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聲一通 群歌競作 彌日不絕
舞出土地的“靈魂”
□本報記者 王臻儒
從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忙碌了一年的農民走上街頭與廣場,舞起秧歌。作為辭舊迎新的标志,此時載歌載舞,意在感謝過去一年的豐收、祈求來年的風調雨順。喜慶的秧歌是農耕文化數千年的藝術積澱,也是源自土地最樸素的喜悅表達。
魯北地區的鼓子秧歌是“山東三大秧歌”之一,其中,濟陽鼓子秧歌獨樹一幟,于2008年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正月鬧元宵,跳秧歌是濟陽各地舞台上的常客,是當地群衆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濟陽鼓子秧歌的傳承曾陷入低谷,但在一代代傳承人的堅守與創新之下,今日的濟陽鼓子秧歌呈現了熱鬧非凡的新氣象。
田野裡的舞蹈
姚永琴回憶兒時的春節,記憶猶新的是舞台之外的一幕:“春節排練結束後,父親和幾個秧歌隊員在鄉間的土路上邊走邊唱邊跳,道路崎岖,卻不妨礙跳秧歌的快樂傳遍田野。”姚永琴是濟陽鼓子秧歌區級傳承人,她的父親姚大新2008年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傳承人。二人既是父女,也是二十餘年的師徒。扭秧歌是這個家裡最開心的事,無論何時,聽到鼓點響起,父女倆就會興奮起舞。跳鼓子秧歌,已經成為父女倆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
姚大新一家的熱愛是濟陽鼓子秧歌發展的一個縮影。在濟陽當地,鼓子秧歌是不少村莊娛樂生活濃墨重彩的一筆。濟陽地區流行正月裡“扮鬧玩”,鼓子秧歌是其中一項重要的娛樂活動。正月伊始,各村秧歌隊便忙于各自排練,串村表演花樣翻新的秧歌。在大街小巷中穿梭起舞,名為“街筒子”,走到寬闊的場地,喜慶的鑼鼓敲響,舞者開始“跑場子”,熱鬧的氣氛就起來了。
鼓子秧歌主要流傳于商河、惠民一帶,2008年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與膠州秧歌和海陽秧歌并稱“山東三大秧歌”。濟陽位于商河與惠民交界地帶,吸取兩地精華,保留了傳統鼓子秧歌角色和道具的同時,發展出濟陽一支剛柔并濟的舞蹈風格,在演變中又發展出“快闆”“慢闆”“小傘”等不同流派,成為魯北地區鼓子秧歌中獨樹一幟的一脈。
魯北地區的鼓子秧歌靈感源自當地流傳千年的農耕文化。黃河、徒駭河流經此地,沖積平原帶來了肥沃的土壤和充足水源,加之氣候四季分明,光照充足,為農業生産提供了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濟陽當地流傳的傳說中,商周時期生活在此地的先民在耕獵之餘,拿起手邊的勞作工具手舞足蹈,以此祈福順遂或慶賀豐收。
源于農事的樂舞藝術随着農業社會的發展生生不息。《周禮》記載“凡國祈年于田祖,龠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周朝的秧歌已經發展出祭天敬祖的意味。範成大在《上元紀吳中節物俳諧體三十二韻》中描寫了元宵節的“村田樂”:“村田蓑笠野,街市管弦清。”專業舞者身披蓑笠,化裝成農人奏樂起舞,這一形式作為城市文化對農耕生活的想象,加入了一層慶祝年節的含義。“秧歌”一詞正式出現在清代,李調元《南越筆記》中寫道:“農者每春時,婦子以數十計,往田插秧,一老撾大鼓,鼓聲一通,群歌競作,彌日不絕,是曰秧歌。”此定義正與濟陽民間流傳的鼓子秧歌起源傳說相似。
鼓子秧歌代代相傳,曆久彌新,逐步形成了鑼鼓相伴、角色各異、套路多變的民間廣場舞蹈模式。“人人能跳”是鼓子秧歌在新時期得以蓬勃發展的關鍵。但想要跳好鼓子秧歌,領悟田野“神韻”是關鍵。姚永琴介紹:“鼓子秧歌動作大同小異,若想出類拔萃,重要的是舞出土地的‘靈魂’,讓觀衆直觀感受到塵土的厚重感。”
老本領遇見新環境
2008年,姚大新入選濟陽鼓子秧歌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傳承人,重擔在身,他逐漸認識到傳承的不易。姚大新坦言:“經濟發展了,娛樂活動豐富起來,鼓子秧歌作為一種‘體力活’,已經得不到年輕人的青睐。”2014年,姚大新帶着鼓子秧歌走進校園,在課餘時間為中小學生提供鼓子秧歌的教學。難題接踵而至,老本領與新環境融合碰撞,創新與進步成為傳承路上必須擁抱的新主題。
一方面是招式的改良。鼓子秧歌是團體的藝術,演員穿過街頭巷尾後聚集到廣場上,開始正式表演,名為“跑場”,講究的是跑出一個“場圖”,農耕文化中具象的“雙蝴蝶”“單葫蘆”,抑或神話傳說中的抽象符号“龍擺尾”“魚躍龍門”,都是“跑場”常用的圖案。跑到轉折點時,演員轉一個小圈後向另一方向跑場,此為“菠花”。複雜的“菠花”可以通過不同角度的旋轉,勾畫出一幅完整的圖案。放眼望去,場景壯觀,靈動和諧,“場圖”和“菠花”也是濟陽當地不少村莊能夠年年輸出新花樣的“殺手锏”。
然而,對于中小學校園裡的孩子們而言,生活閱曆的不足讓他們難以在短時間内理解“場圖”背後積澱千年的秧歌文化,學“場圖”隻能加深他們記憶的難度。為此,姚大新将跑“場圖”改成了方陣隊形,同時簡化了部分動作,降低了記“場圖”給記憶力帶來的挑戰,也讓孩子們從鼓子秧歌中獲取強身健體的快樂。“記不住”是鼓子秧歌推廣過程中面對的一大問題。改編過程中,姚大新力圖讓鼓子秧歌向鍛煉身體的方向發展,結合不同年齡段的身體素質和理解能力,設計不同動作。“鼓子秧歌兼顧音、體、美,老少鹹宜,是大家喜聞樂見的鍛煉方式,改良之後,比廣場舞更受歡迎。”姚大新表示。
另一方面是教學習慣的更新。姚永琴表示,父女倆見面時,躲不過的一項活動就是“辯論”。教學理念不同帶來了思維碰撞。以前教鼓子秧歌,通過“海底撈月”“别井筒”等名稱将每一個動作具象化,土方法教學能通過生動的方式讓學生理解,但效率不高。從小耳濡目染,姚永琴最後選擇走上了舞蹈之路,十多年的專業舞蹈學習幫助她形成了系統的秧歌教學方法,依據現代系統的教學體系,她将舞蹈動作分解成數個八拍,關注強弱拍的變化,讓動作編排有規律可循,更幹淨利落。
比尋常師徒多一層的父女關系讓他們在溝通時更能敞開心扉,把問題琢磨透徹。即使剛因教學理念不同而吵鬧幾句,回過頭來依然可以相互交流,相互切磋。現在,姚大新開始參考女兒的教學成果,将鼓子秧歌的動作與音樂聯系起來,分解成節拍。姚永琴同樣從父親的教學中收獲給養,在教學方法上回歸傳統,“孩子們學會了動作,我就引導她們想象豐收後的麥田是怎樣的景象。家長也可以帶孩子去鄉間田野上走一走,讓孩子們對土地的厚重形成自己的認知。”演好“推傘”的動作,就要想象麥子鋪在地上、被推開時的動作;演出“蹬地”的神韻,就要想象自己在麥田裡用腳“刨地”。鼓子秧歌從田野中來,最後也要回歸田野。
讓鼓子秧歌走到更多人面前
鼓子秧歌好學,更好看。1993年,姚大新和隊友在歐洲三國表演鼓子秧歌,得到了熱烈好評。在德國,熱情的觀衆在演出結束後圍住姚大新,久久不願散去。作為一張中國的名片,鼓子秧歌展現了濟陽樂觀敦厚的風土人情,也揭示了中國文化中崇尚和諧、天人合一的底蘊。文化學者石曉蕾研究稱,儒家文化最基本的“和諧意識”與鼓子秧歌時刻維系在一起,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人的和諧關系,在鼓子秧歌敬天重地的文化理念和村村互鑒的演出形式中都有所體現。鼓子秧歌作為一種熱情奔放的藝術形式吸引着世界各地的觀衆,在新時代被賦予更多意義。
在姚大新的堅持下,學秧歌的隊伍一年年壯大。近幾年,随着第一批學生長大成人,姚大新摸索出了一套獨特的傳承體系,“隻要學成出師了,你就是自己村的傳承人,這一個村的秧歌教學與普及,擔子都在你身上了。”長大後,姚永琴跟着父親一起跑活動,也逐漸理解了熱鬧背後,父親數十年如一日的付出。“孩子和家長隻要同意學秧歌,父親就能做到無償車接車送,風雨無阻。”
工作後的姚永琴也開始獨挑大梁。作為山東省青少年宮的一名舞蹈老師,她将鼓子秧歌的神韻與動作融入舞蹈教學。為了讓演出更好看,她對傳承千百年的舞蹈服飾和道具進行了改良。針對少兒的身體素質,她減輕道具重量,讓幼兒園和小學的孩子們發揮更到位。在改良舞台效果方面,姚永琴分享:“舞台燈光和環境都與傳統的露天演出有區别,我把傘布從黑色換成了更鮮亮的顔色,在傘沿上增加了亮穗點綴,讓道具在舞台上更好看。”
新觀念的風也吹到了鼓子秧歌的發展道路上來。姚永琴在教學中打造出了鼓子秧歌的“全女班”,近年來多次參與文藝演出,赢得諸多好評。傳統的鼓子秧歌共有“傘”“鼓”“棒”“花”“醜”五大角色,隻“花”由女性參演,以此為充滿陽剛氣的秧歌增添一抹柔美之色。姚永琴小時候,參演鼓子秧歌的演員還是男性居多;但青少年宮的女孩們表現“傘”“鼓”“棒”“醜”等男性角色時,可以展現和男舞者不相上下的形與神,“就像和父親從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一樣”。讓社會了解鼓子秧歌的好,就要讓鼓子秧歌走到更多人面前,姚永琴坦言:“一定要做,隻有讓更多人看到、知道,鼓子秧歌才不會被遺忘。”
作為一種娛樂活動,鼓子秧歌有自己的價值——為更多人帶去快樂,讓大家為秧歌代表的文化感到自豪,價值就有了體現。“有一次看到一位學生家長拍的視頻,幾個孩子在家門口自然而然地跳起了鼓子秧歌,沒有音樂,沒有鼓點,就是自然而然的情感流露。”姚永琴分享的這一幕似曾相識。在自己家中,姚永琴和父親也常邊唱邊跳,母親負責在一旁拍攝視頻。類似的情景在越來越多的家庭中上演,鼓子秧歌正在成為更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在新時代煥發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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