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底是什麼？

答案可以很簡單：人類。

但如果把觀察視角換到微生物層面，事情就開始變得有點兒“離譜”——在我們的體内，病毒、細菌、真菌、原生動物等有機體的數量有 100 萬億，比人體細胞數量多出了 10 倍。而這些微生物的遺傳物質數量的總和，是我們自己的遺傳物質的 150 倍。

換句話說，你身體90% 的組成都不是你。并且這些微生物還會對你産生意想不到的作用——目前研究顯示，某些微生物會影響人的性格，比如弓形蟲會讓你更冒進；而你的腸道群落的種類則可能決定着你的體重。

我們不禁對自己産生好奇：人類真的是自己的主人嗎？如果問更深一點：“人”到底是什麼呢？這是哲學問題。

但《我腦子裡的不速之客》這本書的作者凱瑟琳·麥考利夫說，這更是生物學話題。

“聰明”的病毒

從人類的視角看，我們是身體的主人，我們的行為是自由意志主導的。但微生物可能會說，誰開車還說不定呢。

凱瑟琳·麥考利夫在書中引述了寄生蟲學家賈妮絲·穆爾與生物人類學家克裡斯·瑞柏的研究：病毒可能控制你的社交。

如果你突然有幾天社牛了，也許并不是突然的個性轉變，而可能是感冒了。穆爾和瑞柏翻閱文獻發現，人在感染流感病毒之後的兩到三天，此時病毒的傳播性最強但人還未有明顯症狀。她們猜測，在感染初期，病毒會促使感染者尋找他人的陪伴。

于是她們設計了這樣一個實驗：找了 36 個受試者注射流感疫苗——疫苗的原理是把失活的病毒注射到人的體内，失活病毒與病毒一樣，也會在人類宿主中誘發相同的行為變化。研究人員通過追蹤受試者注射疫苗的前後社交互動，來證明病毒對人類社交行為的影響。

結果很有意思：疫苗接種後三天，也正是病毒最具有傳染性的時候，受試者的互動人數比疫苗接種前多了兩倍。“社交生活最簡單的人，忽然決定要去酒吧，參加聚會，或者邀請一群人過來，”瑞柏說，“這發生在很多受試者身上，而不僅僅是一兩個個案。”

一旦産生症狀，免疫系統開始運作時，人可能就會選擇休息不外出，這樣病毒被傳播擴散的幾率就大大降低了，因此，病毒會“聰明”地抓住感染前期的黃金時間來進行傳播。

另一個例子是狂犬病毒。在感染早期，患者性欲會急劇上升，因此狂犬病患者在确診之前可能就會在無意中傳播病毒。狂犬病毒會從根本上對大腦産生影響，導緻大腦衆多通路同時失控，突如其來的“撕咬”也是病毒通往另一個宿主的捷徑。

腸道菌群的“心機”

如果說上述實驗和研究，還沒有被這麼大規模地證明，那麼接下來這個研究就很實在了——微生物可能是我們抑郁的原因。

科學家們發現，腸道微生物會不同程度地影響你的快樂和悲傷、焦慮和平靜、精力充沛和憊懶遲鈍。

腸神經系統擁有的神經元比脊髓還多，被稱作“第二大腦”，腸神經系統通過迷走神經與大腦相連，該線路所傳輸的信息90%都是由内髒傳到大腦的，而腸道細菌在分解食物過程中産生的神經活性代謝物會直接通過這條線路向大腦發射指令。

某些腸道菌群紊亂的疾病，例如潰瘍性結腸炎和克羅恩病（注：一種發炎性腸道疾病，症狀通常包括腹痛、腹瀉、發燒和體重減輕），患者裡面有 50%—80%的患者也有臨床抑郁症。如果你有 “泛自閉症障礙” （症狀如焦慮、抑郁和社交障礙等），那麼有可能你腸道裡的微生物菌群也是異常的。

腸道微生物還和你的胖瘦有關——有時候真的不是你沒有努力——腸道菌群通過調節你體内産生的激素來刺激或抑制食欲。還有一種觀點認為，腸道細菌合成的化學物質會向大腦中控制飽腹感的區域發出信号。

這可怎麼辦？肥胖問題解決方案，可能就在大便裡……科學家曾經用可以深入直腸的檢查設備——結腸鏡，把瘦子的糞便轉移到肥胖人群的腸道裡面。這個叫作“糞便微生物移植”的技術，可以治療多種腸胃紊亂症狀，達到減肥的效果——剛剛說容易抑郁的克羅恩病人的狀況也能得到改善。

說了這麼多有趣的案例，當然不是說我們的行為被菌群100%操控。事實上影響人類行為的因素很多，這些小生物們為我們提供了另一個理解人自身的角度：盡管現在我們大部分人都住在都市中，我們的身體從來也還是一個内部力量相互博弈的自然系統，就像一個大花園。

大部分的微生物都隻是在你體内待着，什麼也沒做。即使理論上它們有機會讓你生病，但大部分時候，它們适時而動，有些能幫助我們完成某些生理任務，例如益生菌，可以幫助我們維持良好的腸道消化，同時擴大自己的種群。

微生物也在影響着人類文明

我們身體裡的“居民”影響着我們飲食和社交的選擇，還影響了我們的文化——例如影視文化中經久不衰的吸血鬼形象。

凱瑟琳·麥考利夫在書中指出，吸血鬼的原型可能是狂犬病人。1998 年，西班牙醫生胡安·高邁茲-艾倫索在《神經病學》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指出了吸血鬼和患狂犬病的動物之間那些不太明顯的相似之處，例如，吸血鬼的壽命隻有 40 天，這與被患狂犬病的動物咬傷後的受害者的平均壽命一緻。

就像患有狂犬病的人一樣，吸血鬼會被以下情況驅退：光線（因此他們有夜間活動的習慣）、強烈的氣味（根據民間傳說，大蒜的氣味可以驅散他們），還有水（有建議稱把水倒在墳墓周圍可以将吸血鬼困在地底）。

1897 年，作家布拉姆·斯托克創造了著名吸血鬼形象德拉庫拉伯爵的角色。斯托克的創作，又成了後面幾個世紀吸血鬼故事和文化的基石，直到今天。

不僅是影視文化，飲食文化也是如此。

幾乎在任何文明中，都有用香料烹饪的文化。香料本身對人類來說沒有什麼營養價值或者熱量價值，而人類之所以采用香料來進行烹饪，很有可能是為了免于寄生蟲、微生物和食物中毒采取的措施。

在人類飲食文化的發展中，用香料烹制肉類的做法也進一步延伸，發展出各式各類的腌制食品。如果沒有面對病毒和寄生蟲學會趨利避害的祖先，也許我們現在會少了很多珍馐美味。

微生物常常與疾病相生相伴，出于本能，人類也通常會産生一系列應對的措施。比如，人類天生會對具有潛在傳染風險的事物産生“惡心”的感覺，同一個族群的人類為了免受外來病毒的侵襲，也更傾向于内部交往……一定程度上，這也能夠解釋人類的偏見——為什麼對“非我族類”會産生排斥的情感。

然而，也正是因為人類善于躲避微生物帶來的疾病，人類文明間接地被“微生物”推着向前發展。

近代，每一次人類思想的轉變，幾乎都會伴随着一些傳染病的消亡，比如20 世紀 20 年代人們開始把氯加到水裡消毒；30 年代又出台了食品處理和衛生法規；到了 1945 年，水中開始添加氟，這消除了口腔傳染病；而到了 60 年代，一場文化革命興起，包括公民權利、婦女權利、性革命，這些全都在傳染病得以清除後産生。

雖然這種曆史觀富有争議，但不可否認的是，與微生物不斷抗争&謀求共生的過程裡，人類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人類世”還是“微生物世”？

作家邁克·坡倫曾經在《植物的欲望》中提出了一個新視角：如果從植物的角度看世界，它們怎樣操縱人類，以達到自己的繁衍目标？

蘋果是個絕佳的例子：它們原本隻是中亞的一種植物罷了，因為當地的哺乳類動物愛吃甜的，也會幫忙傳播種子，甜味成了蘋果離開中亞的車票。蘋果更是成了人類的文化和宗教符号——在《聖經》中成為主角，甚至成了現代流行的健康文化的象征。我們已經不能離開蘋果了，它作為一種植物，也作為一個象征，生生不息。

“從植物的角度去看世界，自然界就變得不一樣了，我們會意識到我們在自然的網絡中，而不是在自然之外。”那麼從微生物的角度來看，也是如此。

認識到我們自身就是一個巨大的微生物培養皿這件事，其哲學意味在于，人類和自然界的明确邊界也被模糊化了。

傳統的人和自然的區分，隐含了一個角度：我們容易用不屑的目光看待植物和動物，認為它們是“外面的”，更加“低級”沒有擺脫自然狀态的事物。哲學家托比·李思認為，就是“人類世”這個詞出現的背景，是一種對于人和自然區分的極化狀态的表現。

我們以為自己走出了自然來到城市，但其實，我們從未出走成功。

與微生物共存給我們帶來了一些新的啟示——如果我們用微生物的角度來看待人，那麼我們會發現自己可能活在“微生物世”：微生物就在我們當中，再多的清潔和消毒，都很難保護人類免受“外面的自然世界”的侵擾。

一直以來，我們和微生物一直都交織在一起，我們依賴它們活着，它們也是如此。我們自己本身就是一個系統，人體的系統，本身就是自然系統中的一部分。

撰文 山隹；編輯 熊Mur

配圖&封面來源：《克拉克森農場》《IT狂人》

《紅辣椒》《生命循環》《微觀小世界》《羊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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