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的書法以雄渾恣肆為主?如果書法史是一條奔騰不息的河流，那麼公元386至581年的北朝，卻為書法史赢來一片難得的波瀾不驚、幽光靜影正是這一時期書法演進相對固守與封閉，既沒有被南朝書風“妍媚”同化，也沒有因自身革新而變異，有效地保存着“古樸”最原始的“基因”，為後期書法審美流轉嬗變提供了可能與空間，現在小編就來說說關于北朝的書法以雄渾恣肆為主?下面内容希望能幫助到你，我們來一起看看吧!

北朝的書法以雄渾恣肆為主

如果書法史是一條奔騰不息的河流，那麼公元386至581年的北朝，卻為書法史赢來一片難得的波瀾不驚、幽光靜影。正是這一時期書法演進相對固守與封閉，既沒有被南朝書風“妍媚”同化，也沒有因自身革新而變異，有效地保存着“古樸”最原始的“基因”，為後期書法審美流轉嬗變提供了可能與空間。

秦漢之前書法家沒有“古樸”審美意識，“古樸”因後期“妍媚”産生而産生。所謂“古”，一般指帖學出現之前幾個朝代，所謂“樸”，一般指未被加工雕琢、未被俗熏雅浸的初始特征。“古樸”正常指甲骨文、銘文，還有碑志造像摩崖等刻石文字具有的凝重、大氣、敦厚、雄悍、蒼茫等風格，它與“妍媚”一道構成審美兩大核心要素，書法諸多風格基本上都是在這兩者砥砺切磋、彼消此長中完成。

時代進入北朝，政局闆蕩戰亂頻蹙，經濟衰退，文化隳敗，書法在艱難世事中逶迤前行。總體上，北朝書法鮮有創樹、固步自封，恪守王政教化、以實用為本，既未标新也未立異，低調保持着清剛勇烈的底色。

北朝初期書法領軍人物有崔氏、盧氏兩脈，崔氏有崔悅、崔潛、崔玄伯等，盧氏有盧志、盧谌、盧偃、盧玄等，而兩氏均受教于鐘繇、衛瓘，而同時推崇索靖。《魏書》記載：“（盧）谌法鐘繇，（崔）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盧）谌父志法鐘繇書，傳世累業，世有能名。”他們注重前師授傳，與北方民族骁勇、悍蠻習性密切相關。索靖書法古質樸實、險峻堅勁，自名“銀鈎虿尾”，唐張懷瓘《書斷》說其“幼安善章草，書出于韋誕，峻險過之，有若山形中裂，水勢懸流，雲嶺孤松，冰河危石，其堅勁則古今不逮”。這種書風十分契合北方民族朔迷野玩、強悍好鬥之禀賦。緣此，書法家們才對秦漢風格情有獨鐘、棄之不舍。北齊時，皇室就規定将漢魏石經作為國家文字，确立其推行運用的絕對地位，《北齊書》就記載：“國子學生亦仰依舊铨補，服膺師說，研習《禮經》，往者文襄皇帝所運蔡邕石經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學館，依次修立。”從風格上看，創制于439年的《大代華嶽廟碑》和456年的《嵩高靈廟碑》，與171年漢的《西狹頌》、185年的《曹全碑》神韻相似，勢氣酷肖，筆法皆有藏有露、方圓相間、曲直兼備；體态皆開張豪放、骨力挺勁、孔武有力。其他如《始平公造像記》《楊大眼造像記》，一如漢朝之方正樸實、端莊鄭重；《雲峰山刻石》《四山摩崖刻經》《泰山經石峪金剛經》，與漢朝之雄渾博大、飽滿肉豐并無二緻。

北朝數次與南朝文化交融，最大一次數北魏有意識接受“漢化”，《魏書》記載，444年太武帝下《庚戌诏》，要求“自王公已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詣太學。”487年文明太後下令：“和風改俗，非雅曲正聲不宜庭奏。可集新舊樂章，參探音律，除去新聲不典之曲，裨增鐘縣铿锵之韻”，表現出主動示好、吸納南方教化的高調姿态。但書法接受南朝熏染效果并不顯著，原因就是“漢化”存在被“同化”風險，北方民族特别是鮮卑族存在一股反對“漢化”強盛力量，緻使對南方吸納總是遲疑羞澀，不排斥也不迎迓，有熱情但有限度。450年，發生代表南朝文化的書法家崔浩被殺事件，使得吸納南方教化更加舉步不前。客觀講，面對南朝書法“妍媚”審美，北朝書法有崇尚之心，但無沾溉之果，或者說僅僅是蜻蜓點水淺嘗辄止而已。這也使得北朝書法一直在楷隸形體之間糾纏徘徊，直到隋朝統一才徹底完成“隸變”。書法家無人生無常之思、寄情山水之意，無以借書法來表現自己閑适與雅緻，也無以借書法來慰藉人生的無奈與創傷，這也使得“古樸”在北朝審美中堅如磐石、牢不可摧。就是被後人認為注入極大情感的《張猛龍碑》《張玄墓志》《石門銘》《鄭文公碑》等，對南方“妍媚”吸納也是微乎其微，依然野趣多于文氣、理性多于意味、天真多于情調，犷野豪縱撲面而生，秀麗流美難覓其蹤。

文字曆來是統治階層實施王政教化的重要工具，北朝初期，太武帝以漢隸标準制定文字範式，“頒下遠近，永為楷式”。《魏書》雖提到“初造新字千馀”，現已無法考證究竟創造哪些文字，但可以肯定其楷式皆參考漢《熹平石經》和曹魏《三字石經》。北魏遷都洛陽後，書法家江式也主持過一次較大文字革新，他在《論書表》中表示：“以類編聯，文無重複，統為一部其古籀奇字、俗隸諸體，鹹使班于篆下，各有區别。诂訓假借之誼，各随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并逐字而注”。很明顯，他雖然收集、規範前朝文字，卻有意識地回避南方“妍媚”浸染，仍在古籀、隸書之間追溯尋源。就是彼時流行的《小學篇》，書風雖呈現出“妍媚”氣象，但整個形體未脫漢隸之窠臼。《北齊書》記載，齊高帝“性周給，每有文教，常殷勤款悉，指事論心，不尚绮靡。擢人授任，在于得才，苟其所堪，乃至拔于厮養，有虛聲無實者，稀見任用”，《北史·文苑傳序》中也指出：“綽之建言，務存質樸，遂糠秕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辭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适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這些都說明北朝所有文字、書法自身變革始終反對輕忽绮靡、靈性文華，而此時南朝書法已與漢隸脫胎換骨，向明麗流靡、清新動人大步邁進。

北朝書法對“古樸”審美固守，其積極意義遠大于其消極一面。其一，表現“抱一守獨”審美理想。早期哲學倡導和諧交融的同時，也倡導隔絕與獨立，《老子》中說“聖人抱一為天下式”，标榜清虛自守、獨立于世的聖人形象。《老子》中還說：“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獨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嬰兒之未孩﹔儽儽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馀，而我獨若遺。”強調天道無情，福禍相依，凡是融合互補皆會迎來其反面，因而當自覺固守着“獨”乃至“舊”。北朝書法“古樸”沒有選擇南朝洋溢情感“妍媚”之風，對流美華暢懷抱深刻警惕，除政治文化秉持實用主義外，自然也有着這種哲學與美學方面的深層考量。其二，表現“歸真去僞”理性之美。現代學者熊秉明在《中國書法理論體系》中将書法分為感性之美與理性之美，他認為，着眼于書寫時機體舒快，着眼于筆墨在紙面上造成“音樂性”規律的各種效果，即為感性之美；與之相對，着眼于書法結構秩序，着眼于靜态“建築性”的規律各種效果，即為理性之美。那麼，北朝“古樸”當屬于靜态的理性之美，而理性之美的源泉就在于歸真去僞，去除所有外加的累贅與附屬，而歸之本真。誠然《周易》講“一陰一陽之謂道”，把陰陽相摩、激蕩、交融看成是事物發展内驅力，以“陰陽不測”來表達持續變化，但最終又強調，事物所有變化應歸結于固化質态，以求事物内律性、有序性和穩定性。《天道篇》記載老子話，“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就是對穩定、本真、理性的贊美之辭。其三，表現“各美其美”審美境界。北朝“古樸”與南朝“妍媚”本無優劣美醜之分，書法藝術是各個時代政治、經濟尤其是文化、審美觀念的綜合反映——當南方士族過着比較優裕的生活，飲酒作樂、縱情山水、詩文唱和，書法自然呈現妍媚、閑适、潇灑、飄逸風格，一派杏花春雨生機；而北朝騎遣大漠、清風蕭瑟，書法自然呈現實樸、渾厚、野逸、奇肆風格，一派金戈鐵馬蕭然。這兩者審美各有韻緻，均有千秋，正如清阮元《南北書派論》中說：“南派乃江左風流，疏放妍妙，長于啟牍，減筆至不可識。而篆、隸遺法，東晉已多改變，無論宋、齊矣。北派則是中原古法，拘謹拙陋，長于碑榜。”南北兩派“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表現出各美其美、各有所長、各極其勝的審美特征。其四，表現“不思美善”簡潔之道。“固守”既透露出精神上的自足，也透露出對簡潔審美的向往，北朝不以南朝“妍媚”為依托，原汁原味承載曆史文脈，一定程度上也是對南朝追求奢靡、崇尚智巧之抵觸與不屑。《老子》就認為：“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人為地減少審美幹預，正是對簡潔、單純、童稚審美的矢志追求。

北朝固守“古樸”，為明清後期書法史揭開嶄新的一頁。随着“碑學”出現，“古樸”煥發出更加奪目光彩，月滿中天、花開滿樹，展示出蓬勃旺盛的大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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