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英]傑弗裡·丘比特

摘編｜羅東

《曆史與記憶》，[英]傑弗裡·丘比特 著，王晨鳳 譯，譯林出版社，2021年2月。

“記住”，是“回想”的前提

從一個回憶的個體的角度來看，回憶或許既是一項心理活動（所做），也是一種心理感受（所感）。當然，任何有意識的心理活動都有其體驗維度，但就回憶來說，這并不隻是老生常談，因為這個詞被用來囊括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心理體驗，而其中一種令人感覺比另一種要更為“積極活躍”。

阿拉伯人描繪的亞裡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上課圖。

亞裡士多德對記住（memoria）和回想（anamnesis）做出了著名的區分。前者指的是帶有明顯的保留和儲存形式的那類回憶：在頭腦中留存此前形成的印象。後者指的是被體驗為有意的找回或恢複行為的那類回憶：努力讓那些潛藏的或似乎被忘卻的事物在腦海中重新浮現出來。亞裡士多德認為，回想以記住為先決條件，因為對于在腦海中沒有保留下一絲痕迹的事物，無論付出多少努力都無法讓其重歸意識。對兩種相互聯系卻又在現象上不同的回憶模式做出區分——其中一種在表面上是連續的，并具有消極的保持力；另一種是間歇式的，并積極緻力于找回—成了自亞裡士多德以後對記憶進行理論化所共有的一個特征。

例如聖奧古斯丁就發展了記憶的比喻，将其比作一間倉庫，其中對過去經曆的感官和智識印象被儲存下來，以供未來所用。他接着幽默地描述了這一關于回想的奇思：

當我走進這間倉庫，我要求他們将我想要的東西呈上前來。有些東西立刻就出現了，但有些東西需要更長時間的尋找，而後才能從隐蔽處被拖出來。還有一些東西則匆忙地擠過來，當我在尋找和詢問其他東西的時候，它們跳入視野，就仿佛在說：“會不會可能是我們呀？”我将這些東西用我的心靈之手從記憶中抹去，直到最後我想要的東西從它秘密的小隔間中顯現出來。

與潛在地儲存心理印象的記憶，以及有意地将特定印象帶到意識中來的回憶行為一道，聖奧古斯丁還向我們展示了這種不請自來的記憶。對于他來說，這些是有意的回憶行為的副産品。

不過，其他一些著述者已關注過這類記憶更無意的顯現—它們會不知不覺地抓住我們，或在某種偶然的外部刺激下産生反應（普魯斯特的瑪德琳蛋糕是最著名的文學案例）。亞裡士多德的“記住”可以被視為潛藏之記憶的持久基礎，這些記憶可以通過有意地努力回憶來激活；而今天我們時常想到的記憶似乎更像是一種流動的介質，它在不同的時間讓不同的事件凸顯出來，其方式不僅是靠我們自己有意的回想，也需要我們的物理、社會和文化環境中各種各樣的刺激物，或許還有我們内在的心理發展和平衡需求的推動。

“記憶”，是由遺忘制成的

無論我們怎樣看待它，回憶似乎總是與遺忘緊密相連。過往的經曆并非一盤可以通過記憶來倒回的磁帶，記憶無法通過一系列連續的被回憶起的事件向後追蹤，直到所有事情都被清晰明了地重述：回憶往往是一件推測性的、引導性的工作，是對一片或多或少被遺忘的土地上被承認之點的追蹤，而這整片土地是我們從未給予過穩定關注的。

電影《記憶碎片》（2000）劇照。

誠然，遺忘的意義頗具争議。“記憶是由遺忘制成的，就好像海岸線是由大海制成的那樣。”這是人類學家馬克·奧格充滿詩意的評論——但是一個人的大海“制造”（crafting）卻是另一個人俗常的海岸侵蝕，遺忘對于有些人來說或許隻是時間的流逝或記憶的退化，對于另一些人來說卻能對形成被記住的東西有微妙的貢獻。

對于有些人來說，它是自然損耗的一種形式—一個不可避免的一般現象，但或多或少有其發生的偶然性（盡管受到年老、腦損傷、無法集中注意力這些因素的影響），并且終究沒有明顯的目的，也沒有深層次的意義。對于另一些人來說，它僅僅是選擇性的結果，而這種選擇性對于記憶的認知效率來說是必需的—為了避免認知上的超載，出于實用性而有目的地放棄一些數據，否則，這樣的功能超載将會導緻思維無法對任何東西給出可用的理解。還有一些人，追随着諸如弗洛伊德或柏格森這樣的思想家，認為心理的過去經曆是永遠無法從根本上被抹去的：即便是那些在表層上被遺忘的經曆，也會在我們思維運行的潛意識層面留下痕迹，并且持續地不僅對我們的行為，也對我們有意識的回憶模式施加影響。

記憶是什麼？我們對這一問題的認知在潛藏的與顯性的、持久的與瞬間的、有意的與無意的，以及被記住的與被遺忘的之間不穩定地來回擺動，并以此為特征。對任何這些對立極點的探索都會讓另一概念上的矛盾，即作為殘存物的記憶與作為重構物的記憶之間的矛盾，浮出表面。從某一角度來看，記憶以持久性為标志—它保存并适時推進着早期經驗的殘餘物、痕迹、印象或廢墟遺迹。從另一角度看，記憶又以回顧性為标志——它是一個基于當下的、重新描繪過去現實圖景的努力，相比起被重構的過去的方方面面，它更加受到當下對意義與各種理解範疇的需求的激發和引導。我們很難在思考記憶時不感到一種平衡與調解這兩方面的需求——在事實上理解，某個持續存在的事物是如何被連續地重構的，以及它的持存是如何塑造與影響這一使得它本身被改變的重構的。

電影《羅生門》（1950）劇照。

記憶的“重構性”

近來學術思考的盛行趨勢是詳細探讨記憶的“重構性”這一極——更多地關注過往的記憶是如何根據當下的需求和思考方式而被不斷調整的，而非關注記憶中經久持存的東西。對這一重點的論述是極為有力的。過去不是作為一個完整、直接的經驗性現實而存活到現在，而今也沒有人會認為記憶給予我們的是關于過去事物的不變形象，有着類似攝影一般逼真的準确性。

當某一時刻已經過去後，這一時刻的情況和發生的事件不會進入一種隐退狀态，此後的腦力勞動可以在其中造訪那些情況和事件，或從中找回它們；相反，它們會被超過，也不可能被精準地取回。為了記住它們，我們必須重構它們，這種重構，不是将小心存放的破碎之物重新組裝起來，而是想象性地配置那些不再具有現實性的東西。每一件在我們記住過去時發生的事，都發生在過去已不存在的當下，而不是過去本身當中，或發生在兩者之間的臨界狀态。

然而，說得極端一些，這一觀點有可能使記憶淪為一種想象性的投射，它在很大程度上由當前的需求決定，以至于在任何有意義的意義上都不再與過去經曆相關聯。由此，在這一定義下，記憶将成為過去的表現（representation），而被表現的過去僅僅是要在表面上與幻想或虛構所提供的過去不同。要保有一個獨特的記憶概念，或許需要認真對待（不是隻看到表面）過去經曆與當下回憶之間有如臍帶般的連接感，而當下的回憶與涉及回憶行為的實際個人經曆似乎是不可分割的。

電影《記憶大師》（2017）劇照。

哲學家們已經詳細地——盡管并非決定性地——論述了經曆與記憶之間的聯系是否能被恰當地描述為一種“因果”聯系。對于我們眼下的目的來說重要的，僅僅是我們所擁有的、作為回憶感覺之一部分的這樣一種信念，即相信特定的過去經曆并不僅僅是我們當下回憶的對象，而在一些更關鍵的意義上，更是其來源。也就是說，我們感到，不僅我們正在回憶的東西是我們真正經曆過的，而且塑造（并且可能激發）了我們當下回憶的方式的，也是在那一過去經曆中，而不僅是在我們當下處境中的東西；将記憶固定在過去經曆中的這種做法，證實了我們自身作為有意識的個體的根本連續性。

當然，所有這些都可能是一種幻想。不過，還有一些更具體的原因使得我們力求至少把某些“殘存的”或“持續的”觀念融入我們的那種“記憶是回溯性的重構”的觀念。就其本身來說，瞬間天生就是稍縱即逝的：記憶要想捕捉它們，隻能通過重構的方式。但事物—物件、文本、環境特征，甚至包括人——有着更大程度的持久性，它們的持存影響了我們回憶的方式和内容。這樣的影響或許或多或少是偶然的（比如對從前常去的某個地方的造訪，會喚起與此地相關聯的人與事的記憶），或者，也可能是刻意制造的（比如當我們翻開一本相冊，它是我們從前為了紀念一些人或一些事而彙編起來的）。

為了更詳細地說明一種“重構主義”的記憶觀念蘊含着什麼樣的内容，我們來看看這一觀念的擁護者中的先驅人物，即心理學家弗雷德裡克·巴特萊特爵士的闡釋：

回憶不是重新激發那無數固定不變的、無生命的、碎片化的痕迹。它是一種想象性的重構，或建構，是由我們對于以下二者的态度之間的關系塑造的：其一是我們對于一整個活躍且有序的過去反應或經驗的态度，其二是我們對于小部分的顯著細節（通常顯現在圖像或語言的形式中）的态度。

根據這一理解，記憶不是此前所目睹的事情的心理副本；也不是可以被重新激活、制造出此前經曆的心理複制品的痕迹。相反，我們回憶一件事，是要在當下的思考和設想的慣常結構中，在心理上重做這件事。被回憶起的東西往往是被重新配置的，并因此被含蓄地重新解釋，而絕不僅僅是被恢複或重現的。在巴特萊特看來，記憶并不是用于為我們提供一份關于過去經曆的完整而精準的描述：它的目的是提供那種經過選擇和編排的、對這些經曆的理解，而這一理解可以成為當下有目的的行為的基礎：他寫道，記憶“幾乎不可能是真正準确的，它是否應該準确，這一點也完全不重要”。

電影《記憶裂痕》（2003）劇照。

以“重構”看待記憶的真實含義

基本的“重構主義”記憶觀大體上有兩點含義。第一，回憶不是記憶活動中一個獨立自足的分支—正如巴特萊特所說，“沒有一個完全獨立的功能，能完全區别于感覺、想象，甚至區别于建構性的思考”——而是與我們更具一般性的理解過程連接為一個整體。的确，對過去經曆的回憶仿佛是一種獨特的心理活動—與單純的認識、想象或基于其他信息的推理不同。但它們之間的界限并不容易确定：我們并不總是能明确，我們是記住了某件事，還是僅僅是想象出、夢到、被告知，甚至僅僅是根據其他知識推定了這件事。有時我們會發現我們所“記住”的經曆其實并未發生過，或者，我們當作親身經曆“記住”的事情實際上是他人所講述的經曆。這種誤識或許能讓我們意識到記憶與其他類型的心理建構之間關系的流動性。

“重構主義”觀點暗示，在回憶一件事時，我們不隻是想起從對于該事件的直接經驗中得來的一系列形象或印象；相反，我們是去理解這件事，通過結合從其他資源中獲得的信息—我們普遍的文化、我們經驗的其他領域、我們在回憶時所處的環境——來為我們對這件事的感受賦予意義。我們回憶這件事的能力同樣也多多少少依賴于解釋它的能力，解釋時是通過将它與形成當下普遍理解的概念框架的思想網絡和意義系統聯系起來。這一事件中易于與這些框架聯系起來的方面很容易保留下來，而不能與這些框架聯系起來的，則要麼被修改，要麼就被簡單地遺忘了。

電影《記憶碎片》（2000）劇照。

接下來，“重構主義”觀點的第二點含義在于，記憶盡管在表面上有着很強的穩定性，在本質上卻很容易變化，這既體現在它對于過去經曆中的特定瞬間的印象上，又體現在它将這些印象連成一體的方式上。的确，隻有當記憶具有一定程度的穩定性時，它才能要麼作為一個嚴格的認知工具，要麼作為我們的自我實現的一部分而對我們有所用處；倘若我們對于過去事件的記憶在每一天都發生着根本改變，我們的有目的的行為以及個人身份認同就會失去基礎。

但是，從“重構主義”的立場來看，記憶中的變化發展是構成回憶的過程的自然結果。分别在兩個單獨的場合中回憶同一件事情，所得到的結果很大可能是不同的，這首先是因為回憶時所處的直接環境是不同的，從而暗示回憶者去建立不同的心理聯系；其次是因為，回憶者在這兩次回憶之間的經曆會改變用來解釋回憶的機制。

電影《記憶大師》（2017）劇照。

事實上，對于希望記憶如實再現過往經曆的人來說，記憶不像他們想要的那麼擅長于保持過往事件的獨立性。用來評估警方問訊和司法程序中目擊證詞的可靠性的研究已表明，人們對于親身經曆之事的記憶是如何因“事後信息”（例如，目擊者在從事情發生後到說出證詞前的時間裡接收到的信息）或問訊過程中提及的想法的加入而被扭曲的。關于童年時期遭受到的性侵的所謂“被恢複的記憶”，由其争議引發的一些研究表明，即便是對于具有高度私密性和創傷性的事件（如果是真實的話）的明顯記憶，在有些情況下也可以是合成的。

當我們不再将記憶視為對過往經曆中獨立而具體的時刻一對一再現的集合，而是将它視為對那一經曆的連續的、解釋性的重構——它在普遍與特殊的感受層面之間搖擺，并且調動起多種多樣的心理資源——我們就更難将記憶理解為一種總是與它所源自的經曆相分離，并且明顯後于那一經曆的東西。顯然，事件——具體的、相互獨立且分離的——隻有發生過後才能被回憶。但事件是在與更廣泛、更長久的經驗之流的關系中被理解和被建構的，而連續的回憶實踐與回憶經曆也與其交織在一起。甚至，從某一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說記憶不應簡單地被視為對已過去的經曆的後期重構，而應視為經曆在時間上的延長——然而這樣的延長證實了經曆所固有的易變性，它們的意義從來沒有被最初“發生”之時的感覺明确固定下來，而是往往随着這些瞬間被歸入更長期的發展而不斷變化，或者在此後的事件之棱鏡中被折射。

原文作者｜[英]傑弗裡·丘比特

摘編｜羅東

封面圖為電影《記憶大師》（2017）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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