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夏天，又是英國“選舉的季節”。繼2015年5月國會大選、2016年6月“Brexit”脫歐公投後，今年6月9日，英國又迎來另一場國會選舉。而以“強化政府權力”、“給政府談判脫歐的信任票”為名，發動提前改選的英國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 May），也信心滿滿的各地造勢，希望用一場全面勝仗，奠定自己在保守黨内的絕對權威。

為了打赢選戰，一向被同僚暗中嘲笑“古闆”、“不愛社交”的梅，甚至答應了英國ITV電視台的邀請，在5月15日當天下午舉辦了生涯第一次的“臉書直播 Q&A”。45分鐘的直播訪問，共有40萬人次觀看、4萬個網友提問，獲選問題包括脫歐、教育預算、開放狩獵狐狸...等，但事後最被媒體關注的，竟是這個問題——

身為一個糖尿病患者，你如何克服職涯難關？

比起政策辯論的侃侃而談，這個“私人問題”似乎突襲到了梅，但短暫支唔後，回過神的首相還是正面而利落地答道：

是的，如你所知，我是I型糖尿病患者。這說明每次吃飯前，我都得注射胰島素。我确實遵照了醫生囑咐，每天都得幫自己打個四或五針……但你得習慣這樣的日常生活，因為你确實需要那些胰島素，于是注射自己，也必須成為你生活規律的一部份。

梅強調，自己2012年才發現患病，雖然一開始有些沮喪，但卻不曾向公衆隐瞞自己的身體狀況。因為在過去，政治人物的疾病通常被認為是“生涯弱點”，因此不少知名的政治領袖——像是肯尼迪的脊椎、裡根的阿茲海默症、或者是密特朗的前列腺癌————都盡其所能地隐瞞、甚至對自己的健康狀況說謊。

丘吉爾銅像

主辦單位表示，丘吉爾應該是“英國史上最偉大的躁郁症患者”，以此立像，正好是“精神病去污名化”的最佳代言；然而這尊銅像卻引發了丘吉爾家族與二戰老兵們的憤怒，保守黨籍的國會議員——丘吉爾的外孫——尼可拉斯•索梅斯（Nicholas Soames）更公開怒罵主辦單位“既愚蠢又可悲”，畢竟丘吉爾生前從未公開自己的心理問題，再善良的活動倡議，也難免因“逝者無言”落入消費患者的嫌疑。

丘吉爾罹患躁郁症的說法，是在他逝世一年後，才被自己的私人醫生莫蘭男爵（Charles Wilson）出書曝光。後人研究認為，相關的症狀早在丘吉爾少年時代就已出現，但當時的研究尚未發達，丘吉爾本人對外也極力壓抑，唯當抑郁期時，他才會在個人書信中留下紀錄：

“黑狗”又來了。

“黑狗”一詞，是丘吉爾與妻子克萊門汀（Clementine）之間的情緒代号，其由來據說是維多莉亞時期，上流社會保姆用來哄貴族調皮少爺們的用語。但對丘吉爾而言，這卻是自己“躁郁期”症狀的代稱。

莫蘭認為，丘吉爾心理狀态的轉折點，大約是在擔任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時擔任第一海軍大臣的丘吉爾，不僅與部門的将官、内閣的同僚相處緊張，在協約國于1915年遠征土耳其的達達内爾戰役出師不利後，負責出兵計劃的丘吉爾，也被國會當成替罪羔羊而受迫下台。這段失意的經曆，幾乎終結了丘吉爾的政治生涯，并讓他躁郁症狀更為明顯。

一戰末期的丘吉爾

在躁郁期中，丘吉爾會沒日沒夜的工作，盡情展現他強勢的政治個性；但在抑郁期中，他的個人卻也難以自拔，窩在自己在鄉間的查特韋爾莊園（Chartwell），一人寫作、繪畫，也成了丘吉爾對抗“黑狗”的秘密藥方。

丘吉爾的躁郁症也促成了他異于常人的工作型态。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夫人埃莉諾就曾回憶，珍珠港事變後，丘吉爾應邀訪美并在白宮與羅斯福一家度過聖誕節。但作客期間，丘吉爾卻不改自己“日夜颠倒”的作息，他通常會在9點起床，然後在床上邊辦公、邊喝白蘭地配早餐，直到11點才會悠悠地出房起身；午餐剛過，丘吉爾總會突然一聲“失陪了”，然後回房一直午睡到傍晚，直到晚餐過後才“正式工作”，但火力全開的丘吉爾入夜後卻又精力過剩，自己忙就算了，還每每無視埃莉諾的苦勸，硬拉着羅斯福總統商量戰事直到清晨三、四點。

丘吉爾在白宮作客

埃莉諾表示，在白宮，丘吉爾的喜怒無常時常令人「感到敬畏」，其亢奮時的工作激情與政治魄力，讓人懾服而不敢接近。但當時的醫學研究還不了解躁郁症，極不願對外人示弱的丘吉爾也隻透過親信的莫蘭醫生暗中問診。因此，旁人也多視丘吉爾的躁郁交錯，隻是單純的「壞脾氣」，或者與埃莉諾所形容的一樣——

丘吉爾的古怪，即是身為偉人的特質。

首相中風？誰都不準說

丘吉爾的躁期加深了他對戰時領導的投入。但随着戰事的推展、納粹德國的敗退也成為定局，丘吉爾的夫人克萊門汀反而開始憂慮“黑狗的逆襲”，并擔心這名失去戰場的戰時首相，将随着大戰一同被自己給結束。

然而極端的生活方式，加上煙酒成性，對晚年得志、65歲才當上首相的丘吉爾也是身體的累積負擔，在白宮作客期間，他就曾心髒病發；但這名戰時首相真正的考驗，卻是在大戰結束後才真正爆發。

歐戰結束後，丘吉爾的戰時内閣也受命解散，但因戰勝而志得意滿的他，卻在1945年7月國會大選中慘敗。輸掉首相大位後，丘吉爾仍活躍于國會，持續在西方世界奔走，提倡各國應連手共抗“共産鐵幕”。但長年的勞累，卻趁着空檔突襲這名老政客。

戰後的丘吉爾

1949年8月，才剛完成歐美巡回演講的丘吉爾，在法國鄉間度假意外中風。當時丘吉爾正與朋友打橋牌，中途起身時卻發現右半身麻痹。當下他并不知道這是中風，硬撐着送客後，才癱倒在床上直發冷汗。翌日，麻痹狀況更加嚴重，無力的丘吉爾甚至連握筆寫字都沒有辦法。

一場中風逼出了丘吉爾的政治危機，在8月過後的秋天，即是保守黨的全國大會，如果黨内發現丘吉爾中風的事實，青壯派勢力一定會逼迫這位75歲的老黨魁引退，自己東山再起的首相夢也将成為泡影。于是，丘吉爾下令親信幕僚封鎖消息，對外宣稱自己“泡澡時着涼得了重感冒”，甚至要求急忙趕來法國的莫蘭醫生，“在記者面前别忘了帶着高爾夫球具”以制造度假的假象。

由于右側身癱瘓，困在法國南部的丘吉爾，最擔心自己無力的簽名會洩漏健康狀态，因此複健中總無時無刻地練字，然而被政敵與媒體揭穿的恐懼，卻也讓丘吉爾日漸憂郁；幸運地是，在莫蘭醫生的協助下，丘吉爾的康複狀況比想象中來得好，盡管走路已以不比往常，但隻要聲音洪量、筆迹有力，誰會介意一個75歲的老人腳步慢呢？

第二次中風，“與死亡無異”

勉強度過第一次中風的丘吉爾，如願領導了保守黨拿下1951年的國會大選，重回首相寶座；但兩年内，丘吉爾卻遭遇了第二次中風而瀕臨死亡。

1953年6月23日，丘吉爾在唐甯街10号首相官邸，迎接來訪的意大利總理加斯貝利（Alcide De Gasperi），酒酣耳熱之際，聊得起興的丘吉爾也邀請加斯貝利到客廳續談——誰知丘吉爾才剛起身，就踉跄倒在地上。倒下的丘吉爾，在賓客面前已無法自行起身（身體麻痹、失去平衡感），同時也出現語無倫次的症狀（言語困難），不斷嘟囔着：

我需要朋友……大家對我的期望太高了，外交事務什麼的……

包括加斯貝利，都以為丘吉爾隻是喝醉；隻有丘吉爾的女婿克裡多福•索梅斯（Christopher Soames）發現狀況不對勁。

清楚丘吉爾病史的索梅斯，立即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首相倒下的事，絕不能被外人發現——他先悄悄地要求嶽母克萊門汀把賓客支開，接着才攙扶起丘吉爾，接着也由太太瑪麗（Mary Soames）與首相秘書科維爾（Jock Colville）陪在丈人身邊，應付衆人與首相的寒暄，避免失語的丘吉爾病态露餡。

當晚的宴會就在丘吉爾的“醉态”中草草結束，然而一夜過後，丘吉爾的左側身依然無力，面部也因麻痹而出現“歪嘴”的症狀。但擔心中風消息會外洩的丘吉爾卻硬是起身，當天早上，甚至還參加了官邸内的内閣會議。

會議上，說不出句子的丘吉爾，盡可能地隻用單詞的嘟哝來響應讨論，但令人意外的是，在場的内閣大臣們竟無人察覺。與會的房屋部長麥克米倫（Harold Macmillan，1957-63年間出任首相）事後回憶，那天早上的丘吉爾“面色蒼白、極為寡言”，但因為丘吉爾酗酒成性，因此大臣們都以為“老首相又宿醉了”。

應付完内閣之後，趕來看診的莫蘭醫生也證實了丘吉爾已“二次中風”，并建議首相應即刻休養。嚴重中風的丘吉爾，當下有三個選項：公開病情，辭職引退；借故休假，并遠赴加勒比海靜養一段時日；以及欺騙國會，隐瞞病情。

不願退休，但又怕遠赴海外會啟人疑窦的丘吉爾，最後決定隐瞞病情。在柯維爾的安排下，丘吉爾勉強走出了唐甯街10号的大門，并在記者的遠觀下搭上了返回查特韋爾莊園的專車。之後，再透過首相官邸宣布丘吉爾因“過度勞累”，而決定回到鄉下休假。

丘吉爾的病況，在抵達查特韋爾後急轉直下，莫蘭醫師一度發出病危通知，認為丘吉爾“可能活不過一個星期”。就算他真能活下來，也不可能趕上秋天的保守黨全國大會，而以這樣的方式告别政壇，對丘吉爾“更與死亡無異”。

不過就像當年臨危受命接任戰時首相一樣，癱在床上的丘吉爾竟再一次走過死地，盡管行動仍然困難，但丘吉爾已恢複意識，并獨自于查特維爾的房間内練習“說話”。與此同時，首相書柯維爾等幕僚也透過影響力“安撫”各大報的國會記者，因此除了左翼小報《每日鏡報》曾公開懷疑首相的健康狀況外，直到丘吉爾于7月底公開露面之前，英國的主流媒體全都對此保持沉默。

複出後的丘吉爾雖然再次找回了語鋒的犀利，但1953的中風卻也明顯耗損了他的精力。雖然丘吉爾本人仍與歲月掙紮，但也不情願地接受了自己已力不從心：

現在的我，就像一架薄暮中即降抵達落地的飛機——它的燃油即将耗盡，正試圖找處安全的降落地。

丘吉爾最終在1955年4月，以80歲之齡辭去首相職位。而直到他卸任前的一個月，丘吉爾才正式向國會坦承，自己曾在1953年中風的秘密。（張鎮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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