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争鋒文史

隋朝建立後，隋文帝接納大臣崔仲方的建議，廢除北周實行的官制，建立了五省機構，秘書省就是這五省之一。隋朝的秘書省是中國秘書機構設立以來發展最為完備、職權最大的時期，主要掌管國家圖書的收藏、整理，也是保存國家寶貴藏書的重點場所。

隋代秘書省突破以往，選官标準發生由門第轉向學識，讓我們從門閥士族在這一時期的變化為視角，探究隋朝秘書省官員任職條件變化的原因。

秘書省由後漢桓帝初設的秘書監發展而來，由于掌管皇宮圖書秘記被稱為“秘書”。秘書省一直沿用，卻在隋朝名聲鵲起，這與秘書省在這段時期内的不斷改革與完善有關。

隋朝秘書省有内外省之分，分别是秘書内省與秘書外省。秘書外省有多處地方，在西京的大興城皇城與在東都的西朝堂南第三街等地都有設置，秘書内省是外省設置後在禁中的遺留機構。

兩者都用于藏書之用，并且都設有官職，由于内省處于禁中大内，所以稱為“内省”與外省相區别。

隋文帝時期的秘書省，秘書監與門下的長官為平級官員。秘書省官員以秘書監，秘書丞，秘書郎，校書郎為主的數名官員，到隋炀帝繼位後則對秘書省機構進行了改革，對官位、官品與官吏數量皆做出了調整。

大業三年，隋炀帝進行第一次改革:“秘書省監改為二或三品官員，增添一名秘書監，為四品官員；著作權提升品級為正五品官級；将太史局一職位撤銷改為秘書監，進官階為五品；秘書丞由一人擔任。

雖然秘書省的官職比較清閑，但是官職一直有所變動。在秘書省的一次變革中，增添了兩名錄事，太史曹掌管天文曆法，設置了太史令、太史丞、司曆各二人，監候四人。

大業十一年，隋炀帝對秘書省又一次改革:“秘書監與少監被改為秘書令與少令。改革後的基本官員體制如下：秘書省監與秘書丞各由一人擔任，秘書郎有四位，校書郎總十二人，正字為四人，著作郎為二人，佐郎總八人。

隋炀帝增加少監一人，删減校書郎職位設為十人，佐郎增加為四人，另外儒林郎增加為十人，文林郎為二十人。隋炀帝對秘書省的多次改革，使秘書省建設不斷完善，加強了秘書省的工作能力與效率，推動着南北文化融合推動隋代文化的繁榮。

炀帝時期在秘書省官員的任選，與文帝時期的方針完全不同。由于隋炀帝個人傾向于江左文化，任職的官員中有來自與梁朝的秘書監劉口，曾經任職于陳國的袁充，多數秘書省官員卻無沒有一位官員來自關隴集團。

而文帝時期，在大量任用北齊與南朝人員為官時，注重了對關隴集團利益的保護，譬如：任命關隴集團的人員牛弘為秘書省的最高長官。

隋炀帝的改變可以從掌握文化學術圖書典籍的官僚機構層面上證明南朝文學優于北朝文化的觀點，以及隋炀帝的個人心理傾向将影響統治者在國家政治層面有所傾斜，引起隴集團不滿，為統治埋下危機。

隋朝初期秘書省的主要官員中多數來依舊源于世族大家，但是部分官員連官宦士族都算不上甚至有的來自于寒門。

這說明隋朝時期的秘書省雖然沒有完全克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門閥士族制度影響，但選官思想已經發生革新，選官限制也有了一定的調整，不再極度注重官員身份背景，這一定程度上沖擊了舊的規則。

隋朝秘書省官吏選擇多注重才學，列如：著作佐郎劉善經，關于劉善經的描述出現在的文獻總類是北齊《文苑傳》與隋書的《文學傳》中。

這兩本書皆為記載文筆好、文學成就高者，對于劉善經的描述皆為

“好文學，善詞筆，為操筆之徒之意。”

由此可以看出劉善經能夠進入秘書省的主要原因是他善文筆，有才學而非家室高。秘書郎何蔚，據《儒林傳》記載他的祖父為經商者，古代有士農工商四個社會階層，商為最底層，社會地位低，何蔚一家為寒門無疑，他成為官員絕大部分是因為他的才學。

當然其中也有高門子弟，如：韋協，京兆韋氏為名門大家，但名門子弟占官員比例比南北朝時期明顯下降。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門閥士族掌權時期，這時期門閥勢力可謂達到頂峰。門閥士族為了權利注重兩種事務，一是：“婚”、二是：“宦”，就是聯姻與官位。

隻要入仕為官按照當時的規定就有清濁之分，而清官幾乎成了甲族高門子弟的代名詞，門閥弟子隻做清官。他們極其重視起家官（從家中征召，第一次擔任官職），恰巧秘書省的長官秘書郎等官職就是所謂的起家官的完美選擇，是清官美差，所以在這一時期，秘書郎等官職基本上被士族子弟包攬。

北魏時期，在門第與官位的聯系相比南朝更加緊密，南朝在士族與官位的聯系隻是一種政治習慣，而孝文帝卻是采取法律的形式來明文制定門閥秩序，令人驚歎不已。

由劉善經與何蔚的例子與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基本介紹我們可以知道隋朝與魏晉南北朝時期，任選秘書省官員條件的不同。

隋朝秘書省官員的任免，雖然不能徹底擺脫門閥士族的影響，但是更注重的是官員自身的文化程度、學術修養，他們按照專業對口的原則，按職位的需求去選擇與任免官員。

通過這一改變，我們看到九品中正制的逐漸消亡，門閥氣焰的消退，秘書省官員任職标準由門第向學識的轉變，門第與官位關系的淡化；我們看到的是官員間文學交流的增多而非家世的攀比風氣，推動着文學的創新。

選官要求發生變化，不可能是由一方面原因造成的，當然是多方面因素的共同結果。第一個原因：隋朝建立前的王朝北周是一個主張建立一個“選無清濁”的朝代，意思就是沒有門第區别， 堅持的是賢才主義理念。

但是自孝文帝以來，堅持賢才主義立場的人，他們追求的是士族内部門第思維的破除，并不是要真正的打破士人與庶人之間的區别。這就正如“要之，門閥主義也好，賢才主義也好，可以說都是士人立場”所說的一樣。

隋文帝缺在選無清濁這條路上走得更決絕，隻有甲族人員才可以入職的秘書省，在隋朝卻出現了像寒門子弟，比如：何蔚。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隋朝選官與以往的差别，更可以清楚的明白隋朝要打破的不僅僅是士族内的門第，打破士庶之别才是他們的最終追求。

其次就要從隋朝的選官體制方面來說，門閥社會的選官體制是九品中正制，在這時期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貴族，門第區别到達頂峰。

但是到了南北朝後期，南北朝皆改動了選官體制：北朝實行的秀舉與南朝實施的明經射策都減輕了門第限制，在考試内容方面的設置也給予寒門優待，這為唐代科舉制度的的開辟奠定了一定基礎，因為淡化門第區别，以才學為選官基礎是科舉制度的要求。

因為門閥制度是在政權分裂的背景下産生的，到隋朝統一政權後其制度自然而然衰敗。但是門第限制即使有所開放，門第依舊是選官的衡量标準之一。

但是從這一改變可以清晰的呈現出：舊的九品中正制選官體制的衰敗和新的選官體制的形成的趨勢，所以到了隋朝九品中正制可以說是強弩之末，隻待廢除。

文化的影響也是其中的原因。選官的标準已經由以門第為主轉變成了以學識為主，學識淵博者得官的機率顯著增強。秘書省作為國家最高學術機構，這種傾向與轉變則更加明顯。

北周政權因為局限在關隴地區，面積狹窄以及戰争等原因，文學藝術與成就不僅無法與南朝相比，與北齊相比也不能占上風。

隋朝統一北周等政權後，南朝文化與北周等文化相比，對隋炀帝的影響更大。所以從秘書省的任官者方面來看，隋炀帝毫無維持關隴集團利益的意識，更沒有維持三方利益平衡的想法，隋炀帝是一邊倒的進用南朝文學之士，充任秘書省等各級官吏。官吏的文化水平提升，整體思想意識便産生轉變。

随着門閥勢力的潰敗秘書省以學問為選官标準的選官體制逐步确立。曆經隋朝文炀兩位皇帝多次變革的秘書省，機構職位劃分更加明确，權責分明，機構越來越完善。掌管國家文藝圖集、編纂文集雜著、修撰史籍、起草召令、修訂禮儀等多種文化任務，對隋朝政治、文化等方面産生了一定的影響。

參考曆史文獻：

《文苑傳》

《文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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