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洛陽名園記後（李格非）二

早期吉林省四平市的一個企業家，曾經給下屬下達一個指令：不允許工作時間以張姐、李哥相稱呼，隻叫他們工作職位。那時候他還沒有被定性為黑社會團夥，整個公司迸發出來的工作鬥志已經叫人不可小觑。如果給他一段時間發展，我相信他可以洗白到一絲一毫也叫人看不出往日的猙獰！

同樣，從北宋一開國，趙匡胤就意識到内部管理機制會面臨傾軋和内耗。政治家的警覺是突如其來的，是天馬行空的，是未蔔先知的，是無法以目前表面形勢分析出因果的。

建隆三年（962年），趙匡胤明令，“及第舉人不得呼知舉官為恩門，師門及自稱門生”。

鑒于唐末五代的藩鎮林立，尾大不掉，北宋一開始就确定了以文治天下的國策，卻沒有想到沒有鋼刀利刃，這些文人的如椽巨筆同樣可以銷骨擊魂，而且更加傷人于無形，腐蝕的更加全面透徹，更加轟轟烈烈。

最可恨的是現狀已經血淋淋擺在桌面上了，他們仍然振振有詞，各自都充作受害者模樣，舞文弄墨，滿身是理，大叫撞天屈！

大不了“歸園田居”了，于是我的山水更加韻味隽永，身後留下的一地稀屎亂攤子與我何幹！

書生誤國啊！

北宋時期，文人們終于全方位占領曆史舞台，翰墨之香彌漫公堂，大臣的地位達到頂點，他們馬上給全天下補上一堂生動淋漓的政治課：殺人不必非要用刀，用筆也一樣能殺人！

寬松的政治環境豢養出一大批追逐權力，蠅營狗苟的政治機器，他們一邊之乎者也，一邊吟風弄月，一邊上下奉迎，一邊标榜清高。一步一步走向拉幫結夥，結成各自的政治陣營，更叫人咬牙的，他們對此尚不自知，等到幡然醒悟，已經深陷黨争，不能自拔。

比較典型的“窩裡鬥”有：真宗時期的王欽若和寇準之争；仁宗時期的呂希簡和範仲淹之争，緻使“慶曆新政”半途而廢；神宗時期長達50多年的“新舊黨争”，緻使王安石變法起起落落，一會兒拿起一會兒放下，朝廷政令朝令夕改，大臣及民衆無所适從。

這樣的情況其他朝代也曾上演，比如為期40年的唐末“牛李黨争”把大唐推向崩潰；明末黨争，“東林黨”、“浙黨”、“齊黨”、“楚黨”一同發力，終于把崇祯皇帝逼上梅山上吊。

沒有内憂，引不來外患。

據說草原狼一眼就能看出牛群裡哪隻身體不太好，然後就死盯着它不放，直到它身體不支倒下。

政權由“内卷”而“内耗”，由此衍生了各種官場腐敗的溫床，社會機制逐漸糜爛，社會矛盾呼之欲出，外來侵略也便禍不單行。與其說外侮入侵導緻“靖康之恥”，不如說北宋自己打敗了自己！

組織的崩潰一直就是從内部開始，外來幹涉充其量隻是一個誘因。

一個雞蛋臭了，堅持到最後的，一定是那層看上去還算完好的外殼。

“新舊黨争”一開始還算是政見不同，但仍是從國家出發。發展到最後，無論對錯，隻要是政敵所說，我就反對！這個時候，已經不是政見問題了，完全蛻變為個人恩怨。

王安石變法，其主導思想毋庸置疑，表達内容也是切中時弊。但是他實施不行，施行不利。王安石的方向對，隻是他選擇了螃蟹步，橫着爬行，手術創口太大，造成民衆愈苦，并且，他所任用的執行者但求聽話好用，在社會上口碑實在太差——說白了，他沒能把國家的精英力量集中在自己的陣營。

當時所謂敵對派“元祐黨”的骨幹成員有司馬光、文彥博、蘇轍、蘇轼、黃庭堅、秦觀，陣容之強大一望可知。

按照文人的思維，沒能成為朋友，就将成為敵人。

趙本山說：“人生不在飛多高，在于安全落地”。你有一身本事，千條妙計，不為我所用，最高的價值隻能達到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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