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近日，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編譯的《井上哲次郎儒學論著選集》四卷本，包括井上哲次郎的日本儒學研究三部曲，即标志着日本儒學研究“井上範式”生成的《日本陽明學派之哲學》《日本古學派之哲學》《日本朱子學派之哲學》和編者新輯的集中反映井上中日儒學研究特色、思想傾向及其生平行履的《儒教中國與日本》，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這套“選集”的出版，也宣告了南開大學“善美原典日本研究文庫”的問世，是該文庫編者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教授、院長劉嶽兵先生十幾年來執着追求和不斷呼籲“回歸原典，與史料肉搏”的學術理念與諾言的初步落實和兌現。

“文庫”之所以命名為“善美原典日本研究文庫”，其中的“善美”既可理解為盡善盡美，表示編纂者們實事求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立身為學的基本态度。同時，也是為了紀念和感謝日本友人梅田善美夫婦。

梅田夫婦曾經緻力于支持和推動浙江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浙江工商大學東方語言文化學院和東亞研究院的中日學術和文化交流工作，并于2013年6月，梅田善美先生的夫人梅田節子女士在南開大學設立“南開大學梅田善美日本文化研究基金”（簡稱“善美基金”）。該基金設立之時，善美先生已經逝世兩年多了。在2020年，即善美先生逝世10周年之際，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開始籌劃編纂該文庫。

該文庫的編委，一部分是“善美基金”管理委員會的教授，一部分是梅田善美先生生前與浙江大學交流時結識的好友，也都是中國學界日本史、日本哲學和中日文化交流史領域的代表性學者。由于他們的努力，相信作為中日文化交流結晶和善美基金重要成果的該文庫，一定可以為中國學界、論壇，也為民衆、為每一位有心的讀者提供一個認識和了解日本，同時也反思中國及中日關系的值得信賴的讀本。

讀創/深圳商報現刊發主編劉嶽兵為《井上哲次郎儒學論著選集》撰寫的書評，以飨讀者。

日本儒學研究的“井上範式”及其意義

劉嶽兵/文

井上哲次郎（1855—1944年），号巽軒，是日本近代哲學史、思想史、教育史、宗教史，乃至文學史上不可或缺的存在，他的思想活動幾乎對整個近代日本的學術生态都産生了難以估計的巨大影響。我們編譯的《井上哲次郎儒學論著選集》四卷本，包括井上哲次郎的日本儒學研究三部曲，即标志着日本儒學研究“井上範式”生成的《日本陽明學派之哲學》《日本古學派之哲學》《日本朱子學派之哲學》和編者新輯的集中反映井上中日儒學研究特色、思想傾向及其生平行履的《儒教中國與日本》，已經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這套“選集”的出版，也宣告了“善美原典日本研究文庫”的問世，是編者十幾年來執着追求和不斷呼籲“回歸原典，與史料肉搏”的學術理念與諾言的初步落實和兌現。編者為該選集所寫的《編者的話》是這樣結尾的：

期待這套“選集”的出版，不僅能夠為推進和反思日本儒學研究提供一份“原典”參考，更期待我們能夠在充分消化、理解、批評“原典”的基礎上，即經過一番與史料的“肉搏”之後，化“井上之學”為方法，為我們在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征程中思考與處理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理想與現實、學術與政治這些具有普遍性的問題時提供一些經驗與教訓。

出版社将這段話印在了選集每一冊的封底，足見其對編者學術理念的認同和對讀書界的冀望。這裡對其中提到的“井上之學”的特征與方法論意義，以其儒學研究為例略作說明，并将其置于近代日本思想的大脈絡中審視其曆史意義，供感興趣的讀者參考。

首先，從學術視野來看，井上之學可以說是“世界之學”。明治維新之初發布的五條誓文中就有“求知識于世界”的誓言。井上是首屆東京大學畢業生，畢業之後長期留學歐洲，回國之後任東京大學哲學科教授，長期講授東西洋哲學。井上的日本儒學研究三部曲，是首次系統地以西方哲學觀念和學術方法研究整理日本儒學的最初成果，奠定了近代學術史上日本儒學研究的“井上範式”，堪稱日本儒學研究的經典之作。以世界的眼光看中日儒學，結合當時日本的現實需要，力圖對儒學作出符合時代需要的評價和判斷。比如對孔子的評價，一方面尊崇其為“世界聖人”，一方面也能夠“以批判的眼光”對其進行再評價，比如對孔子的崇古主義、孝親的不平等、宿命及迷信思想等進行了批判，而對傳統儒學中的道義經濟、倫理經濟思想則進行大力宣傳和弘揚（參見《儒教中國與日本》一書中所收錄相關論文）。井上儒學研究的世界性，還體現在他運用西方的學術概念來分析傳統儒學思想上，比如他分析日本陽明學之祖中江藤樹的宇宙論，就用一元論和二元論的概念來分析，指出：“藤樹試圖通過理氣來解釋世界，此乃二元論，即與朱子的世界觀無異，然而，藤樹論說理氣之妙合，進而主張理氣共為上帝具有的兩種屬性，幾乎與斯賓諾莎氏主張的心意與物質為萬有本體之屬性相近，與一元世界觀不謀而合。”（《日本陽明學派之哲學》中譯本第31-32頁）再如對中江藤樹的、也是中日陽明學的重要概念“良知”，他從宗教的層面來理解，指出“藤樹所謂的良知即為絕對，如基督教的神，婆羅門教的梵天，佛教的如來。要而言之，藤樹思考上帝的内在，使之與良知合一，因此，他時常使良知超越經驗性的範疇，賦予良知神秘的意義。”（同上，第47頁）可以看出，井上重視尋找儒學觀念與東西方世界哲學與宗教觀念的共通之處，以便論證其普遍意義。

其次，從方法上看，井上之學可以說是“融合之學”。這種方法論的自覺他專門寫進了自己的學術總結《明治哲學界的回顧》中，他說：“我在專攻西洋哲學的同時，也不懈怠東洋哲學的研究，企圖兩者融合統一，努力以此為己任。這一方法論是我在思想界最着力主張的觀點”（《儒教中國與日本》，第430頁）“融合”不僅是他強調的方法，也是他的理論核心。熟悉井上之學的讀者都知道他為理解世界的真相所提出的“現象即實在論”的哲學命題。簡而言之，他認為現象與實在不是割裂的，兩者的統一不是“混同”，而是“融合”，是超越二元對立的“圓融相即”，是“融合的實在論”。（同上，參見第420-423頁）這種理論既有西方哲學的背景，也有佛教哲學的背景。這種實在，不隻是作為解釋世界的原理，而是作為人類的終極理想，亦如他在《東洋哲學的異同及融合》一文中所言，也就如同康德的“絕對命令”，在儒學裡他認為就是《中庸》裡“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實踐人格。（同上，第308-309頁）這樣看，井上的這種“融合”之學，既是方法，也是理論，更是實踐。“普遍妥當的道德律”的理念，他認為在儒學、佛教和基督教都是相通的，“是貫穿古今東西，亘古不變的”。（《日本朱子學派哲學之研究》序）在他看來，人類文明，包括未來倫理與宗教的發展，是倫理不斷宗教化、宗教不斷倫理化，直至達到“理想的倫理的宗教”的境界。（《儒教中國與日本》，第425-426頁）

再者，從目的上看，井上之學也是實用之學。一方面如陽明學一樣，井上哲次郎也重視實踐和事功，他推崇陽明學的“重實際，貴實踐”，努力闡發王陽明思想中“實用主義的性質”（同上，第202、203頁），指出：“陽明學是一種融合儒、佛二教優點形成的實踐性的道德，體現在現實的事業中。我認為，要開拓孔子之後的文明，陽明學參與其中必會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同上，第214頁）同時，井上反對功利主義，以儒家的經濟思想為例，他将主張功利主義的子夏、荀子、荻生徂徕、太宰春台，排除出儒家的正統體系，貶為旁系。而盛贊曾子、子思、孟子，朱子、王陽明等正統體系的儒家都是如孔子那樣，以道德為第一，以經濟、功利為第二的。井上所要弘揚的儒家經濟思想是将功利主義排除在外的。他相信“可以憑此儒教經濟之思想，大幅修正以後的經濟學，取得一番令人矚目的成就。而不能隻學習西洋的經濟學，一味地行功利主義之一途。而必須要将儒教經濟考慮進去，或者毋甯将之作為基礎根本，努力組織起一個全新的經濟學。”（同上，第287、294-295頁）井上在《明治哲學界的回顧》中将自己的立場定位為“理想主義者”（同上，第418-420頁），道德理想主義也是他的追求。

井上哲次郎1890年留學回國，正值《教育敕語》頒布，被政府委以重任，為《教育敕語》做官方的解說，第二年所着《敕語衍義》出版，成為名副其實的“禦用學者”。“修孝悌忠信之德行，培養共同愛國之義心”成為其“衍義”的兩大核心。他的儒學研究從目的上說，一言以蔽之，可以說是要發掘日本傳統的思想資源用以強化“敕語體系”并對其進行理論粉飾，這種工作在當時美其名曰“國民道德論”——井上是這種論調的積極鼓吹者和實際推進者。他的理想主義被綁上了國家主義的戰車。

從學問的最終歸趣而言，井上之學也是皇國之學。上述明治維新五條誓文最後一條，“求知識于世界”還隻是前半句，後半句是“大振皇基”。前後聯系起來，包括學術思想在内的近代日本精神生态的全貌可以說都涵蓋在這一句話中了。井上哲次郎等人的世界視野、貫通東西的學養和滿腹經綸，最終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化成了為“振起皇基”或做鋪墊或做粉飾的背景與道具。比如對“孝”的理解，井上哲次郎在《日本陽明學派之哲學》中借分析中江藤樹思想之機，将“孝”的思想與“祖先教”聯系起來，說“藤樹在建設一種深遠的祖先教”（第69頁），其實是井上哲次郎們自己在建設近代日本的國家意識形态，即家族制的皇國史觀。“孝”之所以被重視，是因為井上認為“孝乃祖先教（Ahnenkultus）之綱常”，強調日本民族“具有古今一貫的血統，現在的國民繼承祖先，子孫又繼承現在的國民，越來越發達，因此，孝之教對日本民族的命運關系重大”。（同上，第93頁）後來井上哲次郎在《釋明教育敕語衍義》一書中就明确承認“國民道德的研究即是《教育敕語》的解釋”，“是從日本的國體、家族制度、祖先崇拜、武士道這樣的立場出發，對可以稱得上《教育敕語》背景的方面進行研究、解釋。”（《儒教中國與日本》第76頁）後來，随着時局的變化、戰事的擴大，他也馬不停蹄地追趕着時代的步伐，他的日本精神論、武士道論、國體論的着作的火藥味也越來越濃。

為了維護日本“國體的尊嚴”，他早年不惜向基督教“開炮”，釀成着名的“内村鑒三不敬事件”（1891年），未料到晚年他自己也深陷“筆禍事件”（1926年），被視為“不敬漢”。盡管遭此打擊，他不僅沒有消沉，反而更加勇猛精進。為此，我十年前曾經在拙着《日本近現代思想史》中評價他“活現了近代日本思想史發展的一個側面”（第115頁）。現在四卷本的《井上哲次郎儒學論着選集》出版了，我相信即便僅僅從他的儒學研究方面的“業績”看，也可以說井上之學是研究近代日本學術生态的典型的活樣本。

井上哲次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的前一年去世了。他或許是幸運的，能活在自己所編織的意識形态的美夢裡。他一生盡職盡責、勤勤懇懇、無怨無悔，甚至是自信豪邁地維護着他的時代和自己的美夢，留下了大量的打上鮮明時代烙印的着作。當然，我們更幸運，不僅可以通過研讀他的着作了解他和他的時代，而且可以從他的迷夢裡走出，思考和反省新的時代。

（作者為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教授、院長，本文見今日《中華讀書報》）

審讀：孫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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