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人民網-強國論壇 原創稿

人民網北京5月12日電(王紹紹) 5月11日，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以下簡稱七人普)數據公布。數據顯示，過去十年間，我國人口年均增長率為0.53%，較前一個十年下降了0.04個百分點,出生人口也呈持續走低趨勢。同時，數據也呈現我國老齡化加深，流動人口進一步增多等突出特點。

為何二孩政策放開了，每年出生人口卻在下降？老齡化加深是不是意味着人口紅利不在了？從“鄉土中國”到“遷徙中國”，我國社會正在發生哪些深刻變化？針對這些熱點話題，人民網強國論壇采訪多位專家進行解讀。

二孩政策放開了，為何出生人口卻在下降？

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出生人口為1523萬，2019年1465萬，2020年1200萬，連續多年呈遞減趨勢。然而事實上，近年來我國生育政策在逐步放寬。2011年11月，中國各地全面實施雙獨二孩政策；2013年12月，中國實施單獨二孩政策；2015年10月，中國共産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報指出：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實施全面二孩政策。

生育政策寬松了，為何出生人口卻持續下降？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陳衛表示，城市不斷攀升的房價、越來越高的養育費用、市場養育服務成本的提升等因素，有可能讓一些家庭“生不起”“不敢生”。當下，全社會高度重視下一代的教育問題，部分家庭對教育存在過度追求的現象，學區房、課外輔導等支出使得孩子的養育成本非常高。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學系主任楊凡表示，具體來說，由于育齡婦女人數的減少和女性初婚初育行為的推遲，過去5年，生育旺盛期育齡婦女(20-34歲)的規模持續減少，每年大概減少300多萬。在過去十年，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齡和初育年齡也推遲了3歲左右。當期生育的女性人數減少，直接導緻出生人口的下降。另外，受疫情影響，就業、收入、健康、就診風險等不确定因素随之增加，這些都會延後人們的婚育安排。

如何應對出生人口的不斷下降？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蔡昉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要穩妥推進生育政策改革，盡快實現家庭自主生育。推進配套的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形成育兒友好型的社會環境，提高家庭生育意願和養育子女的能力。

“鼓勵生育若想取得成效，需要極大的決心和魄力。”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梁建章表示，“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是我們需要努力的方向，盡量降低養育成本，讓人們生得起、養得起孩子。

老齡化加深是不是人口紅利就不在了？

普查數據顯示，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達到18.70%，上升5.44個百分點，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達到13.50%，上升4.63個百分點。我國老年人口規模龐大，老齡化進程明顯加快。

河南省蘭考縣張莊村村民(人民網王紹紹 攝)

“未來二十餘年是中國老年人口規模急速增長的時期，就人口老齡化的程度而言，無論是數量還是比例，幾乎都要翻一番，這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全面、持續、複雜、深刻。”楊凡說。

楊凡表示，人口老齡化也會帶來勞動力供給格局的變化，在勞動生産率較低的情況下，勞動力數量的持續下降将導緻人口數量的紅利減弱，影響經濟增長。在民生領域，也會形成社會養老保障和醫療衛生服務等方面的巨大需求。

那麼，人口老齡化的加重是否意味着我國人口紅利消失了？其實不然，國務院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副組長、國家統計局局長甯吉喆表示，人口老齡化是社會發展的重要趨勢，也是今後較長一段時期我國的基本國情。普查的結果還顯示，我國16-59歲勞動年齡人口為8.8億人，勞動力人口資源仍然充沛。我國人口平均年齡是38.8歲，總體看來依然年富力強。另外，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0—14歲人口的比重上升1.35個百分點，少兒人口比重回升。

專家認為，人口紅利仍在的理由之一是人口受教育水平的不斷提高，意味着人口質量持續得到提升。普查數據顯示，全國人口中，擁有大學(指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為21836萬人，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每10萬人中擁有大學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為15467人。

關鍵所在是怎樣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沖擊。楊凡認為，要增加高素質勞動力，提升新增勞動力質量，進一步挖掘其供給潛能，提高勞動生産率。同時要夯實經濟基礎，為應對老齡社會做好财富儲備，完善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加快養老服務體系建設。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鄭真真指出，為了降低人口老齡化對我國經濟的影響，近些年我國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例如調整産業結構、提高人口受教育水平、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等，目前取得了顯著成效。

從“鄉土中國”向“遷徙中國”，正在發生哪些深刻變化?

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全國流動人口總量為3.76億，與2010年的2.21億人相比，增加了1.55億人，漲幅近70%。流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也從2010年的16.13%，進一步提高到26.6%。人口流動趨勢更加明顯，流動人口規模進一步擴大。

中國流動人口數量的變遷(受訪者供圖)

費孝通先生曾經用“鄉土中國”概括了傳統中國人口低空間流動性的特點。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段成榮表示，在改革開放後40餘年間，中國人口的空間變動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由低流動性的“鄉土中國”向高流動性的“遷徙中國”轉變，遷移流動也将成為常态化的人口空間運動特征。“這是一種深刻的變化，也是中國社會結構，尤其是人口結構變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段成榮說。

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東部地區人口占39.93%，與2010年相比上升2.15個百分點，中部地區占25.83%，下降0.79個百分點。西部地區占27.12%，上升0.22個百分點。

首都經貿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童玉芬指出，特大城市及以上級别城市人口比重從2010年的21.63%增加到2018年26.28%，其中超大城市從14.2%增加到18.81%，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人口比重有所減少。總體看，人口向特大城市和東部集聚的趨勢未發生變化。

段成榮強調，要破除妨礙勞動力、人才社會性流動的體制機制弊端，為人才的合理流動提供政策支持，通過平等參與、平等發展讓每一個勞動者都可以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有獲得感。同時，構建整體性和動态性的社會治理體系，積極适應人口遷移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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