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撰稿丨張明揚

前一段，看完了馬伯庸一篇極可讀的曆史小說：《長安的荔枝》。

唐玄宗天寶十四載（755），上林署九品小吏李善德被迫接受了一個“荔枝使”的差事：要在楊貴妃六月初一生日那天，将新鮮荔枝從嶺南運抵長安。

李善德遠沒有《長安十二時辰》中的張小敬那樣特立獨行英明神武，他隻是一個被意外抛入命運争持的平凡生命，在置之死地而後生中，用了十一天将鮮荔枝帶到長安，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故事發生幾個月後，安史之亂爆發，盛世塌陷；晚唐時，杜牧途經骊山華清宮時不勝唏噓，寫下《過華清宮絕句三首》。

▲站在荔枝樹下的杜牧（攝/紅豆）

其一為：“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

作為貴妃與荔枝最有名的曆史意象，杜牧此詩自然有渲染演繹的成分，無非是借荔枝千裡馳貢諷喻貴妃生活奢靡，未脫紅顔禍國之老調。

但楊貴妃吃荔枝一事在正史中确有記載，據《新唐書·楊貴妃傳》，“妃嗜荔支，必欲生緻之，乃置驿傳送，走數千裡，味未變已至京師。”這段記載固然活色生香，但卻未言及荔枝來自何方。

▲《妖貓傳》中的楊貴妃（圖/視頻截圖）

關于貴妃所食荔枝自何處來，曆來是史學界一個經典争議，從唐至宋再到今天，聚訟紛纭，莫衷一是。

在唐代，荔枝主要有三個産地：嶺南、巴蜀和福建。

盡管宋人蔡襄在《荔枝譜》一書中認為福建所産荔枝天下第一,但貴妃所食荔枝的主要争議還是集中在“嶺南說”和“巴蜀說”。而根據嚴耕望先生的研究，唐人多言荔枝來自嶺南，而宋人則多雲荔枝來自蜀地。

不僅是宋代，即使在今日，“巴蜀說”似乎也更占上風，采信者衆多。“巴蜀說”雖然直接的曆史記載不足，但優勢似乎是“科學論據”。“巴蜀說”的立論基礎來自白居易《荔枝圖序》中那句名言，所謂“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

從地理距離上看，巴蜀至長安（兩千餘裡）要明顯近于嶺南至長安（五千餘裡）。這也正如曆史地理學者鄒怡在《荔枝之路：一騎紅塵妃子笑，荔枝如何到長安》一文所下的論斷“依照驿馬的速度，嶺南的新鮮荔枝在四五日内送抵長安，斷無可能。”

持“巴蜀說”的論者甚至還考證（推測）出了巴蜀至長安的“荔枝古道”：涪陵—墊江—梁平—達州—通川—宣漢—魏家—通江—長石—鎮巴—西鄉—甯陝—長安，全程約2000裡。

其穿越秦嶺的關鍵一段即在曆史上大名鼎鼎的“子午道”，沒錯，就是諸葛亮首次北伐時，魏延勸谏未果的“子午谷奇謀”，後人還曾歎息說：“向令魏延之策見用,長安或為亮有。”

“巴蜀說”還有一個相對次要的“證據”，即楊貴妃自小生長于蜀地，在長安吃蜀地荔枝可聊解思鄉之情。

在地理距離和運輸時間上，“嶺南說”雖處于守勢，但卻不認為路途遠可以構成一票否決。

據《舊唐書·地理志》載:廣州“在京師東南五千四百四十七裡”，杜文玉先生在《楊貴妃、高力士與荔枝的情結》一文中指出：“唐朝在全國建立了健全的館驿系統, 每隔數十裡置有一驿, 用快馬傳送, 晝夜不息, 一日可行五百裡。也就是說, 從嶺南到長安, 有十一天的時間即可到達。”

在《長安的荔枝》中，李善德将荔枝從嶺南運抵長安也用了十一天，很可能就采信了上述計算方法。

這裡還有一個“蜀道難”的問題。于庚哲先生在《再談荔枝道：楊貴妃所吃荔枝來自何方》一文中寫道：

“路途遠近是問題，行路難易也是問題，而且是大問題。蜀道短，蜀道難，蜀道照樣難以在三四天内到達長安，這是必須考量的一個問題。”

“筆者高度懷疑這樣的一條長1800華裡的路線能否供郵者縱馬奔騰，能否在三四天内将荔枝送至長安。李白雲‘蜀道難難于上青天’絕非虛言”。

荔枝的保鮮時長也未必如白居易說的那麼短促。

于庚哲認為：

“唐人可能有保鮮技術，但是我們并不掌握其細節。即便如此也不能斷言唐代毫無措施。從宋代以後經驗來看，如果不考慮成本，那麼荔枝長時間保鮮是可以做到的。”

杜文玉則略顯誇張的表示：

“現經研究證實, 溫度保持在1℃到5℃, 鮮荔枝可貯藏30天左右。如果在裝荔枝的器具填入冰塊, 則完全可以達到這種溫度的要求, 所以保鮮問題并非不能解決。”

至于具體的保鮮技術，倒是可以看看《長安的荔枝》，書中基本窮舉了曆史上有可行性的荔枝保鮮技術：什麼分枝植甕之法、鹽洗隔水之法、冰塊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