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是一本怎樣的書呢？據《中興館閣書目》謂“繁露”冕之所垂，有聯貫之象；《春秋》比事屬辭，立名或取諸此，亦以意為說也。那麼《春秋繁露》的主要内容是什麼呢？它主要凝聚了作者董仲舒的哲學思想。而董仲舒的思想特質又是什麼呢？本文以《春秋繁露》為輔，主要分析董仲舒的思想。

作者董仲舒是漢代的經學大師，他不僅博學多識，擔任過朝廷的大官，而且“居廟堂之高則思其民”，決心用自己掌握的知識來促進國家的強盛。而且在當時，社會生産力得到了恢複與發展，人民因為戰争而終日慌亂不安的心也終于平靜。

經濟得到發展，政治上中央集權得到了加強。中央集權統治急需一種理論體系來鞏固，于是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主張應運而生。

董仲舒在當時的社會上不僅是遠近聞名、人人尊重的大學者，而且他做官理事的能力又非常出色，他曾兩任漢朝分封國的國相。因此，有這樣一位能力不俗，又具有較高社會地位的人為漢代武帝出謀劃策，皇帝當然會欣然接受。《春秋繁露》作為董仲舒的代表作，主張在以往儒家的基礎之上進一步強化集權統治，這樣的思想正是漢武帝想要的。

漢武帝有着建立千秋大業的雄偉壯志，首先就要有支持他統治的完備思想體系的支持。而經董仲舒潛心研究《公羊春秋》，以《公羊春秋》中“春秋大一統”為主旨，把儒家尊崇的周代以來的禮樂制度以及陰陽五行家的學說貫通起來，并且吸收了法家、道家和陰陽家思想精華，為《春秋繁露》打下了深厚的寫作基礎。

在中國古代，儒家學說的影響不言而喻。而最初百家争鳴局面盛行時，儒家僅僅是衆多學說裡的一個學派，并沒有突出。而儒學之所以能夠達到後世的繁盛，與董仲舒是緊密相關的。

漢代武帝早在未繼位之前，就對儒家學說産生了濃厚的興趣。再加上董仲舒對儒家學說進行了更加系統的完善，在《春秋繁露》中細緻分析了儒家學說之後，漢武帝心中早前的那株儒學的幼苗得到了滋養，發展成長，于是他迅速又投入到向天下宣揚儒家活動裡。由此看來儒家能對古代中國産生這麼顯著的作用，董仲舒無疑是背後的大功臣。

儒家思想的“禮治”主要體現為一種有區别的“異”，這種“異”體現在多種方面，包括富貴與貧賤，長輩與小輩，親人與友人等差異。新形成的儒學體系通過這種差異，形成仿照周禮而推及的儒家禮治。

對于儒家而言，社會的動蕩往往由于禮治的實行不善，要想使社會長治久安就要把完善禮治作為重要工作。這種“異”把人分為三六九等，可以稱得上是一種變相的等級制，雖然百姓不能夠自由越級，但是被固化在這種相對穩定的制度下的人民得以過上安穩的生活，統治者的專制主義統治也能有所加強。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 這選自《春秋繁露》，大意為，春秋的道理是信奉上天和效法古制。董仲舒在他的思想主張中也确實體現了這一點。他認為封建社會的統一是必然的，并且對“天”表現得尤為尊崇，認為自然界存在着神，把王權和神權結合起來。

使得王權神化，受統治的百姓更加信服，都臣服于中央集權的統治之下。因此《春秋繁露》是深受統治者歡迎的儒家思想的理論基礎，這種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的新發展方式也使新儒學體系影響甚大。

董仲舒的思想主張主要可以闡述為“三統”和三正”。由于他不僅繼承了儒家禮治思想，還吸取了陰陽五行家學派的精華，所以在《春秋繁露》中他把人文自然歸結出了一套理論。這套理論有着儒學的“骨”和陰陽五行家的“血肉”，并且做出了多種多樣的牽強比附。董仲舒主張建立“天人感應”論的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神學體系。

這種神學體系在後人看來可能是較為落後的，但卻在當時的封建社會中激起了不小的浪花，具有較強先進性。為了發揚完善神學唯心思想，董仲舒又将其細化，創造出了以神學唯心為中心的分支思想。

比如“人副天數”說，把人與天構成聯系，人身的骨節、五髒、四肢等被他比附作一年的日數、月數，或者是五行、四時之數；根據人身體内的五髒六腑和五行符、外有四肢與四時符，進而獲得了“為人者，天也”的結論。通過這一系列的分析研究，董仲舒認為上天是給予人類生命和所有事物的饋贈者，上天的力量無邊。

人們常知的是人性有善良的一面，相反也有醜惡的一面。董仲舒将人性與神學相結合，用天有陰陽來比附人性，說的是“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大意為天道兼備着陰陽兩種功用，人也同時具備了貪婪和仁愛兩種本性等等。

簡而言之，董仲舒的神學體系包括“三綱五常”、“三統三正”和“性三品”。他其中的一部作品中，就說明了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之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這便是他“陰陽”思想的體現。“是故仁義制度之數，盡取之天。

王道之三綱，可求于天”總體來看這就是封建社會“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三綱。并且他把 “仁、義、禮、智、信”五種封建道德倫理規範，和金、木、水、火、土這樣的五行相比附，闡發為“五常”的主張，這便是“五行”思想。

這樣的别具一格的神學唯心思想既不脫離儒家思想的本質又能有自己的新發展，對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産生了巨大的作用與影響。

董仲舒借《漢書》“臨淵羨魚”的典故以為武帝指明治國的方向，完備的治國思想他十分明了。憑着這份不斷選擇、繼承發展的思想特質，他有針對性地對當時社會問題給出解答。從長遠來看，他思想中的“天人感應”對皇帝的私欲有限制作用，因此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古代封建社會的長治久安，影響深遠。

參考文獻：

[1] 《春秋繁露》，董仲舒，中華書局，2012年6月

[2] 《漢書》，班固，團結出版社，201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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