的探索精神和高人一籌的曆史眼光。

在統治思想方面，秦朝奉行苛刻的嚴刑峻法導緻暴亡。鑒于前車之覆，漢初統治者尊奉黃老，無為而治，使人民在戰亂之後得以休養生息，無疑是正确得當的過渡措施。但要“永惟萬世之統”，必須建立一套完整的統治思想體系，這是曆史發展向秦漢學術思想提出的重大課題。漢初陸賈、賈誼開始強調儒家禮儀的守成作用，但統一思想的萌芽可追溯到更早時期。《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記載的齊人鄒衍，即利用《周易》的“陰陽消息”（矛盾的消亡與生息）為立論基礎推出陰陽五行說。以之解釋社會發展，則形成“五德始終”的曆史循環論。其後《呂氏春秋》以陰陽五行為骨架，以宇宙萬物為一體，從天、地、人相參的角度來溝通天人關系，為統一帝國作出論證。秦始皇即依照五行說制定出一整套制度。漢代淮南王劉安門客編集的《淮南子》以天人合一為原則，企望建立一種制度來規範社會，統一人心。武帝時董仲舒以儒家思想為基礎，以陰陽五行為骨架，兼采諸家學說建立了一個以天人感應為核心的哲學體系，為劉漢五朝的合理性、永恒性作出論證，并建立了與此相适應的社會政治制度和倫理規範，加強對人的思想和行為的控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武帝推行這一學說的必然行動，秦漢學術思潮也從“百家争鳴”的思辯轉化為“獨尊儒術”的崇信。

《封禅書》中較多地保存了有關這種變化的資料，其中也不乏司馬遷思想的積極影響。這表現在他肯定重大變革在曆史發展中的作用，贊揚秦始皇“兼并六國”、漢高祖“改制易俗”；于曆史發展能“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即認真考察曆史現象之始末，于盛世觀其衰迹；着意于反映曆史的發展與變化，所謂“略協古今之變”。他在《報任安書》說自己“網羅天下放佚舊聞”的目的，就在于“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表現出高度自覺的曆史責任感。曆代修史書者，無人能達到思想高度；《封禅》一書，近乎政治思想變革史，後世論封禅者，更無人達到其學術水平。

司馬遷一生曾多次來往于泰山。他二十歲時奉父命南遊，并在向往已久的泰山領略峰巒之偉岸，考察封禅的遺迹，流連低徊，不能遽去。先父的遺恨，使司馬遷對泰山的崇敬情感更加刻骨銘心。武帝曆次到泰山，司馬遷皆為随從，詳于記述（見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才産生了他“承敝通變”的《封禅書》。

司馬遷對泰山文化的貢獻，不止于《封禅書》和《史記》中有關泰山的文字，更在于他的崇高精神和峻潔人格。遭李陵禍後，司馬遷“身直為閨閤之臣”，“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但他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趣異也”來激勵自己忍辱負重，完成著述大業。泰山在他心目中是至高無上的，他把“重于泰山”作為崇高的精神境界引入人生哲學，富有雄壯的陽剛之勢。他在《報任安書》中還說：“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于理義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他自己正是把事業置于生死之上。這種砥砺名節，慎于生死，推崇建功立業，名揚後世的思想，這種高度肯定個體人格的獨立性、主動性，把個體對社會應承擔的現任置于崇高地位的進取精神，是他一生輝煌的寫照，也是泰山文化乃到民族精神中寶貴的财富。

與這種精神密切相聯，他還十分推崇“不羁之才”、“倜傥非常”之人，肯定他們在遭受挫折的情況下作出的重大貢獻，和他們對社會不平的積極反抗，對黑暗的尖銳批判。他在《報任安書》中說：“古者富貴而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傥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 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膑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他的《史記》，也正是這種“發憤著書說”的具體實踐，所以被魯迅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但是他的“舒憤”之作，不是精神的自我解脫，而是為了“遂其志之思，”寄希望于未來，執着于對理想的追求。這種不畏艱難的宏偉氣魄和自強不息的可貴品格，也在激勵着百折不撓、勇于創造的民族氣質，強化着凝重深沉、堅韌不拔的泰山精神。

（泰安廣播電視台 泰安之聲·融媒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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