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前後，19世紀西方現實主義文學剛被介紹到中國時，受日本譯界影響，我國學界也把它與自然主義文學融混在一起，翻譯成“寫實主義”；後來，受蘇聯褒揚現實主義貶抑自然主義文學理論影響，我國學界一直将現實主義看成19世紀西方文學中占主導地位的文學思潮。現實主義的重要性無可非議，但這不取決于它是否曾在西方文壇上作為文學思潮占據主導地位，而取決于它在文學史上客觀存在的實際影響和強勁生命力。作為文學史上重要的文學現象，19世紀西方現實主義文學應被視為具體的文學思潮還是應時而生的文學創作傾向，是個需要重新界定的學術命題。

一

衆所周知，巴爾紮克是最能代表“現實主義”之内在含義的作家，但他與司湯達、狄更斯、薩克雷以及果戈理一樣，都不曾用“現實主義”一詞标明其流派歸屬。韋勒克在《文學研究中現實主義的概念》一文中追溯了“現實主義”術語在歐美各國的發生史。這一概念在文學領域最早的運用是1826年，但其流行卻與19世紀50年代中期法國畫家庫爾貝與小說家尚弗勒利的積極應用有關。19世紀中後期，在整個西方文壇，的确曾兩度出現過松散的以“現實主義”命名的文學社團，且都是在自然主義的故鄉法國，隻是這兩個文學組織均因創辦者的寂寂無名、存在時間的昙花一現以及影響力的低微，未曾進入一般文學史家的視域，不足以成為文學思潮的重要标準，也與我國學界所理解的“19世紀現實主義”或“批判現實主義”相去甚遠。

二

作為文學史對某個時代文學——詩學特質進行整體描述的概念，“文學思潮”必須同時滿足如下條件：在新的哲學文化觀念尤其是人學觀念引導下，通過文學運動形式創立新的詩學觀念系統，在此基礎上嘗試新的文學方法，最終創造出新的文學文本形态。

一種文學思潮的獨立存在，既要有特定藝術風格與創作手法，更要形成具有特定詩學觀念和藝術品格的“精神氣質”，它是文學思潮得以确立的本質要素。

通常，藝術風格和創作手法可以超越曆史，但“精神氣質”是特定曆史階段的産物。這意味着文學思潮的概念不但有内涵上的“質性”規定，也有外延上的“曆史性”或“時期性”刻度。就此而言，同西方持續2000多年的“摹仿說”相輔相成因而幾乎“無邊的”現實主義，就不是一個思潮的概念，而是一個與“摹仿”觀念及西方叙事文學傳統相關涉的“創作傾向”。由亞裡士多德“摹仿說”所奠定的“寫實”傳統，在19世紀浪漫主義文學之前一直是西方文學的主導傳統，後來西方文學史家稱之為“摹仿現實主義”。在19世紀浪漫主義文學思潮衰微、自然主義文學思潮興起之際，徜徉于滋養自然主義的科學主義大潮，憤懑于浪漫主義走向極端後的虛無浮泛，這種古已有之的“現實主義”創作傾向格外盛行，人們誤将它視為一種“文學思潮”。而實際上隻是以古希臘理性主義哲學傳統為思想核心，經由西方叙事文學傳統逐步錘煉的“摹仿現實主義”的新形态，依然屬于一種創作傾向而非文學思潮。

大緻說來，以19世紀中葉司湯達、巴爾紮克等人為代表的一代小說家，将浪漫主義和傳統現實主義這兩種不同觀念元素和文學元素進行了簡單融合，在對自身依然置身其中的浪漫主義隐隐約約的抱怨聲中，由這種“融合”而成的文學創作給文壇帶來一種新氣象。不過，雖然其間已透露出未來文學和詩學形态的不少信息，但其“新質”未嘗凝結為足以相對完整、獨立的詩學系統、方法論系統和文本構成系統，直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更新潮的現代主義文學興起時依然如此。

正是作為“創作傾向”的概念，現實主義因“外延”的“無邊”，“内涵”常常處于變動不居的狀态。在實際存在中，常常本能地趨向于尋求某種外在的支撐，于是便有各種各樣的“現實主義組合”。在西方，有“心理現實主義”、“虛幻現實主義”、“怪誕現實主義”、“反諷現實主義”、“理想現實主義”、“樸素現實主義”、“傳奇現實主義”、“樂觀現實主義”、“超現實主義”與“魔幻現實主義”，等等。蘇聯時期，最著名的是高爾基的“批判現實主義”和全蘇第一次作家代表大會正式寫進作家協會章程并規定為蘇聯文學基本創作方法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我國，除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一度被确定為中國文學基本創作方法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及其變種“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革命現實主義”外，還有“新民主主義現實主義”、“進步的現實主義”等。“現實主義”這種驚人的繁殖力，表征的正是作為文學傳統的創作傾向屬性，而非文學思潮。

三

19世紀中葉，巴爾紮克等現實主義作家确實創造出堪稱經典的文學作品，一時間構成了“現實主義”勃興的繁榮局面。但他們的藝術成就不應簡單歸諸反對浪漫主義或複歸作為西方文學傳統的“摹仿現實主義”。事實上，已然處于現代文學區段上的19世紀西方現實主義，明顯不同于傳統的“摹仿現實主義”。

作為現實主義代表人物的司湯達與巴爾紮克，不論文學觀念還是創作風格，都完全無法用“摹仿現實主義”的尺子來度量：他們既有浪漫主義的痕迹，又有不同于一般浪漫主義而屬于後來自然主義的諸多文學元素。基于此種狀況，有文學史家将19世紀西方現實主義喚作“浪漫寫實主義”；這種“浪漫寫實主義”，作為一種“現代現實主義”，雖在“寫實”的層面上承襲了舊的“摹仿現實主義”，但也在更多層面上以“現代性”構成了對“摹仿現實主義”傳統的改造與發展。

藝術活動畢竟是最張揚個性的人類活動，事實上，任何一位偉大作家的創作，都不可能用一個什麼“主義”的術語或标簽蓋棺論定。文學史研究應把思潮研究、作家研究、作品研究區别開來；文學思潮層面的宏觀研究不能代替對具體作家、作品的研究，反之亦然。

基于此，從外在原因考察19世紀中葉西方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繁榮局面的形成，至少有如下因素值得認真評估：一是浪漫主義文學革命帶來的對傳統文學成規的沖擊，為這一代作家釋放創作潛能提供了契機；二是現代社會開啟了“上帝之死”的文化進程，動蕩不安的多元文化語境給19世紀中葉西方文學創作的繁榮帶來福音；三是工業革命加速推進積累起來的諸多社會矛盾和問題，在19世紀中葉催生馬克思主義的誕生與流行，對文學家的文學創作當然也會釋放出巨大的召喚效應；四是自然科學成就對人的鼓舞、科學精神對社會科學的滲透，激發了作家通過文學創作“研究”、“分析”社會和人的生存狀況的濃厚興趣，強化了文學創作的“寫實”與“再現”理念。以上種種因素，都催發了現實主義創作傾向發揚光大，助推了19世紀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與繁榮。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19世紀西方文學思潮研究”首席專家、浙江工商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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