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張仲景及其著作
嶽美中
張仲景
張機,字仲景,後漢南陽郡涅陽人(今河南鄧州稂東),生于東漢桓帝和平元年,卒于漢獻帝建安16-24年間。曆經桓、靈、少、獻四帝,曾舉孝廉,官居長沙太守。他好學多才,能博通群書,學醫于同郡張伯祖,盡得其傳。據史書記載,幼年時往見何顒,顒說他“用思精而韻不高,後将為名醫”,卒如其言。他一生緻力于醫學,著有《傷寒雜病論》一十六卷,即今之《傷寒論》和 《金匮要略》兩書,為方書之祖。可以說,中醫學到了仲景,才算完備,陳修園稱之為“六經辨,聖道彰”,“垂方法,立津梁”,的确是我國醫學史上最有影響的偉大醫家,故後世尊之為醫聖。
仲景的書,最大的優點是列條文而不談病理,出方劑而不言藥理,讓人自己去體會,其精義也往往在于無字之中。千百年來一直對臨證醫療起着巨大的作用。
傷寒論
《傷寒論》是怎樣的一部書?有的人認為隻是講狹義的傷寒,傷寒法不能治溫病。有的人認為隻是論急性外感熱病的專著。《傷寒論》自序謂“餘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元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後漢書·五行志》載:“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昔年疾疫,親故多罹其災。”魏陳思王《論疫氣》雲:“家家有僵屍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門而殪,或舉族而喪者。”凡此,從仲景自序與史實看來,則五行志所謂大疫,魏文帝所謂疾疫,陳思王所謂疫氣,皆仲景所謂之傷寒,可見謂《傷寒論》專論傷寒,不論溫疫,亦失古人著書之意。
《傷寒論》是不是僅為治療急性外感熱性病而設?也不盡然。傷寒示人先辨病再辨證、脈,然後論施治的大法,若真正學到手,可以通治慢性雜病。語雲“善治傷寒雜病易”,就是這個道理。一部《傷寒論》旨在時間和空間,辨明空間上客觀存在的“證”,又認識在變化發展時間上的“候”,辨得了證候,治病則左右逢源,無往不利,又何止傷寒一病。
《傷寒論》的主要特點在于從空間和時間立論。仲景在空間上把病分成三陰三陽,用陰陽揭示表裡寒熱,使人執簡馭繁,這就是六經辨證。《傷寒論》的六經是照人身說的,太陽主外,陽明主裡,少陽主半表半裡。三陽都主外,三陰都主内。少陰與太陽相表裡,太陽主外,少陰主裡。太陰與陽明相表裡,陽明主裡是裡中之表,太陰主裡是裡中之裡。厥陰與少陽相表裡,少陽為表,厥陰為裡,少陽是全身半表半裡,厥陰則是半裡半表。大自然由橫的空間與縱的時間交織而成,隻掌握空間而忽視時間,就會看不到時間的變化。時間上的三陽傳變,由太陽而陽明而少陽;三陰經的轉化,太陽轉少陰,陽明轉太陰,少陽轉厥陰,路線分明。掌握了整體的病程,則病的發展變化就了然于胸中。同時空間随着時間的變化,也有例外,因而仲景也指出了傳與不傳,以及并病、合病的如何認識,然後在辨病基礎上再縮小範圍去辨證。證如何辨法?辨明患者當前的飲食、睡眠、脈象、舌苔,推究生理、病理現象,以求它是屬表、屬裡、是熱、是寒、是虛、是實,加以分析,既注意到空間的客觀存在,又抓住它時間的現實存在,就可以應付疾患的發展變化。例如同是太陽病,既有太少合現、三陽并病、太陽陽明病的不同,又有麻黃證、桂枝證的分别等等。
《傷寒論》在治療上首重“扶正祛邪”。凡病不外虛實,在體實邪實的情況下,因勢利導,祛邪外出。如太陽病傷寒,不汗出,必惡寒,脈緊,體痛,嘔逆,用麻黃湯辛溫解表,則一劑而解,餘邪無稽,是祛邪勿使傷正。設若是汗出,惡風,脈緩之太陽中風證,體質素不壯實而招緻外邪,則用桂枝湯。取桂枝通陽解肌,輔以芍藥斂陰,佐以炙甘草補正,生姜、大棗調和營衛,攝持中氣,這種通補兼施,既祛除外邪又顧護正氣,立法何等周到,方藥何等細密。
仲景方法,三陽病治病留人,稍有抗力不足,則在治病基礎上必加顧護正氣之品,如白虎加人參湯等。三陰病留人治病,扶正即所以祛邪,如用四逆湯輩。這種不傷正、護正、扶正的施治方法,是《傷寒論》在辨證分析問題下,施治的重要原則。
其次,《傷寒論》在治療上是在表則汗之,在上則吐之,在裡則下之,不表不裡則和之,汗吐下和是其大法。
總而言之,《傷寒論》治法無非損有餘,補不足,旨在保持人的正氣。仲景的書,在方藥組織上也法度謹嚴,十分精當。以治水為例,藥都用白術加茯苓,方多從苓桂術甘湯化裁,而水逆則有五苓散,奔豚則有桂枝加桂湯。服法上或用薏苡仁煎水送服,或用長流水煎藥,稍一變化,治即不同,此等手眼,足見仲景方藥之妙。
所以我主張對《傷寒論》要精讀熟記,至少要背誦有證有方的條文,對于其方藥、分量、煎法也要下一番功夫。
《傷寒》與《金匮》相比較,《金匮》價值不如《傷寒》,《金匮》零散不好研究,也是難學的原因,所以曆來注《傷寒》者多,注《金匮》者少。《金匮要略》的最大特點是按病用藥,專病專方專藥。例如茵陳是黃疸的專藥,瀉表水黃芪是主藥,治瘧母用鼈甲煎丸,治腸癰用大黃牡丹皮湯等等。
《金匮》的方子,不少源于《傷寒》。如治水的苓桂術甘湯及其變方,即從《傷寒》桂枝湯加治水之藥而來。
《傷寒》與《金匮》,一治外感,一治雜病。按證候用藥是《傷寒》,按病用藥是《金匮》,還是按證候用藥的好,更具普遍性。
仲景治病,先辨病、辨脈、辨證,然後才處方,不按照這個方法去用藥開方是錯誤的。
我們學習仲景的著作,就得從這些地方去尋找規律。仲景的書,外感雜病,分論各論,示人在辨證中注意辨病,把專方專藥與辨證論治緊密結合起來,既揭示了辨證論治的原理原則,又指出了辨證論治的具體方法,對臨床實踐具有高度的指導意義。昔人論仲景詩雲:“華佗化鶴燼遺編,仲景傳書日月懸,祧子萬家宗一脈,紛紛井底嶽各言天”,于衆多醫家,獨尊仲景,确不為過。一千七百年來,張仲景的光輝形象,曆久而不滅,至今俚歌雲:“藥過十二三,大夫必不粘,沒讀聖人書,何敢把脈參。”足證人們對他的崇敬和信賴,他所留下的著作,永遠是中醫學最為珍貴的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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