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官人法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對官員的選拔、任用制度，深刻地影響了整個魏晉南北朝史，在我國古代曆史中有重要的地位。

《宋書·恩倖傳》：“漢末喪亂，魏武登基，軍中倉促，權立九品”。

早在漢末，九品官人法就已經開始有了雛形，而到了延康元年（公元220），曹丕即魏王位，吏部尚書陳群将其制度化，制定九品官人法，并且在當年正式頒布，推行全國。因此九品官人法是由曹操草創，陳群成制。

舊的制度不能滿足于現時期的需要，因此才會有新制度的産生，在九品官人法施行以前，漢代主要的選官制度是察舉制，可是漢末時，察舉制已經難以施行，“選士而論族姓閥閱”，選舉不實的情況及其嚴重，所謂“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雞。”就是對察舉制的諷刺，

新型選官制度一時不能完全産生，曹操初期沿用漢朝的察舉、辟召、計吏等制度，并且為了減少選舉不實情況的發生，他選用可信的人進行把關。

《三國志 毛玠傳》：“太祖為司空、丞相，玠嘗為東曹掾，與崔琰并典選舉。”

并且曹操成為司空後，司空府的辟召也對人才具有吸引力，或者上表征召。而且曹操内部人士的舉薦也成為了曹操早期人才的重要來源，比如荀彧，荀彧是當時颍川荀氏的代表人物，荀彧在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追随曹操後，便開始為曹操不斷的輸送人才，如戲志才、郭嘉、荀攸、鐘繇、司馬懿、陳群、杜畿等。這些人，除了戲志才、郭嘉早夭，剩下的幾乎都是當時曹操的中堅力量。不僅如此，曹操主張唯才是舉，提倡“冶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多次下達求賢令，以招賢攬才。

而曹丕即魏王位後，九品官人法就正式施行，一是為了正式替代察舉制，也為了在漢魏革命之際曹魏初期政權以及東漢官員能夠順利過渡代漢。

不過有個問題來了，九品官人法究竟是叫九品官人法還是九品中正制？

目前，主流認為九品中正的來源是蘇轼，蘇轼在《遊士失職之禍》一文中提到：“漢以後出于郡縣吏，魏晉以來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舉”，他隻是對曆來的制度做個模糊的總結，并非嚴格的定義。即便是九品中正制，也隻是整個九品官人法中間的一環，而非整個完整制度。至于為何這種說法到從此之後廣為流傳，實在是因為蘇轼的名氣太大。

那麼九品官人法是如何運作的呢？九品官人法的運作在三國時期實際上沒有什麼極其詳細的史料，而且晉沿魏制，并且盛行于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因此我們讨論九品官人法時，多是就魏晉南北朝時期整體來講。在九品官人法的機制中，吏部尚書、司徒或者司徒左長史、大小中正都分别掌管着九品官人法的某個環節。

首先，司徒鑒人，為各州、郡設置中正。司徒左長史在司徒缺位的情況下，代為掌管。中正官在九品官人法中發揮十分重要的作用。州、郡的大、小中正負責“個人獲品”這一環節，獲品的渠道也是多樣的，比如品評、考試、賜官等，品評是根據德、才 、家世對人才考察品評，定為九等。九品官人法實施初期，德才為主，并且德為首位，而且随着發展，德才的重要性被弱化，家世反而放在首位。造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面。

而且司徒是人才品評的最終審核人，司徒有審核和決定州、郡所報人才等級的權利。比如《晉書 霍原傳》：“劉沈為國大中正，元康中，進原為二品，司徒不過。”并且司有着在人才品鑒過程中對中正的做法進行監督、彈劾的職責，中正不稱職，司徒還要承擔用人失誤的責任。

九品官人法是對官吏的選拔、任用制度，中正品評，司徒府确認後，才能給吏部備用。品的高低與官職的高低成正比，而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官品和資品的性質和内涵是一緻的。官品是官職需要何品的人進行擔任，這個品是官品，而資品是入仕擔任這個官職需要的品，本質上一樣的，隻是所處角度不同，稱呼不同罷了。舉個例子，一瓶可樂三元錢，從我的角度來看，我有三元錢，那我能買這瓶可樂，我就具備資品。從商家角度看，他給這瓶可樂設置的價格是三元，那麼三元就是這個可樂的官品。品在身，為資品，品在官，為官品，魏晉南北朝時期，資品和官品是統一的。

九品官人法上承察舉制，下繼科舉制，在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盛行。後逐漸發展，造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這與創立之初的意願是相違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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