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高高在上的管理者，為人和藹可親，人們都願意親近他；又很有能力，能辦成大事，政績突出，大家交口稱贊他。在人們看來，這樣的管理者就是最好的，老子卻說這樣的管理者隻能算是達到了管理的第二境界，不算是最優秀的。

老子把管理分成4 種境界：“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管理的境界不同，管理的效果也不同。

老子認為，管理的最高境界是：“太上，不知有之。”

“太上”，是最高、最好的意思。管理的最高境界是被管理的人甚至感覺不到到他的存在。

為什麼感覺不到管理者的存在呢？老子在這段話的後邊說明的原因：“悠兮其貴言。功成身退，百姓皆謂：‘我自然。’”

最高明的管理者慎言謹行，不是把自己看作是民衆的救世主，動不動就發号施令，而是順應規律，不幹涉民衆的生活，盡量減少自己對民衆施加強有力的影響，事情辦好了，悄悄退到幕後。為民服務成為常态，因而民衆感覺不到他的存在。民衆都說本來就應該如此，也習以為常。

堯管理天下的時候，讓百姓非常有序地生産、生活，不會經常幹擾百姓，百姓隻知道有堯這個人。有人看到一個老人在玩擲石子的遊戲，玩得很開心，就問他為什麼這麼開心呢？老人說：“糧食種得好，吃得上飯，空閑時間還可以玩玩遊戲，為什麼不開心呢？”這人就說：“你之所以能這麼快樂，是因為堯帝管理有方，應該感謝堯帝是聖君。”老人一聽就不高興了，說：“我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飯吃，有玩的，這跟堯帝有什麼關系？”

這個故事告訴人們，好的管理者應該為民盡心盡力做事，這也是管理者應盡的責任，是自然而然的事。管理者既不能無端發号施令，讓民衆俯首聽命；也不能因為對民衆有功而居功自傲，要求民衆記住他，感恩戴德。

老子在《道德經》第2 章就說，“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管理者遵循社會規律，順應民意，不強加于人，不折騰，不蠻幹，按照事物的發展規律行事，以正确的行為來引導民衆，讓他們各就其位，各行其事，各得其所，各得其安，管理者在不在都一樣。

現實生活中，有些管理者喜歡宏大場面，動不動來個驚世駭俗的“壯舉”，要讓人們感到非常之人必做非常之事的震撼，因而盲目鋪攤子，上項目，造一些讓人看得見的“顯象”工程。從表面上看，好像是為民辦實事，其實是做表面文章，為自己樹立虛假的“高大形象”。

這種張揚的做法，顯示出了很強的功利性，目的就是讓們為他歌功頌德，記住他的恩情。

老子認為管理的第二境界是“親之譽之”，民衆親近他，贊譽他。

這種管理者勤政愛民，事必躬親，能給民衆帶來恩惠，但又不高高在上，民衆對管理者心懷敬意，對他親愛有加，對于他的政績交口稱贊。

這種管理方法，就是儒家所提倡的以德治國，管理者以自己的德行感化民衆，教化民衆，民衆能感受到管理者的所作所為，從而感念他的恩德。

春秋時期，齊國國相晏嬰出行，正趕上發大水，把一條河上的小橋沖垮了，影響了兩岸百姓的出行，晏嬰就把自己的馬車搭在河上，百姓都贊揚晏嬰太愛民了。

齊國有一高人就批評晏嬰，說他工作失職。作為齊國的國相，應該提高做好防範，就不會出現洪水能沖斷小橋的事情，也就不用事後補救，有沽名釣譽之嫌。

以德治國，管理者雖然做得很好，老子認為，這不是管理的最高境界，因為管理者所做所為就是想讓民衆感激他。

這是老子與孔子的不同之處，二者都提倡“無為而治”，孔子認為“以德治國”就能達到“無為而治”；而老子認為，單純靠管理者的德行來影響民衆，達到國家大治還不夠，如果管理者不在了，就會出現人亡政息的局面。隻有按規律治理國家，管理者在與不在一個樣，所以，他認為民衆不知道管理者的存在才是管理的最高境界。

老子認為，管理的第三境界是“畏之”，管理者的管理方式讓人們畏懼他。

讓人們感到畏懼的管理方式有兩種：

一種單純地用法律制度去管理，按制度辦事。就是孔子所說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用政令來引導民衆，用刑法來治理民衆，結果是“民免且無恥”，民衆為了免于處罰而不犯罪，卻不知道犯罪是可恥的行為。為了逃避了法律的懲罰，就千方百計鑽法律的空子。

用法律治理，可以使國家秩序運行井然。泰國采用商鞅變法，施行法治，很快就興起強大，統一了六國。

秦朝是中國古代法律最為嚴酷的時代之一，稍微犯罪，懲罰無比嚴酷，滿大街都是被砍斷手腳的人，百姓的怨氣積累日深，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就是因為害怕受到嚴厲的刑罰，秦朝僅僅二代就滅亡了。

另一種是實行嚴厲管理，制定出苛刻的管理制度，形成強有力的控制力和威懾力，一味地高壓，讓人從心裡畏懼管理者。

周厲王姬胡是周朝的第十代天子，當政時增加賦稅，民衆多有怨言，大臣也議論紛紛。周厲王就下令，禁止國人批評朝政，派出了大量人員到各地進行監視，一旦發現有口出怨言者，立即殺掉。民衆十分害怕，在路上遇見都不敢說話，隻能用眼睛相互示意。“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公元前841年，發生了“國人暴動”，厲王被迫逃出鎬京，最後死在邊鄙之地。

管理采用單純的高壓政策，雖然短期達到一定的效果，但是，隻講理，不講情，長期下去就會出問題。

孔子就提出“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用道德來引導民衆，用禮義來約束民衆的社會行為，這樣民衆就知道什麼是壞的、什麼行為是可恥的，自覺糾正自己的行為方式，因而他反對單純靠“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來治理國家。

最糟糕的管理就是“侮之”，就是民衆輕侮管理者。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呢？老子說：“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管理者不講信用，民衆就不相信他。

孔子認為，管理國家要做到“足兵、足食、民信之”3條，而這3條中“民信之”最重要，“民無信不立”，一個國家，民衆不相信管理者，領導基礎就動搖了，這個國家就難以長久了。

如果管理者專橫跋扈，不把老百姓放在眼裡，胡作非為，沒有好的作為，民衆就會在背後咒罵他，譏諷他，侮辱其人格，惱怒至極，就會揭竿而起推翻他。

夏朝的最後一個君主夏桀，在他統治時期，民衆指着太陽說：“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這個太陽什麼時候才能滅亡啊，我甯願和你一同死掉。民衆用太陽比作夏桀，甯願與他同歸于盡，這是何等深刻的仇恨啊！而夏桀最後成了亡國之君，結束了一個朝代。

老子把管理分為4種境界，從高往低排列，最高的管理境界用大道治國，人們不知道管理者的存在；大道缺失了，用德治國，人們感受到管理者給予的恩惠而贊美他；道德缺失了，用法制治國，因為嚴厲管理，讓人畏懼；法制也缺失了，管理者胡作非為，民衆不但不尊重他，還會蔑視他。

管理的境界不同，管理的效果也不同，老子通過管理境界的對比，告訴管理者，最好的管理者是遵循社會運行規律進行管理，對民衆因勢利導，不強加幹預，為民做事不是為了刷存在感讓民衆感恩于自己，應該是民衆得到了實惠而感受不到他的存在。

（圖片來自網絡，如有侵權立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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